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西伯利亞鐵路於1892至1905年間興建之前，弗拉基米爾·奧德耶夫斯基親王已在其創作於1830年代的科幻小說《4338年》中描述一條穿越喜馬拉雅山和裏海下方隧道，連接北京和聖彼得堡的「電力鐵路」。儘管與其他描寫太空旅行的科幻小說相比，《4338年》的格局未免有點不夠宏大。可是，若果考慮到俄羅斯在1836年才開始建造短程鐵路，而電氣化鐵路更在很久以後才被發明，《4338年》也算得上構思雄奇。在小說中，鐵路將沙俄置於世界中心，而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地位則大大降低。從這方面看，奧德耶夫斯基的小說是最早的古典歐亞主義作品之一。古典歐亞主義是一場思想運動，旨在為俄羅斯建立一個獨特且能自給自足的文化空間，包納其東方根源，與西歐區別開來。^[1]

古典歐亞主義在1920年代誕生，宣揚絕對的文化相對論，批判西方的主導地位，承認文化是混雜和有所差異的。每個地緣文化空間都有其獨特之處，應該依循各自的道路邁向現代化，而非跟隨西方的步伐，即所謂歐洲文化霸權。

在當時的古典歐亞主義者眼中，世界劃分為多個各自具有相對封閉的地緣文化的領土單元，其中之一就是俄羅斯－歐亞大陸，是在具有東方特質的俄羅斯自我認同概念下聯合起來的超國家地緣文化；當中各國命運與共，亦具有各自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情況就如西歐、印度或美國。 ^[2]

可以說，歐亞主義者預視了後來由查克拉巴蒂、施碧娃等理論家提出、以文化相對論和策略本質主義為基礎的後殖民主義論述；^[3] 而最令人憂慮的是，在俄羅斯政治策略家亞歷山大·杜金的帶領下，右翼「歐亞」政治運動在今天重新冒起。杜金自2000年代起支持歐亞黨運動，借用歐亞主義為思想資源來推動一個反美而實質上是新帝國主義的俄羅斯政治運動。在地緣政治陷於混亂之際，杜金的歐亞主義鼓吹俄羅斯在歐亞建立勢力範圍的擴張目標，以海洋文明和陸地文明的對抗為隱喻，描繪一個與歐亞大陸有關的陸上體系，並譴責自由派知識分子盲目地跟隨海洋──太平洋，只懂朝西方看。

科幻小說不僅是對未知的推想，有時還可積極塑造未來的面貌。在《4338年》中，以地緣文化的企圖心與科技推測為根據的地理想像，預示了一系列「科幻現實」──一個擴張主義加速、軍事活動頻繁的大博弈時代，至今仍影響着中亞和東亞的地緣政治。

對地理的想像深植於歐亞大陸的政治主張當中。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和期間，日本受亞細亞主義思想影響，實行領土擴張，推出了「大東亞共榮圈」計劃。此計劃覆蓋東北亞及東南亞部分地區，建立在經濟、文化和政治方面連結起來的共同體。以互相提攜和共同文化為宣傳口號，主張各國在日本領導下擺脫歐洲列強的殖民統治；而在物質層面，基礎建設發揮重要作用。日本實行或策劃龐大的基建項目，打算與其夥伴合作鋪設從日本到西歐以及貫通整個東南亞的鐵路網絡。

在另一種語域中，「天下」（意指「天下萬物」）這個儒家的世界秩序觀在歷史上代表着一個層級分明的世界體系，這個天下體系以中華帝國為中心，周邊國家則與中國保持朝貢關係。你可從兩者間直到近代的互動中看到這一點。儘管理論上朝貢體系是不平等的，但它非正式地給予了藩屬國一定程度的平等地位，讓各方均可根據各自的自身利益，進行公平的交流和貿易。在政治和地緣政治方面，朝貢體系的參與國更無須進行軍備競賽，可獲更大的安全保障。^[4] 通過這種方式，此體系有助於不同民族和政體的和平共處。這概念延伸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2013年倡議的「一帶一路」，此計劃旨在將中國與古代絲綢之路和接通東亞與非洲和歐洲的海上貿易路線的所經之處連繫起來。

