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聿銘建成的地標式建築舉世聞名,但他的未竟之作,卻揭示了他在不同階段的創作手法,並從中可見一些後來經過錘鍊並付諸實現的理念。
貝聿銘建成了許多膾炙人口的地標式建築作品,但他也設計過不少因種種原因而未能實現的建築物。事實上,建築師的未建成項目,經常會為他們未來受委託的項目埋下創意種子。不論是設計拉德芳斯商業區項目時所考慮到、後來用於大羅浮宮項目的對巴黎歷史中軸線的謹慎處理,還是出現在雙曲面大樓和寶麗來大廈的玻璃外牆和鋼製外骨骼結構,透過探索貝聿銘事務所的幾個未建成項目,我們可以一些未被實現的設計概念,有時會出現在後來的其他項目中,甚至得到進一步發揚。
「貝聿銘:人生如建築」特展中的未建成項目檔案資料,不少都是首次向公眾展示。這些資料不但揭示了貝聿銘在職業生涯不同階段中對建築設計的思考脈絡,還廣泛地展現了他對結構創新的堅持,以及將建築視為城市有機體一部分的觀點。從貝聿銘及其他建築師的例子可見,這些未竟之作同樣能顯示了他們的進步和發展,以及這些建築師在不同時期的不同作品中一脈相承的設計思維。
1. 上海華東大學(1946–1948)
《今日建築》1950年2月號雜誌還刊登了聯合建築事務所(The Architects Collaborative)設計的上海華東大學,該事務所由華特‧葛羅培斯於1945年聯合創立,貝聿銘曾任職其中。這個項目由貝聿銘母校上海聖約翰大學附屬中學背後的機構──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於1946年委約設計。葛羅培斯邀請當時在哈佛大學設計學院任助理教授的貝聿銘參與此項目。貝聿銘一直參與此項目,直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董事會擱置所有在中國大陸的工作為止。
華東大學的設計既非仿照已絕跡的傳統,也不是照搬歐美風格。在景觀園林中,水體上有抬柱,而抬柱上有互相交織的結構,這是從經濟、實用和文化方面着眼,對校園生活體貼入微的回應,同時反映中式古典園林設計中那種與自然環境息息相關的特點。雖然此結構採用方正的設計,並以現代物料建造,但其形式和空間處理仍然以傳統為基礎。
分佈在校園各處低矮的教學大樓和宿舍,均按人體比例設計,每座建築物的寬度能容納一間教室和一條外廊。不論是鋪瓦片的斜屋頂、廊道、庭園,或是用以分隔室內室外空間的玻璃和鋼筋混凝土支柱,全都強調建築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合一,並在溽暑帶來自然通風的效果。
2. 紐約圓形螺旋公寓(1948–1949)
貝聿銘未建成的圓形螺旋公寓,將每間楔形的公寓以錯層方式螺旋堆疊,組成二十一層高的圓柱體。公寓之間的承重牆在樓層之間垂直對齊,相鄰單位則以相隔半層樓的距離交錯編排,這樣令它們可以斜向地連接起來,形成複式單位以及更大的佈局。該建築系統允許住戶因應需要擴展或縮小公寓,在生活空間中引入基本的靈活性。
從圓形螺旋公寓的平面圖中可見,貝聿銘將公用設施集中在建築物的中央,創造出暢通無阻的靈活生活空間。建築物中央細長的交通核心筒內容納了電梯和樓梯,向外連接環形走廊。每層樓共有四套公寓。公寓的廚房及浴室空間在大樓中形成一個機電系統圓環,集中所有管線設備。主要生活空間從機電系統環向外延伸七米半,連接最外環的私人露台,總計面積超過七十四平方米。
3. 紐約雙曲面大樓(1954–1955)
雙曲面大樓是貝聿銘設計的第一座摩天大樓。這座高108層的塔樓,本將成為紐約公園大道新的交通樞紐和綠化地標,以及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辦公樓。為配合興建,須拆除中央車站,並引導車流沿弧形高架橋繞道。瀕臨破產的紐約中央鐵路公司董事長羅伯特‧揚(Robert R. Young)認為,在戰後急速發展的情況下,徹底重建對鐵路行業的生存至關重要。然而,雙曲面大樓項目在1958年羅伯特‧揚過世後就被擱置。
