楊東龍：不可言說的空間 | 香港手語

（原文：普通話）

張曉剛：把這個作品當作一個系列的正式開始是1994年，然後，它的靈感來源和準備工作，大概是1993年下半年開始的。其實起因很簡單，就是來自於對家庭老照片的一個發現，感覺為甚麼照片會那麼觸動我。歷史裏面包含很多的東西，是過去我們忽略的東西。而且，看我的家庭的照片吧，看到我父母的年輕的時候，跟我們的青春的這種對比，就感觸很深。我就覺得「家庭」這個概念很有意思，一個是我覺得我的「大家庭」，跟我個人的家庭的影響也有關係，另外一個就跟我的生活的環境也有關係。

我覺得我始終很關注我們的家庭裏面的變化。另外一個在我生活的單位上，我們的學校是吃、住、教學、創作，全部都在一個院子裏面的這麼一個單位。我天天在那兒，我就感覺好像也像一個家庭一樣，人和人的關係那樣複雜。後來隨著我的家庭發生了改變，因為我孩子在1994年出生，（孩子）出生以後對我個人的生活發生很大的改變。這個時候大客廳裏面開始出現小孩，聯想到我的童年、少年，這個時候「家庭」增加了一些深度了，就不是表面的一個公共和私人之間的關係了，它可能就像後來取的名字一樣，跟血緣也有關係了。

從黑白的中間，我喜歡使用一點其他顏色，包括一些光斑、紅線這些處理，來加強這個被改動的部分，但是顏色都是沒有冷暖的關係，都是黑白的關係。只有色階的關係，沒有色彩的關係，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而紅線最早還是受芙烈達（Frida Kahlo）的影響，但她有另外一個意思——生命跟生命有關。我也想把這些人都串在一起，他們可能是親人，也可能是朋友，也可能互相都沒有關係。我想這樣把它像個網絡一樣串在一起，形成一個家庭的感覺。

（原文：英語）

石漢瑞：我敢說，有甚麼樣的客戶，就有甚麼樣的設計師。如果你遇到一個銳意創新的設計師，就千萬不要錯過。

與我合作過的很多客戶，名稱都有「香港」二字，例如香港上海滙豐銀行、香港置地、香港上海大酒店、香港國際航空等等。我想毫無疑問的，那是為香港建立品牌，打響其名號。

我在1961年來港，那時我正為一本名叫《The Asia Magazine》的雜誌工作。它在紐約有一個辦公室，當時他們決定逐漸進駐香港，我就打算來闖一闖。

我來香港的時候，是做了充分準備。其中一點是我帶了很多「彈藥」。我的武器有兩種：概念和對比。我一直為中國視覺文化及日本文化着迷，我也盡量將之運用，但同時會加上一點現代元素，正如我所說，一些已知和一些未知的事物。

其中一樣我很引以為傲的東西，舉例來說，就是牛奶公司的標誌，它在中英文絕對對等。我們使用相似的字體，雖然分別是英文字母和中文字，但我們讓中英文看上去感覺一樣。顏色相同，字體大小亦一致。它們可以互換使用，而那代表了一種彼此尊重。

我創立自己的公司後，承接了各式各樣的項目，其中一項是設計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的鈔票。我使用了銀行大樓的外觀，銀行的舊大樓外觀很獨特，我也使用了獅子作為銀行的吉祥物。你需要有一些能抓住觀者注意力的東西，足以令你的產品，你希望推銷的任何東西，在競爭者之間以及流行的風格當中脫穎而出，這樣你才有突出之處。

我沒有讓自己定型為酒店設計師、書刊設計師、鈔票設計師，又或是設計舞廳的，是以全才的設計師自許，可以設計海報，可以設計包裝，甚麼都能設計。

困難之處在於要令設計富有趣味，讓人觀看年報或宣傳冊內的插圖會覺得賞心悅目，並令圖片不只為說明某些內容而存在的附屬品，而是本身就是有其價值的精彩事物。很多人不理解當中差異，但設計所表達的情感、蘊含的概念，以及你所下的工夫，就是能吸引和打動人的要素。