「一帶一路」的使命是促進和推動區域多邊合作。迄今為止，此計劃已擴展到亞洲、中東、非洲、歐洲和大洋洲約70個國家，佔全球生產總值三分之一，以及全球外國投資流量四分之一。^[5] 然而，由於出現壞帳導致嚴峻政治局勢的個案，令人關注「債務陷阱」的問題。例如在2015年，斯里蘭卡政府無力向中國貸方償還債務，遂與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簽署為期99年的租約，將漢班托塔港的控制權授予中國。近日有研究顯示，中國的財務影響力仍然有限；在很多情況下，重新談判後的結果都對借方有利。^[6]

在2017年的世界經濟論壇上，中國大力捍衛全球化，與「自由世界」的保護主義和退縮恰成對照，獲舉世關注，「天下」的政治意識形態因而引發不同政治陣營的興趣。古代的絲綢之路和「一帶一路」經常被相提並論，將新與舊的地理想像融合在一起。與此同時，關於「天下」作為新舊中華帝國的世界秩序的學術研究亦激增。例如，趙汀陽曾提出，就所有民族和諧與共同福祉而言，「天下」作為全球治理形式比「國際政治」更為理想。^[7] 學者蔡孟翰通過追溯該詞的用法，對人們以籠統化的方式來描述它提出警告。

重要的是，蔡孟翰提出「天下」的論述早在宋明兩朝已逐漸消失，直到十七世紀中葉的清初，在當時辨亡國與亡天下時才再次提出來。時人相信，滿人即使入主征服中國，也永遠無法亡「天下」。 ^[8] 這似乎代表在清初那個時刻，「天下」概括了一種中國文化主義（儘管有其解放作用）的原型民族主義，而這又顯示了「天下」和歐亞兩個概念耐人尋味的演變發展，這是指兩者有時具有實驗的潛質，指向和平共存與全球治理，但也被挪用來合理化新帝國主義實踐。考慮到目前這些糾纏不清的歐亞大陸坐標，藝術和推想性地圖又能做些甚麼？

體認歐亞

「Unmapping Eurasia」是一項長期的藝術和跨文化研究項目，由Casco Art Institute: Working for the Commons 總監Binna Choi 和我發起，旨在破除阻礙歐亞視野和實踐的因素，包括殖民主義不同立場兩端的殖民處境，冷戰時期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人為對立，以至上述種種有關歐亞大陸的主張。

這項研究聚焦並實行了各種新舊多的中心活動，以實踐「共合」、分享思維和生活方式，以及推行以「共合」為原則運作的社會體系。「Unmapping Eurasia」的靈感來自歐亞游牧民族、旅行家及潛水員，他們構成了跨歷史的推想性地圖。這項目隨着將不同地區納入其中而不斷發展，而項目有不同的「活動」模式：包括長期研究和學習計劃、展演兼研討會、藝術創作委約項目與展覽，以及與其他社會政治機構合作進行的基礎研究，全都歡迎新興的實踐，接受各種敏感議題及生態環境。

其中一個活動名為「One Northeast」。活動的其中一環是我們在海參崴Zarya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 舉辦的一個展覽，目的是從地緣政治及地緣詩學培養人們對東北亞的理解。我們在海參崴進行資料搜集時，參觀了私人博物館Artetage，期間看到出自俄羅斯東北馬加丹的現代畫家Igor Dony 之手的《Petroglyphs》（1993）。這幅現代畫作描繪了鯨魚和鹿，風格讓人聯想起史前岩畫。鹿是草原上各個游牧部落的典型圖案，最早可追溯到2500年前的金屬雕像；而馴鹿因其鹿角的形狀，則被認為是人類與「騰格里」（意指上天）交流的媒介。鯨魚是東北亞沿岸部落的傳統圖案，可說是反現代的哺乳類動物，因為即使鯨魚完全能適應陸地生活，但仍堅決回到海洋。

