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裏光影

在黎巴嫩藝術家伊黛‧阿德南的作品中，文字和圖像交織在一起。阿德南的藝術生涯長達數十年，創作涉獵繪畫、詩歌、電影、織錦、陶瓷等多個領域。她曾說：「每件藝術品都是一扇窗口，通往一個只有藝術才能探索的世界。這些世界是無法被定義的；它們是頓悟，是願景。」我也會如此形容我最喜歡的導演和詩人的作品；在他們的創作中，文字、聲音和影像融合在一起，給予觀眾打開他們世界的鑰匙。

當M+邀請我以寫作人的身分分享對詩歌和電影的看法時，我腦海裏馬上浮現那些我所珍視的藝術家，他們的創作都有着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的世界往往由詩歌和電影雙雙組成。這些電影創作人毫不掩飾他們對文學的熱情，而詩人也總提到電影為他們的創作提供豐富養分。他們包括：詩人兼作家Durga Chew-Bose，她的社交媒體帳號顯示了她是多麼狂熱的電影迷（不得不提的是，她正製作第一部執導的電影作品）；Agnès Varda則將自己的電影創作風格描述為「電影寫作」（cinécriture）；田中絹代，其經典電影《永恆的乳房》改編自短歌詩人中條富美子的一生；還有Cheryl Dunye，她首部實驗性錄像作品啟發自一首詩歌，結合了藝術與政治。

若要理解詩歌和電影，也許最簡單直接的方法就是追溯這兩種媒介的歷史。不過這種方法也存有限制，因現有對詩歌電影的研究大多聚焦現代主義和前衛運動，並且從白人主導的歐美視角出發。有鑑於此，我將聚焦於兩位我喜歡的藝術家及其作品，分享詩歌和電影的相互影響。

Durga Chew-Bose曾經寫道，她看電影時通常聚精會神，但也總有點心不在焉。她所指的是，電影中最意想不到的細節往往使她入神，例如《屬於她們的片刻》（2016）中Kristen Stewart用包着餐具的餐巾擦嘴的樣子，或者《發暈》（1987）中Cher的臉頰在雪中變紅的模樣。她形容，令人難忘的電影畫面就如被吹熄的蠟燭──火焰瞬間消失，但氣味依然縈繞。

對Chew-Bose來說，最好的電影會為你提供切入點，例如侯孝賢的《千禧曼波》（2001）。紐約布魯克林音樂學院電影部在2018年舉辦了名為「銀幕頓悟」的節目，每月邀請不同文化人士精選一部燃起他們對電影熱情的作品，而Chew-Bose正正選擇了這部電影。當被問到為甚麼選擇《千禧曼波》時，Chew-Bose解釋說，她被電影開場一幕所震懾。鏡頭跟隨着女主角Vicky（舒淇飾）在藍色燈光下漫步於長長的拱形隧道，並加上電子音樂配樂。根據這個描述，你可能會認為這一幕並沒有推進任何劇情發展，而這也正是Chew-Bose被這一幕所打動的原因。這一幕吸引她的並不是情節，而是足以讓她陷入恍惚的情緒。

這個《千禧曼波》場景所包含的可以被描述為垂直詩學（vertical poetics）。實驗電影創作人Maya Deren於1953年在Cinema 16所舉辦有關詩歌和電影的研討會上，首次提出這種概念；她認為垂直結構所代表的邏輯，並非依靠行動推進故事發展，反之更為關注情感和意義的品質和深度；這種垂直的時刻經常出現在電影開首一幕中，正是Deren口中形成詩意的元素。

《千禧曼波》首兩分鐘的開場鏡頭並沒有線性敘事，而是專注於鋪墊電影的基調和情緒。雖然Vicky的腳步貌似輕快又無憂無慮，但在無盡的朦朧燈光映照下，她的影子卻顯得虛無飄渺。這一幕可以解讀為形容甫踏入千禧年的台灣社會：在充滿希望的短暫表象背後，卻隱藏着不安和波動的情緒。針對這一幕，Chew-Bose問道：「難道每部電影不都應該始於一個挑戰嗎？難道不都是這樣的嗎？」

