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藝術創作深受個人對物件事跡迷戀的影響。近年來，我收藏了愈來愈多政治史上歷史性時刻遺留下來的見證物，並且通過創作，不斷轉變它們的角色：從研究參考對象到請柬圖像、從工作室裝飾到現成物雕塑，周而復始。最近，隨着箇中蘊藏的政治史正以無法想像的速度揭示出來，這些物品的特質亦起了更奇異的變化。原本可笑的東西如今卻帶有威嚇的意味；從昔日的碎片竟然瞥見快將降臨的未來。

我的第一件收藏品是一個以塑料和聚苯乙烯製成的小時鐘，它綴有漆面貝殼裝飾和蛤殼底座，是菲律賓前第一夫人伊美黛．馬可斯於2010年贈送給家父，但卻被棄如敝屣的聖誕禮物，鐘的底座印有伊美黛的側面像和名字。那一年，家父加入了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新成立的政府內閣；而另一邊廂，馬可斯家族則慶祝他們在選舉中獲勝。伊美黛再次當選為菲律賓國會議員，其長女和兒子亦分別當選為省長和參議員。伊美黛以此鐘作為個人禮物分贈國會議員、參議員和內閣部長。它既是一件俗不可耐的聖誕裝飾，也是一件標誌着其家族回歸政壇的紀念品。不用多說，這個時鐘很快便被扔進垃圾桶，而我亦迅即把它拾回，並將其收藏為藝術品。

想到雙親在馬可斯年代的遭遇，此送禮之舉可謂厚顏無恥。我父母相識於七十年代中期，彼此都是工會領袖，其後更一起推動對抗獨裁統治的社會民主運動。1978年，家父因上街抗議選舉舞弊而首次入獄。兩年後，他被指控串謀暗殺馬可斯總統。雙親自此四處逃亡，躲避追捕，接連多月從一個小鎮搬到另一個小鎮，投靠親友。最終還是被馬可斯的士兵逮捕，並被關押在軍事監獄中長達一個月，直到馬尼拉雅典耀大學的耶穌會會士插手，威脅除非政府將我父母和其他社會民主人士交予他們監管，否則便要關閉校園。然而，雙親與我當時只有一歲的姐姐仍被繼續關押了一年。

與大多數馬可斯獨裁統治下的受害者相比，我父母已比較幸運。許多人慘受酷刑和強姦，或被帶到軍營並自此失踪。經過二十年的專制統治之後，馬可斯終於在1986年被趕下台，我父母一直參與其後艱難而又往往令人沮喪的民主進程。

由2010年撿回這個被扔掉的時鐘開始，我便展開了通過遺留物重塑近代史的漫漫長路；我試圖透過這個過程去了解一個被大多數人唾棄的暴力獨裁政權怎可以獲得政治赦免，甚至東山再起。到了2018年，這個詰問變得更為迫切，因為馬可斯的遺體已在這一年下葬國家英雄墓園，反映現行的政治體制支持集體遺忘歷史。

事後看來，伊美黛的捲土重來也許是無可避免的；也許伊美黛由衷信奉的素質，猶如貝殼鐘一樣，但求博取飽受創傷和善忘的國民的好感。匪夷所思地，這件貽笑大方的洛可可式小時鐘已經成為獨裁者回歸的象徵。伊美黛通過化身為荒誕浮誇的小人物而令自己的罪行獲得赦免。

伊美黛於1990年在紐約因詐騙勒索罪受審期間，她聲稱自己不過是備受寵愛、不時收到丈夫饋贈昂貴禮物的妻子。她扮作幼稚悲慟的寡婦，極盡煽情之能事。每當控方提交銀行交易和空殼公司的證據，指證她挪用國庫公款，中飽私囊，聚斂大量珠寶、藝術品和房地產時，她便會哭成淚人，更曾一度在審訊期間崩潰，以致要戴上便攜式血壓計。每當她的血壓標升，血壓計便會發出咯咯巨響。

不幸的是，她的表現博得大家的信任。經過三個月的審訊之後，她獲判無罪。儘管她曾任人居環境部長和馬尼拉州長，但陪審團卻裁定是已故的馬可斯侵吞公款，而她毫不知情。她在判決之後立即前往聖帕特里克大教堂，沿着走道跪拜爬行到祭壇。在獲判無罪之後，再也沒有任何法律障礙阻止伊美黛回國。1991年11月4日，毫無悔意的伊美黛在被逐出境不足六年之後再次踏足馬尼拉。

我最近偶然看到一套名為《On the Television》的美國電視喜劇，其製作時間與上述審訊相若。在其中一段名為《Our Maid Imelda》的短劇中，馬可斯夫人淪落成為無能女僕，受僱於一對居於比華利山的富裕夫婦。梳着亮麗髮型的伊美黛操着連Mickey Rooney也自愧不如的偽東方口音怨天尤人，做事笨手笨腳，經常打破碗碟，又偷撥神祕電話往瑞士，令電話費大增。在其中一幕，當僱主進入房間時，她原本正在清潔衣櫃，一站起來，僱主的鞋子霎時從身上綴滿珠寶的圍裙裏掉下。提示：播放笑聲聲帶。

伊美黛在流行文化中超級鞋痴的形象，正好用來轉移公眾視線，以便她將馬可斯欺詐的貽害從集體記憶中抹去。她在2001年為馬尼拉附近的鞋子博物館開幕時向歡欣的群眾解釋說，人們「來（她的）衣櫃找骸骨，但……他們找到的只是鞋子，漂亮的鞋子。」隨手便將馬可斯政權的滔滔惡行，包括侵吞的約一百億美元公款、3,257名被處決人士，以及35,000名酷刑受害者，統統掃進她的高跟鞋裏，簡直是終極的侮辱。

我在2012年6月的藝術碩士畢業展上以一件名為《1986–2010》的裝置作品首次展出伊美黛的貝殼時鐘。這件由一系列與馬可斯政權興衰有關的現成物和製成物組成的作品，將軼事與人工製品合而為一，以博物館的展示方式展出。在我而言，它也承載着我第一次探訪博物館的體驗，那次經驗令我對獨裁統治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在1986年革命之後的若干年間，總統府的地下室變成了臨時博物館。當年六歲的我首次參加學校活動前往參觀，我清楚記得穿過一排排連綿不盡的紅木架子和桌子，全都擺滿了裝飾、香水瓶、衣服和臭名遠播的鞋子。當這些前朝遺物在九十年代初期被收起之後，銘記這段菲律賓歷史上最黑暗的歲月，似乎再也不是當務之急。

我的展覽舉行之時，正值「阿拉伯之春」。隨着利比亞叛軍以勝利姿勢站在卡達菲的鍍金美人魚沙發旁的照片傳遍全球之後，人們普遍認為肆無忌憚的專制時代已經結束。當世界其他地區在高透明度的互聯網驅動下邁向民主，馬可斯家族仍能重返政壇，純屬僥倖，尚幸還可以應付。

六年後，歷史似乎重蹈覆轍。原本為確保民主的制度正反過來危害民主，庸俗的鍍金沙發現象已從馬拉坎南宮蔓延到白宮。

值得一提的是，馬可斯家族購入的其中一幢曼哈頓物業──華爾街40號，已經落入特朗普的小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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