Dony 的畫作最矚目的部分在於他將鹿和鯨魚並排描繪。我們知道西伯利亞的薩滿巫師會喝下吃了毒蠅傘的馴鹿的尿液，當中含有已消化的毒蠅傘成分，能讓他們進入出神狀態。^[9] 這會否就像媒體理論家Namsoo Kim 聲稱的那樣，這頭鹿跳回大海變成鯨魚？鹿和鯨魚是否體現了同一轉型過程中的不同視角，就如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 的美洲印第安視角主義所描述的？在Viveiros de Castro的理論中，非人類物種在其世界中就是「人類」，像人類一樣看待事物，只是他們所看到的事物並不一樣。根據此理論，鯨魚和馴鹿可因而被平等看待嗎？

我們的推想性地圖從時間、空間和文化方面同步推進。在公元前四世紀的道教經典《莊子》中，第一篇描述了北海一條名為「鯤」的魚，有幾千里那樣巨大；牠化成鳥時名為「鵬」，其背部亦有幾千里之寬，翅膀就像天邊的雲彩。根據文中所載，「海運則將徙於南冥」，意指大海起風時，鵬就會遷徙到南海，亦即「天池」。^[10] 一般人對這個神話的理解是，魚到鳥的轉化被直接解讀為奇幻的形態變化。神話學者袁珂將「鯤」解釋為鯨魚，因為「鯨」的古字是「䲔」，跟海神和風神「禺疆」（通常以人面鳥身的形態呈現）相似。另一方面，學者楊儒賓則推論「鵬」其實是鳳凰，因為「風」和「鳳」的古字互通，而且發音相近。^[11]

這就把斷橋連起了：鯤和鵬是同一生物的不同形態，更有研究表示這「生物」其實是轉化中的「氣」（能量、以太）。因此，我們可以推論鯤代表水的能量（陰），鵬則代表火和風（陽），所以這種轉化是發生在「氣」而非形態的層面上。^[12]

另外，還有隱藏在星星中的其他坐標。敦煌藏有許多保存完好的中世紀紙張，當中包括占卜文書、星圖和曆日，這些都是與神祇和星體力量交流的實踐。敦煌星圖可追溯到公元700年以前，是世界上同類星圖中最古老、最完整，而且保存完好的，代表一種「宇宙科技觀」，可視為一門科學的同時，亦深深蘊涵對於星相預兆和宇宙正義的探尋。五千公里外，考古學家Al-Jallad 最近破譯了在黎凡特南部沙漠中出土的字符，當中包含了賽法語（Safaitic，一種古老的阿拉伯語）。這些曾被以為是地名的文字，原來是一組阿拉伯星座坐標，是游牧民族一邊在地上移動，一邊以石頭記錄的「天上之地」。 ^[13]

這些地理位置超出了現代歐亞大陸地圖的範圍，後者只基於民族和文化的歸屬和劃界。但與此同時，「歐亞」也並不只於其字面意義，亦不僅是考古學家和藝術史家感興趣的對象。相反，它們是具有能動性的推想和物質層面參與，因而需要不同程度的批判與行動，同時亦自我協商。這種思想上的地圖是來來回回的，有時會自相矛盾，以在不同層面確定所想。例如，在理解亞洲或游牧民族的宇宙論、時間性和社會變動時，我們在確認和駁斥差異之間來回游移，皆因若「本土」思想簡單地認定為一種後殖民主義批判，可能會掩蓋其他形式的自我東方化和文化精英主義。這種思考過程採取解構（以一種負生產方式）和動態轉化（這包括了一種遞歸的復原過程），因此有重新考慮和修正的空間。試想想歷史上游牧民族所精於的騎射技術，騎射是在馬背上瞄準移動目標引弓放矢射擊，在多種移動中構成一種亞穩定狀態。

最終，「Unmapping Eurasia」不僅想把歐亞大陸作為研究模型，更要把它視為研究歐亞大陸的道德原則，也就是說，想辦法實踐法國無政府主義地理學家雷克呂斯（Élisée Reclus）所說的「與此行星形成一體」。^[14] 藝術是一種「推想性製圖」，能在我們依據某些存在的坐標生活之同時，構建那些坐標。^[15] 藝術集合了多種不同的角度，參與其中讓我們在思考跨文化和跨歷史活動的地圖時，可以繪製屬於自己的推想性地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