（原文：粵語）

何藩：其實我偏向喜歡黑白。我不是不拍彩色照，但我發現一件事，彩色沒那麼適合我的世界。黑白給予我一種距離，怎樣的距離呢？跟現實人生的一種距離。我覺得這個距離很重要，現實人生是七彩繽紛，黑白好像抽離了一樣，更能夠令觀眾、觀者，有一種思維，一種沉思默想的空間和深度，跟我、大家產生共鳴。

我好喜歡黑色。黑色好像一種力量，好偉大，好神秘，好像可以主宰世界的一種力量。我覺得我拍照很隨意，意之所至。例如我住在半山麥當勞道，中區，我由中區走下來，當時沒有地鐵，就揹着相機，由麥當勞道半山走下去，路見橫街窄巷，煙霧迷離，有些小人物，芸芸眾生，草根階層，弱勢社群。我覺得他們所表達的一種香港精神，是最令我難忘的，小人物拼搏求存，一直在掙扎奮鬥。

我很注重光。我覺得攝影是光的藝術，我要光合我心意，不談對錯，便要等光。當時有感而發，我就表達當時的心境，我的一種感覺。大文豪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說過，他說藝術除了感動之外，便甚麼都不是。偉大！他說得偉大。

這一張呢，我必須坦白告訴各位，不是我的功勞，是上帝跟我開的一個玩笑。根本我不是在拍小孩，底片是四方的，實際上我在拍電車路。初初看，實在不行，看著看著，一旁有兩個小孩，更好玩，更有趣。放學後，兩家那樣，這樣好像⋯⋯有著節奏一樣。我喜歡玩剪裁，像製作電影一般，我很喜歡玩剪接，那是怎麼樣呢？剪接可以令你的作品起死回生。攝影也是一樣原理，那邊是死的，這邊是活的，那就把它剪掉。真正的好相片不在相機，而是在你本身，是在你的眼，在你的腦，在你的心，不是在於冷冰冰的機器。

（原文：普通話）

曹斐：《誰的烏托邦》的創作裡，我當時分了很多步驟，一點點去接近這個結果。所以一開始做了一些問卷，要求工廠發散給不同生產崗位上的員工，最後確定了大概二、三十個員工，作為我們這個項目小組主要的工作坊的員工，然後就每週定期跟他們聚會，還有做一些小的工作坊。所以在這過程裡面，慢慢發展到他們每個人身上的故事。因此在這影片裡面，其實也將她們一些沒被實現的願望或者夢想，在工廠裡面的舞台給他們做了一次呈現。

那影像裡面又分了三段式。第一段就叫做「產品的幻想」，因為我們做了大量的紀錄影像部分，也花了這半年時間的一部分，拍了不同生產線上、流水線上的環節。在聲音部分，觀眾除了能聽到隱隱約約的機器的部分外，例如張安定他對聲音也做了一個抽空的、重組的一個處理，所以你既像在工廠環境裡面，但它又有一種比較空靈的感覺，就能把工人的內心那種孤獨的東西給勾出來。然後，影像的第二部分就是童話吧，是吧？就是看工人們在這個生產環境裡面跳舞，舞蹈包括芭蕾舞、霹靂舞。這一部分的結尾，是在他們宿舍裡面，看著這個廠區、這些貨車、物流輸送到遠方。最後就是每個人的肖像。

所以我覺得，很多觀眾在看第一部分的時候以為是純紀錄片。它很有意思，因為它是個燈泡廠，它是照亮我們這個物質世界，但同時有沒有照亮他們這個內在，或者有沒有照亮他們的生命呢？所以也是這個影片的題目，《誰的烏托邦》。我沒有用到問號，很多人問到打這個作品的時候是不是加一個問號，其實我說不需要一個問號，因為這個「whose」就是代表了誰的。所以這個問題也在問我們、也在問他們，就是我們的烏托邦是由誰來建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