當貝聿銘獲邀設計一座可充分利用紐約中央車站上蓋空間的使用權,並為陷入發展困境的鐵路行業注入活力的新建築時,他構思出雙曲面大樓。顧名思義,這座樓高456米,是一個立體的閉合雙曲拋物面結構,其以垂直支柱構成的核心筒,包圍電梯井、走廊、空氣循環系統,外部傾斜的支柱交織成斜網格狀的外殼。這種高效的管型外圍支撐結構,令建造雙曲面大樓所需的鋼材使用量,與體積比它小兩成的帝國大廈相同,而且對側向風荷載有更強的抵抗力。貝聿銘的方案革新了利用雙曲面的應用範疇。在此之前,這種結構僅應用於開放式格狀基建塔樓建築,以及大跨度的薄殼混凝土結構。
4. 麻蕯諸塞州劍橋寶麗來大廈(1969年)
這座有四十五層的高樓是貝聿銘為寶麗來公司設計的新總部,位於麻省理工學院附近名叫肯德爾廣場(Kendall Square)的科技區。它的外部支撐結構,把橫向和斜向的鋼製構件結合在巨型桁架系統中,這種設計令人想起未建成的雙曲面大樓。格狀支撐架之內是儲氣槽形狀、以玻璃覆蓋的大樓結構,其纖薄的地板從大樓邊緣延伸至中央核心筒處,兩者間是無柱的室內空間。格狀的外骨骼迥異於1960年代常見的建築設計,直接將建築的結構系統呈現人前。
5. 巴黎拉德芳斯之首(1970–1971)
在1960年代末,大羅浮宮項目開展的十年前,貝聿銘設計了拉德芳斯之首,這是一座位於巴黎拉德芳斯商業區的辦公大樓。拉德芳斯之首是貝聿銘事業上的轉捩點,為其日後廣為人知的項目奠定基礎。巴黎歷史中軸線以羅浮宮為起點,穿過協和廣場和戴高樂廣場,並以拉德芳斯商業區的大型辦公樓為終點。除了想要保護巴黎歷史建築的視野不受阻擋,貝聿銘還把這個項目視為一個須細緻處理的都市設計難題,如研究新商業區的往來出入路線、車流、基礎建設等的問題。他設計了兩座高189米的塔樓,兩座建築物在基座部分呈弧形彼此相對,不會阻擋從凱旋門看過來的景觀。
在亞拉多‧科蘇塔日後提出的修改方案中,將貝聿銘的雙子塔連在一起,形成一個呈拋物線的結構,同時凸顯下方的公共廣場。然而,兩個方案最終都没獲採納,直至1989年丹麥建築師約翰‧奧托‧馮‧施普雷克爾森(Johan Otto von Spreckelsen)設計的拉德芳斯大凱旋門(Grande Arche de La Defénse)在原址建成。
6. 新加坡濱海南發展計劃(1982–1983)
濱海南發展的地皮是1970年代填海造陸而來,毗鄰新加坡殖民時期及獨立後時代的中央商業區。身為監督新加坡填海項目的建屋發展局局長,我提議應將這個黃金地段發展成新加坡將來的中央商業區,而非用於建設住房項目。政府接納了我的想法,並讓我推薦一位負責項目的規劃師。我在1960年代後期在紐約和貝聿銘共事時,曾在幾個項目中合作,包括貝德福德一斯泰弗森特區的重建。於是我向政府提議找貝聿銘。貝聿銘深知道中央商業區並非只是一個商務區域,同時亦是城中最重要的公共空間。然而,在我辭任公職後,貝聿銘的提案就被束之高閣。
──劉太格
劉太格曾任貝聿銘及合夥人事務所的建築師兼規劃師(1965–1969),之後返回新加坡,加入建屋發展局任首席建築師兼局長(1969–1989),並在市區重建局据任總規劃師兼局長(1989–1992)。
由於城市規劃項目的結果難料,貝聿銘的事務所在答應負責這類項目時都是慎之又慎。他們之所以會接受濱海南發展研究的委約,是因為這原本是獨家委約。然而,新加坡內閣要求提供另一個方案以作選擇,於是向丹下健三發出了類似的邀約。丹下配合地塊鄰近的高速公路曲線,設計出放射狀的規劃方案。這和貝聿銘方正的網格設計大相逕庭。最後貝聿銘的提案得到接納,皆因新建的市中心可與現有的中央商業區街道網格無縫銜接,也可讓地塊分階段發展,並且無論在任何發展階段,整個區域都可以保持完整。雖然貝聿銘構想的方案幾經修改,但它為最終的總體規劃奠下基礎,對於塑造出經濟上可行並且景色怡人的濱海灣影響甚巨。
本文的引言由陳迺安撰寫,其餘部分則改編自王蕾和陳伯康所著的《貝聿銘:人生即建築》。
歡迎於10月12日參與展覽聯合策展人王蕾將與建築史學者羅坤的「重思建築專著──《貝聿銘:人生如建築》講座」,聽他們分享編寫該書的理念和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