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天蘭：我工作這麼多年，沒試過只做一件事。我經常都是多線同時進行，很多界別我都參與其中去「玩」。我用「玩」這個字絕對不是兒戲。我在香港土生土長，青少年時期去了加拿大。我當時是藝員，要演出、唱歌、當主持，但同時我也拍電影。拍電影時，我不只在幕前演出，在幕後也做製片、副導演等。當時是1978年、1979年、1980年，是香港百業騰飛的時間。大家都可以創作一些東西，亦有一些平台出現，這是很難得的發展機緣。

《號外》它比較時髦，比較有年輕人對世界流行文化的敏感度。我們當初做《號外》的時候，大家都沒有長遠的計劃，只想開開心心地做一本城市雜誌，反映當時的香港。我們的雜誌在1982年加大尺寸後的第一期，整個形象也改變了。於是找了張叔平幫忙構思怎樣設計封面，我就幫忙替封面人物化妝和處理各種安排。

至於在製作費不足的情況，又想做出好的成果，就得靠自己的資源。我經常將家中的東西拿去拍攝，譬如有一個很特別的封面。這個人到現在也沒答應過當其他刊物的封面人物，那年是她40歲的生日，那就是作家亦舒小姐。我只給她一件黑色的長袖上衣，為她化一個淡妝，還有展示她長長的頭髮。後面的背景是甚麼呢？其實是我從家裏拿來的一張毯，而這張毯是我當時的朋友林子祥送給我的生日禮物。

林保怡當時剛入行不久，他是我公司黑白唱片的製作助理。他那時很陽光，又很年輕，他當時好像才二十多歲。封面概念是甚麼呢？就是請他坐在我女兒岑寧兒兒時的吹氣游泳池，我們讓他坐在游泳池中間，再從旁邊的高梯上，一次又一次地倒水在他身上，而他就要做反應。最後我們選了這張當封面。當時的我們只要可以玩，有工作就行，「可以這樣嗎？做吧！」不會去計較。

我真的是由《號外》開始，才發現自己有點美藝、設計方面的⋯⋯該怎樣說呢？天分嗎？有天分也要有練習的機會。當時每個月在那裡做的所有跟設計或者造型設計相關的東西，的確就是我練習的遊樂場。在不太長的時間裡，這個潛質竟然鞏固成我的職業，我成為了形象顧問。

設計唱片封套，我絕對會依照人和歌（的特質），或者這張唱片的概念。這些資訊要經過融會、思考，因為包裝也是用來襯托這兩點。《千個太陽》當時⋯⋯我非常熟悉它的製作，由零開始到選歌、錄音，葉德嫻和陳潔靈合唱等我都知曉。我想走華麗、燦爛、明亮的路線。我從一塊織錦布上得到靈感，就想到要做一件衣服給葉德嫻。於是我從人出發，開始設計人的形象。她的髮型是很乾淨的，只是一條馬尾，她的首飾是傳統的景泰藍，化妝也是我替她化的，有少許東方感，眼線稍微向上挑，因為《千個太陽》這首歌是很熱血、很有力的。我想表現一種如太陽般燦爛的熱力，所以音樂給予我的顏色、感覺，跟織錦布給我的感覺似乎可以交織在一起。

當時我的確覺得形象打扮不只是銀幕上或舞台上需要的東西，即使不是公眾人物，也不等於不需要留意自己的形象。因為每人出落的打扮其實都是一些訊息，是他們對自己的認識，亦表現他們對生活是否有要求。誰不是每天都面對觀眾？只不過不一定是上台而已。我可以說「架勢堂」，就是我把這種想法付諸實現的平台，是我把對形象的知識帶到尋常百姓家的地方。

電影的服裝造型工作主要是幫忙說故事，而這些造型需要由我們去創造、去實現，令觀眾在看電影時忘記演員是誰，信服這是戲裡的人物，並跟隨情節走下去。我記得有部電影叫《東成西就2011》，也挺有挑戰性的，因為它除了現代人物的衣服，那七、八個主角還是神，所以在人間的時候，他們各有各的性格，我們要設計進服裝裏，然後他們在天上的服裝也要有其特色，還要有所連繫。我覺得從跳脫、靈活或時髦、有趣的角度來說，我能滿足導演的要求。

作為電影美術學會的一員，近年，我也以行動去實踐所想，就是讓更多人了解電影美術和服裝造型這個行業，並將它傳承下去。所以我們開班授徒，講解我們的行業，讓他們看更多電影。為電影服務是你的嗜好，嗜好是開心的，是關乎玩的。

這個字經常出現吧，這個「玩」字。我想這是我的態度。我不是說要不負責任地去玩，我用「玩」這個字代表我去享受它。雖然我現在已經幾十歲了，但工作起來仍然有很多東西學習，是一種成長。我想我這個口頭禪不會改，我會繼續玩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