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學術期刊《October》刊登了〈視覺文化問卷調查〉，提出四條關於視覺文化研究的問題，並附上藝術及建築歷史學家、電影理論家、文學評論家和藝術家的回應。獲《October》授權，這四條問題以中英文重新刊載，檢視自1996年調查刊登以來人們對視覺文化的理解有何變化。以下是官綺雲的回應。

假若我在1996年回應《October》的視覺文化問卷調查，我的答案應該不如今天這麼戰戰兢兢。當時我還是剛到美國攻讀中國藝術史的研究生，首次接觸到有關視覺文化優勝之處與藝術史前途的熱烈討論。這些討論大部分由西方藝術學者掀起，他們所關注的是：視覺文化那種包羅萬象的特性，會否抹煞歷史的特殊性；無實體的圖像（經常被簡化為「文本」）如何否定媒材的智慧；將藝術簡化為視覺範疇，又會如何收窄討論空間。尤為重要的是，它排除了藝術家反思自己與視覺分庭抗禮的自我意識。^[1]

與此同時，提倡視覺文化的人士力爭在此學術研究囊括「所有」圖像，並從根本改變其研究範圍，以擴展至視覺性的新領域和有關觀看的社會實踐。但也許更重要的是，視覺文化（以及其他新藝術史理論）促使藝術界反思自身。相對之下，我所屬的領域加入這股洪流的步伐較慢，1996年時它仍受精英學府的男性學者主導，而他們研究的對象，亦以同樣被推崇為文化領袖的男性畫家為主。對我這個一直在保守的英國體制接受教育的女研究生來說，視覺文化似乎是個氣象一新的世界。

當時視覺文化尚處於發展初期，但在中國藝術史中已略見其影響。例如文以誠1992年的《自我的界限：1600–1900年的中國肖像畫 》等出版刊物，在身分及其表述方面提出了多元中心的世界；柯律格1997年的《明代的圖像與視覺性》則探討十六世紀的圖像性和視覺流動。這位擁有蒙古文學博士學位的策展人，大力發展中國的視覺感知概念及視覺體制的意識形態權威，令其有了長足的進步。

視覺文化的一大優點，在於它能輕鬆套進其他研究方法和理論。在非西方藝術研究中，視覺文化與後殖民主義形成相輔相成的夥伴關係。強調地緣政治的後殖民研究推動了區域研究的發展，而區域研究則反過來從地理角度提供框架，約束視覺文化無所不包的傾向，從而創造一個聚焦點，勾勒出更多以往被邊緣化的範疇。這有助於實現後殖民主義更宏大的抱負：創造一張沒有「他者」的世界地圖。

視覺文化與後殖民主義研究相輔而行並不足為奇，因為它們都是衍生自後現代主義。兩者都提出了一些概念，用以評價主流英語傳統以外的文化生產，並宣揚多元主義的論點；它們同樣具有跨學科的特性，研究興趣在於權力、主體性和主體化等問題；再者，它們所運用的材料，許多都是傳統上處於主流學術研究的邊緣。然而，全球變化已令中心與邊界的位置為之改變。在這個年代，區域研究取向以外的勢力正重新塑造新邊界，而仍以地緣政治為基本框架的後殖民研究，亦受到重新審視。

為免偏離正題變成討論後殖民主義的去向（讀者如有興趣，可在其他地方找到許多相關的辯論），接下來我所要談的，是視覺文化的關注重點從方法轉向學科時面臨的限制。^[2]我想具體地談香港藝術的情況，並且從廣泛層面，闡述我對視覺文化日後重要性的關注。視覺文化對香港藝術研究的發展至關重要。某程度上，這是由於人們普遍抱有一種懷疑態度，認為藝術史學家過分着眼於考慮藝術品的自主性，並覺得隨之而來的判斷價值觀是為藝術市場服務，更不用提香港在藝術市場所擔當的角色。視覺文化既為觀眾也為那些想遠離商業化習氣的藝術家，提供另一種觀照模式。

人們不信任以藝術史方法審視香港藝術，令其作為一種論述取向的效用被邊緣化，而這種邊緣化卻被比較文學的興起抵銷了。^[3]對於比較文學的這一興起，Akbar Abbas 1998年的著作《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在書中指出，香港的一些部分不斷消失，並以「已逝」（déjà disparu）的形式自我重塑。這本書啟發了無數後繼而來的文章和書藉，它們通過不同的類似材料，包括藝術、電影、攝影、期刊、紀念品和短期出版物等，同樣將視覺描述為喪失與復得的徵象。但是，我們切勿誤以為這一系列材料便足以代表視覺文化，對之構成細大無遺的理解，因為上述組合剔除了科學圖表或建築繪圖之類無用於構成「視覺文化」的東西。^[4]

但是，如果藝術史已從香港藝術的研究中慢慢消失，那麼視覺文化的主流化就是個不折不扣的成功故事。視覺文化現已被納入學術體制，成為一門學科，幾乎每所大學都有相關的碩士課程。儘管我不否認這確是一大成就，但也擔心藝術史和視覺文化之間的鴻溝愈來愈大。這些碩士學位都不是由藝術史系開辦，這已清楚說明了問題，故此必須問：我們所教出來的學生，是否研究影像卻欠缺對之做深入探究所必需的技巧，也缺乏反詰自己立場所需的語言和知識？我已聽過太多對藝術的意象和物質屬性帶有偏見甚至恐懼的演說。將視覺文化擴展成為學科，是否犧牲了其作為研究方法的潛在批判力？

