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小寧和他偷運得來的攝影機

這是一個關於地下電影製作、激進藝術和審查的故事。1979年，池小寧製作了《星星美展紀錄片》，這是唯一流傳下來記錄「星星畫會」激進行動的錄像。「星星畫會」由一群中國前衛藝術家組成，他們崇尚個人特質和色彩，並致力捍衛表達自由。此錄像片段的唯一拷貝就在M+館藏之中。

電影製作人Andy Cohen在其2020年的作品《北京之春》中，節選了部分的錄像片段。以下，他將講述池小寧在當時審查制度嚴格、藝術常須向官方政治宣傳靠攏的時代，如何大膽無畏地攝製影片。在即將舉行的「M+ 放映」活動中，《北京之春》為選映作品之一。

1980年代之前，中國紀錄片大多用於政治宣傳，服務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批判該黨的觀點遭受禁制，人們能聽見的聲音只有一種──政府的聲音。電影製作人皆遵從毛澤東的訓言，即藝術作品須反映人民大眾的生活，為工、農、兵服務。當時編寫的劇本和上演的電影皆圍繞「模範人物」而非日常題材，以教條式和公式化的製作風格，為政府政策鳴鑼開道，歌功頌德。

直至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形勢開始變化，出現改革的跡象，預示後來稱為「北京之春」的時期。毛澤東於此前幾年逝世，國家在經歷三十年壓制、喪失逾五千萬條人命後重新覺醒。新任「最高領袖」鄧小平不僅嘗試實行經濟改革，也放寬對言論自由的箝制，甚至默許人民在北京市中心一個易於管控的地點公開張貼批評政府的大字報。那是一面在天安門廣場西側沿西單大街延伸的磚牆，後來稱為「民主牆」。

民主牆的原意是讓工人和農民抒發在文化大革命時承受的冤屈，然而，藝術家和社運人士很快就抓住這個機會，在這個顯眼的地方張貼他們的激進作品。這些藝術作品和文章不僅暴露了國家所經歷的苦難，也聚焦於平民百姓當下的困境，同時強調每個人皆是獨特而平等的，有權公開表達思想和情感而不受壓迫或箝制。

年輕的北京電影製作人池小寧利用這個時機，以不同前人的風格拍攝了關於這場民主牆運動的非官方紀錄片。池小寧選擇以某一群體的大膽行動為影片焦點，那是一群源起自地下雜誌《今天》、自稱「星星畫會」的藝術家。創辦人之一馬德升解釋名稱背後的寓意：「在我的成長中，天上只有一顆星，那就是紅太陽毛澤東。繁星代表人民，每個人都是一顆星。」

為了實現計劃，池小寧須先克服主要的障礙：找到攝影機和電影膠片，兩者皆非普通百姓可以擁有之物。幸而，池小寧的摯友任曙林是少數懂得操作攝影機的人，更有門路取得這些器材。

任曙林在1979年5月被分派至煤炭科學院工作，負責拍攝關於煤礦安全的官方紀錄片。他後來憶述：「從單位『順』出一兩盒膠片容易，多了，就要積攢些時日，特別是要把攝影機拿出來，我當時想了不少主意。」最後他偷運成功，跟池小寧兩人在9月27日開始拍攝。這是「星星畫會」於北京中國美術館外的圍欄懸掛作品，舉辦非官方展覽首天。與此同時，美術館內正舉行一場展示官方政治宣傳藝術的展覽。

除此之外，任曙林偷運出來的膠片品牌名為「代代紅」。他憑着知識和勇氣擔任池小寧的攝影助手這個重要崗位，在美術館東牆樹木的掩護下，冷靜地裝卸膠片。任曙林在人群之中穩妥保管膠片，避開便衣警察監視，並不斷為池小寧換上新膠片，讓池小寧可以持續拍攝圍欄外的「星星美展」。

任曙林偷帶出來的是一台甘肅光學儀器廠（甘光）生產的手動上發條電影攝影機，這為池小寧本已艱巨的任務帶來更大挑戰，因為他希望捕捉眼前發生的真實事件，但攝影機每次上發條只可拍攝三十秒，整盒膠片亦只可拍攝三分鐘。這樣的時間限制，加上要避開警察，都在考驗池小寧的臨場應變。

池小寧爬上圍欄背面，拍攝途人觀看展品時訝異驚歎的面部表情特寫。跟其他「星星」藝術家的作風一樣，池小寧關注平民百姓，例如工廠工人、帶着學生的老師及老人，記錄他們因多年來緊跟官方政策，習慣隱藏在面具下的真摯情感和隨意表現。

「星星」藝術家的作品運用自由形態和抽象元素，具備新穎獨創的現代主義風格和內容，為影片增添後設藝術的層次。池小寧在一個視拍攝這舉動為抗議行為的年代，為前衛藝術家拍攝了一部前衛電影，這正是為藝術而藝術，並為了表達自由而製作關於表達自由的作品。池小寧的鏡頭揭示了觀眾觀看這些前所未見的藝術作品時的表情，這些作品有的挑戰共產黨一直宣揚的美學規範，有的刻畫以扭曲現代形態呈現的女性裸體。對「星星」藝術家和對更廣大的藝術原則而言，展覽的首天得到圓滿成果。