同樣，Chew-Bose的首部著作《太過又沒有心情》（Too Much and Not the Mood）以一篇長達90頁的詩意文章〈心臟博物館〉開首。〈心臟博物館〉一文佔據了全書近一半的篇幅，並由一個似乎無關痛癢的問題開始：那個附有字母H的粉紅色建築物表情符號到底代表甚麼？Chew-Bose本來推測那是心臟專科診所，後來才知道它代表的是時鐘酒店。作者接着採用意識流手法，滔滔不絕的向我們分享她父親的心臟手術、讓她感覺自己是「沙漠中的戴森吸塵機」的心碎經歷，以及孟買一位把醫院稱為「心臟博物館」的人力車司機。紊亂的思緒和零星的頓悟固然難以理解，但這篇文章的價值以及與表情符號相關的複雜象徵意義，更多是在於它們矛盾含糊的存在。「『心臟博物館』一詞猶如一個具象的地方；記憶在當中時而閃閃發光，時而變得黯淡無光、不復存在，並在你最需要它們時意外地爆發。」她寫道。

這也是Chew-Bose當初被電影所吸引的原因。她樂於思考圍繞電影的未知，寫道：「沒有甚麽比不確定性那令人不安的力量更忠誠、豐富和令人興奮，讓我感覺自己剛剛觀看了一部新的經典。」對Durga Chew-Bose來說，一部電影就像一座心臟博物館──反復無常、模稜兩可，而且總是離題。

1996年，Cheryl Dunye向世界發佈了電影《尋找西瓜女》（The Watermelon Woman）；直到今天，該電影仍然被認為新酷兒電影運動的重要作品。Dunye將自己的作品稱為「Dunyementary」，一種糅合紀錄片、自傳和喜劇的獨特類型作品，突顯她作為非裔美國女同性戀者的聲音。

Dunye在最早期的作品中已致力探索黑人女同性戀主體性，並憑她的實驗性創作在電影圈嶄露頭角。她的首部錄像作品改編自酷兒表演詩人Sapphire（原名為Ramona Lofton）的詩歌《狂野的東西》（Wild Thing）。Sapphire在詩中採用了1989年中央公園五人案中一名被捕少年的聲音，當時一名白人女子在公園慢跑並遭到性侵和襲擊，五名青少年在案件中被誤判有罪，到2002年才無罪釋放。Dunye把Sapphire朗讀詩歌的聲音錄下來，配以新聞圖片和她拍攝的影像創作蒙太奇。這件作品讓Dunya意識到錄像藝術可以成為她表達觀點的方式，而「藝術和政治可以並存」。從那時起，Dunye創作了一系列短片，包括《珍妮》（1990）、《她不褪色》（1991）和《來自非洲的問候》（1995年），且經常一手包辦編劇、導演和演員。

Sapphire的詩歌常常採用粗暴的意象，鉅細無遺地描述被社會忽略的人所遭受的痛苦經歷；Dunye的偽紀錄片幾乎完全相反，以富有幽默感的手法訴說輕鬆的故事。儘管兩位藝術家的風格和說故事的方式截然不同，但他們創作的核心都是以現實元素作為虛構敘事的基石，以及針對性和種族主義等主題進行探索。

在《尋找西瓜女》中，Dunye將她自己的故事，又或是她對自身經歷的內省，與一個虛構角色的歷史交織在一起。這個角色名為Fae Richards，是位活躍於1930及1940年代的黑人女演員，經常在銀幕前飾演「姆媽」（mammy）這種刻板印象角色。電影採用紀錄片手法拍攝，直到結束時才揭露Richards的傳記為虛構的。我們之所以假定電影中一切屬實，很大程度上是因為Dunye在攝影師Zoe Leonard的幫助下，為Fae Richards創建了一個虛構文獻庫，其中包含檔案片段和生動逼真的照片。

歷史學家Saidiya Hartman將這種以檔案研究為基礎創作敘事，繼而推進推測性論證的創作手法歸類為「批判性虛構」（critical fabulation）。正如《尋找西瓜女》的片尾字幕所說：「有時你必須創造自己的歷史。」無論是在Sapphire還是Dunye的作品中，關鍵問題均是：當歷史被壓抑但又必須被講述時，你該如何創造屬於自己的歷史？透過想像Fae Richards的虛構人生，Dunye不僅對黑人女性在荷李活影壇中缺乏記載表達不滿和作出批評，亦以敘事回應那些在歷史洪流中消逝、不復存在、稀少或缺失的一切。

對於詩與電影之間的關係，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部電影的片名。導演Payal Kapadia解釋她為何將首部作品命名為《一無所知的夜晚》（2021）時說，這是她拍攝抗議現場時，一位不知名詩人在牆上寫下的一行字。她說：「我們在拍攝時偶然發現了它。」無論是電影中的詩歌，或是詩歌中的電影，只要我們用心的觀察，電影和詩歌的交融往往出乎意料之外，比我們想像中來得更為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