香港視覺文化研究早期的成功，確立了兩種研究方法：其一為勘察文化生產的實例，由此引伸出「香港性」的結論（稍後我將回頭討論這一點）；或將所有相關的視覺材料都解讀為「文本」，以致電影海報、帶有文字的繪畫、表演藝術和霓虹招牌，都被視為可互相比較甚至是彼此類似的材料。這兩種方法雖帶來一些饒有趣味的成果，但也有其不足之處。人們傾向以目的論取向來探討當代作品，過分輕視歷史發展和變化的力量；另外，也有一股趨勢是將視覺文化視為文化的時代精神（此亦為藝術史學家Michael Baxandall受T.J. Clarke等人詬病之處），以及社會各種細微不同的狀態和其對視覺的影響。^[5]此外，將任何無實體的影像等同於文本符號，認為兩者為可堪比擬，足以成為比較討論的題材，這一想法亦很少顧及物件之間的物理（以及歷史）差異。這種對歷史研究的缺乏（所指的歷史不只是作品背景），抹煞了歷史居中引導我們觀照事物的作用，這不同於實際所見事物的歷史。也許因着此等原因，視覺文化從未在藝術史上找到容身之所，而藝術史學家亦對視覺文化抱有懷疑。

但是，我所關注的並非藝術史或視覺文化是否應如此這般進行研究；我所提出的是，應該要有一個地方讓實體影像去擴展上述所用的方法，無論是通過視覺文化或藝術史。我也主張物件這個概念的回歸，但這是超越媒材和形式（傳統藝術史中慣常的模式），而能進入想像、直覺和經驗領域的物件。我認為這樣可以開拓更富深度的研究路線，而不只是由已不再新鮮的後現代敘事所提倡的涵蓋廣度及多元論。還有一點要補充的是，其他同儕也正以不同方法，以探討諸如行動主義、展覽和文化傳統等主題，以此來構築香港藝術。但是，我們也不可見林不見樹。無疑，要充分理解藝術是怎樣的一個文化物件/主體，我們必須解讀組成藝術品的所有元素，包括影像、尺寸、媒材、製作、演繹和壽命等；以上種種我都將之納入藝術史的範疇。如果我們要詰問影像有何作用，就不應迴避通過藝術框架去審視影像（反之亦然）。

我明白我的建議或許呼應康德的理論，但我要提出的是一種更具分析力的形式，將藝術（和影像）視為「以富有想像力的方式，藉着間接手法把所呈現的意念加以擴大延展，並須以合理的形式，賦予這些意念具體內容」。^[6]這提供了一種關鍵視角，可以聯繫藝術實踐、藝術史和視覺文化，並將歷史藝術和當代藝術結合起來──這是視覺文化一直未做到的事情。^[7]

簡而言之，視覺文化的功能是詰問而非解釋，而我們似乎忽略了這一重要區別。此刻有沒有人能明確地區分流行文化和高級文化？在這個視覺商品的世界，在此企業全球化的年代，還有民族文化這回事嗎？那些曾幾何時令人血脈賁張的字詞，現在似乎都已是明日黃花了，而且今天常常被人用來扼殺意念，而非激發思考。也許這就是我對視覺文化存疑最深的一點：當影像被視為社交生活的象徵時，我們不再試圖突破知識探究的極限。

關於香港藝術和視覺文化，還有一個問題是我必須探討的。人們反對藝術史的其中一個常見原因是，藝術史是西方的產物，我們須要一個更「香港」（通常與「中國」通用）的方法。這個「香港方法」^[8]的提議其實是「亞洲作為方法」概念的延伸，此概念的基礎來自陳光興和竹內好等學者的著作。^[9]雖然我一度頗認同這種傾向本土立場的思想，但一直不大肯定「香港方法」是甚麼意思。陳光興所提出的「亞洲」作為方法可行，是因為他視之為一個無決定性邊界或定義的地域，成為可操弄和不斷重組的靈活力量，因而可以作為批判性研究的主題。此外，陳光興的研究重點不在於提供教學工具，而是為了消除慣性思維。雖然有學者提倡香港作為「方法」這個同樣開放的概念，但它缺乏實際和真正的論說工具，並有淪於對「香港性」的本土身分盲目崇拜之虞，以致封堵了辯論的空間。到底是否真的有所謂歐洲、香港或中國方法？這種思維中把研究方法視為具有文化決定性，若循着這種思維邁進，只會為有關文化真實性的已根深蒂固的討論火上加油，當中的辯論絕不有趣，更遑論達成令人信服的定論（因為這不可能的）。

我對藝術史的立場既非激進也不新穎，但必須一再重提，因為這門一直備受忽略的學科。幾乎所有1996年《視覺文化問卷調查》的回應者都認為Michael Baxandall是視覺文化的主要提倡者，但不要忘記，儘管他不理會藝術史學家的作用，但也主張歷史重建有助人對圖像的闡釋力培養更敏銳的觸角。^[10]如果我們將視覺文化視為研究藝術史的一種方法，將會有甚麼變化？別的不說，最大的影響之一，就是視覺文化會迫使藝術史質問自己的實踐。與1990年代相比，我的領域已面目全非。

最後，我要作出一個正面的結語。在現今社交媒體當道、充斥譁衆取寵行為的高速數碼世界，無實體的圖像獲賦予更大力量。事物流動的速度和規模上的差異、運輸和流通模式的不同，以及從視覺走向虛擬的轉變，已在實體和視覺之間造成更多更大的脫節，甚至切斷彼此的聯繫。我們只須注意到貨物如何輕易地跨越邊界，而我們自身的遷移卻受到諸多掣肘和嚴謹審核，便會明白天翻地覆的轉變正重新勾勒和建構我們的感官世界。要了解這些轉變，也許視覺文化是有最大潛力引領我們邁步向前的範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