翌日早上，池小寧和任曙林回到美術館外的圍欄，為攝影機裝上膠片準備拍攝。此時警察突然來到，把星星畫會的展品拆除。當警察逼近，池小寧鑽進人群，在一片混亂中轉移陣地，任曙林後來形容他「拍攝作風像戰地記者」。警察從圍欄撕下展品後，把池小寧和任曙林包圍起來，二人無從逃脫。警察沒收了池小寧的攝影機，並拿走放在任曙林的書包裏拍過的和沒拍的膠片。

「我當時很緊張，」任曙林憶述：「機器要被扣，單位還不開除我。小寧很沉着，在一間空曠的屋子裏依理據爭。」他們被關在美術館內一個沒有窗戶的房間，幾小時後，膠片和攝影機竟突然莫名其妙地歸還他們。那天當權者對藝術家生起同情之心，令人難以置信。

另一方面，「星星畫會」的藝術家為展覽被中止和作品遭沒收而十分憤慨，他們聯同其他政治運動活躍分子策劃示威集會及遊行。他們心裏知道，組織者也許要為此身陷囹圄。

當時「星星」集會受外國媒體報導及記錄，對共產黨領導來說是一次重大挑釁。遊行計劃在10月1日舉行，那天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的國慶。原來的國慶大巡遊因毛澤東於1976年逝世而取消，而「星星畫會」成員及其支持者卻以遊行取而代之，計劃由民主牆遊行至北京市委大樓。池小寧打算隨行拍攝，卻告訴任曙林別去，因為一旦被抓，他將需要任曙林幫忙沖洗和剪輯影片，二人不可一同被抓去坐牢。

遊行開始，池小寧站在民主牆上拍攝。當隊伍向着市委大樓前進，池小寧帶着攝影機在當中穿梭進出。他走進工廠，以工人視角從窗邊拍攝遊行；他把鏡頭移向駛經遊行的巴士，把鏡頭拉近捕捉乘客從車窗注視遊行時的反應；他也拍攝示威人群在街上冒雨前進，並放大水坑上紛沓的腳步。

當遊行進行之際，任曙林正整天焦急地等候朋友的消息，當年尚未有手提電話和傳呼機。池小寧手執一部16毫米攝影機，在十分顯眼的地點拍攝，難免再次招惹當局無處不在的耳目注意。據池小寧的朋友兼「星星畫會」藝術家王克平說，池小寧曾告訴他自己把未用過的膠片曝光，以此瞞騙警察，令他們以為膠片已報廢，藉此保存片段。影片除了展現出池小寧的無比才華，他在拍攝過程中一直冒着被捕的風險，亦使其影片更精彩和更有緊迫的臨場感。

池小寧拍攝了圓明園公園湖畔的恬靜景致作為遊行的輔助鏡頭，與影片裏主要的動作片段形成鮮明對比。然而，在看似寧靜的假象之下，輔助鏡頭其實同樣前衛。從天氣狀況明顯可見，池小寧於兩個不同的時刻拍攝。在第一天，平靜的湖水與人物神態一致，他們在湖上划船、彈吉他、打麻將、在林間小徑漫步和野餐。這樣的悠閒慵懶，與官方紀錄片中「模範人物」的「英雄」行為背道而馳。湖面波平如鏡，亦呼應展覽首天的風平浪靜。

在第二天的輔助鏡頭中，強風吹得樹木歪斜，橋上的紅旗獵獵翻動，影射示威遊行的混亂。池小寧藉拍攝公園內截然不同的天氣，對應影片人物的內心情緒，以及圍繞他們的政治事件。這些輔助鏡頭以帶有擬人和自省意味的特寫呈現日常事物：如軍隊般排列的無人小艇、一箱箱的空汽水瓶（可口可樂剛於1978年12月輸入中國）、在攤販注水的膠袋中游動的金魚，這些在當時皆是不宜於紀錄片出現的鏡頭。

這些片段的拍攝風格在今天回看非常突破創新，任曙林為此解釋時說：「〔那時的〕中國紀錄片的拍攝基本都是宣傳性質的產物，沒有拍攝者自己意志的表現。我們對這一點有明確的認識，這就決定了在思想主旨、影片結構、視覺語言使用等方面都與當時的記錄片大相徑庭。」

儘管這部未完成的影片意義非凡，人們直至最近才知道這件作品。它共有47分鐘不按序排列的原片，過去35年一直被藏起，以免被當局發現。池小寧恐怕危及家人和朋友的安全，遂把些辛苦保存的片段藏在密友家中，並要他起誓保密。

池小寧在2007年去世後，沒有人知道片段的下落，就連任曙林也沒有頭緒，因為它一直秘密地在朋友之間輾轉收藏。後來片段終於重見天日，其唯一拷貝現在成為了M+的館藏。

池小寧和任曙林的《星星美展紀錄片》，反映並記錄「北京之春」期間的社會、文化和政治變遷。在未來的歲月裏，這件珍寶將成為一眾電影製作人、歷史學家和藝術史學家發掘探索的材料。藝術和行動主義在民主牆合流，形成強大力量，促成了這個中國歷史上孕育民主運動的關鍵時刻。與此同時，因為一位紀錄片攝影師及其攝影助手勇敢無畏之舉，這些記錄激昂歲月的影像永遠為歷史留下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