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我在開羅的跳蚤市場第一次見到娜芙蒂蒂（Nefertiti）縫紉機，我的埃及友人立即認出機身上的標誌，標記着「54」這個數字。我當時以為那是縫紉機的生產年份，後來才得知它是生產此縫紉機的軍工廠的名字，而這家工廠是以其成立年份命名。這款縫紉機是仿製瑞典品牌Husqvarna的設計，^[1] 在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開始生產。^[2] 縫紉機呈開心果綠色，線條圓潤，橫臂上有以阿拉伯文寫着「Nefertiti」的白色字樣，機身下方印有恍似娜芙蒂蒂王后頭像的彩繪圖案，頂部則有工廠商標。背面的金屬牌列明生產地及工廠名稱，說明這台縫紉機的來歷。

在1952年7月23日的革命（或稱軍事政變）後，軍工廠成為埃及共和國的發展關鍵。這場革命是由納吉布（Mohammed Naguib）及納薩（Gamal Abdel Nasser）兩名軍官發動，兩人先後在1952至1954年及1954至1970年成為埃及首任及第二任總統。現代化及國有化是納薩政府的兩大主軸，為紀念這場革命，埃及在每年7月23日均會啟動各項計畫、舉辦遊行和出版刊物。首個廣受支持的國有化項目就是蘇彝士運河，運河自1869年竣工以來一直由法國及英國管轄，直至1956年納薩在一場直播演講中宣佈將蘇彝士運河公司收歸國有，一眾軍官走進運河公司的辦公室把它接管。

蘇彝士運河國有化後，以色列、英國和法國接連從陸空兩路入侵埃及。納薩為回應所謂的「三方侵略」，展開連串國有化計劃，對象包括銀行、公司及大工業企業，推動一系列工業、基建與文化項目，並起草土地改革法，重新分配土地擁有權，令地權能更公平地落入農民手中。不久後當局又在三家工廠開展製造飛機及火箭的計劃，迄至1960年依然活躍的「333工廠」是其中之一，廠內有1,000名工人及工程師，在250名德國與其他國家的專家支援下秘密製造了火箭，另一家工廠則生產戰鬥機。

1960至1965年間，德國《明鏡周刊》刊登了大量文章，揭露有德國專家被招募到埃及工作。德國在二次大戰後禁止武器生產，許多專家都大材小用，轉而設計及製作縫紉機、小型汽車及水泵，直至看到北非一家飛機廠在德國登報聘請「各類專業人員」才重操故業。招聘的目的是為了製造HA-300戰鬥機。此戰鬥機出自遠赴埃及的德國飛機設計大師威利·梅塞施密特之手，在1963至1964年間進行測試。

另外，納薩在任內發射了三枚國產火箭，分別為「Al Kahir」（征服者）、「Al Raed」 （開拓者）及「Al Zafir」（勝利者）。1962年7月，他在開羅靠尼羅河一處舉行閱兵儀式，向公眾展示「Al Kahir」火箭。從當時拍攝的影片中所見，火箭橫放在卡車上，在數千名觀眾夾道觀看下行進，通過總統及嘉賓所在的閱兵台。據說這些火箭是只有空殼的複製品，僅供閱兵儀式展示之用，原因是將真實火箭暴露在天空下（或在以色列的注視下）有很大風險。然而，埃及為令該國軍隊成為中東最強之師而展開建軍計劃，這些火箭是作為這項計劃的終極成果而向公眾展示。這場閱兵儀式檢閱的並非士兵隊伍，而是由本國工廠製造的武器。

納薩倡議獨立自主的工業計劃，承諾小至一根針，大至火箭的所有產品皆由本國生產。^[3] 儘管埃及的軍工產業成果已公諸於眾，但政府在1963年發佈一份工業指南，彙整了埃及132個城鎮或大型村落共3,280家工廠的紀錄，當中卻無任何軍工廠的資料，即使那些生產民用品的軍工廠也不見於紀錄。指南中統計的工人總數為457,600人，投資金額為545,200,000埃及鎊。^[4] 每家工廠僱用至少十名員工，生產加工食品、香煙、皮具、塑膠產品、建材、電視機及冰箱等，無所不包。^[5]

然而，一份1965年的清單列明每家軍工廠專門製作的產品種類，例如電視機和收音機產自本哈（Banha）的144工廠，電話產自瑪薩拉（Maasara）的45工廠，而縫紉機則是由又稱54軍工廠的邁阿迪軍事及民用工業公司（Maadi Military & Civil Industries Co.）生產的首項產品，其民用部門同時生產絞肉機、手術器具、獵槍及農業產品。^[6] 這些產品上均刻有其工廠標誌及編號，於政府商店及百貨公司出售。

娜芙蒂蒂縫紉機便是其中之一。

尋找關於娜芙蒂蒂縫紉機的資料並不容易，皆因當時出自軍用設施的產品，其設計並無紀錄，生產線也不見於任何圖片。埃及國營雜誌《Al Musawar》曾以大篇幅圖文報導埃及文化、工業、政治和傳統習俗的現代化過程。其舊刊現收藏於1960年被納薩收歸國營的Dar Al Hilal出版社的檔案室。我翻閲1954至1970年納薩在位期間，以及1970至1981年埃及第三任總統沙特（Muhammad Anwar Sadat）執政期間出版的期數，除了報導1960年代國家支持的紡織、鋼鐵及火箭工業革命成果外，還看到一則娜芙蒂蒂廣告。廣告介紹這台縫紉機的特點──可靠手動、腳踏板或馬達操作，並可於隸屬政府的Omar Effendi百貨公司及勝家（Singer）商店購買。

娜芙蒂蒂的實際生產日期無從稽考，很可能是在1958年左右，納薩與敘利亞在那年結盟組成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阿聯）之時（此乃納薩其中一項為人稱頌之舉），或在1971年納薩去世，埃及改國名為埃及阿拉伯共和國時。這可以由縫紉機背面一塊以阿拉伯文寫有「UAR製造」（UAR為阿聯的縮寫）的金屬牌推斷。我在開羅購入了我最早擁有的五台娜芙蒂蒂縫紉機時，我僅為牌子寫着「ARE製造」（ARE為埃及阿拉伯共和國的縮寫）的一台拍照。後來我到約旦安曼參與敘利亞畫家Zaid Dalloul舉辦的工作坊，向Dalloul展示那些照片，他表示由於有金屬牌不是寫着「UAR製造」字樣，我認為縫紉機是自納薩時代生產的假設有待商榷。及後我查看其他縫紉機，發現我在2008年所買的五台機器中，有三台是標示UAR製造的。

生於1953年的Dalloul說，納薩執政期間，許多阿拉伯領導人都想與他結盟，或者跟隨納薩的步伐在自己的國家推動工業化。納薩挺身對抗法國、英國和以色列等帝國主義勢力，在殖民統治結束後領導建立共和國，鼓舞了其他前殖民地對抗其殖民者，令他迅速為一眾阿拉伯國家引為楷模。例如，阿爾及利亞第二任總統布邁丁（Houari Boumédiène）在其1965至1978年任內，在全國廣建大型煉鋼廠，並生產大型卡車以便運送鋼鐵。1958年伊拉克發生軍事政變後，第二任伊拉克總統阿卜杜拉·薩拉姆·阿里夫（Abdel-Salam Aref）在1963至1966年執政期間，效法納薩把當地銀行及多種工業國有化。 娜芙蒂蒂的實際生產日期無從稽考，很可能是在1958年左右，納薩與敘利亞在那年結盟組成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阿聯）之時（此乃納薩其中一項為人稱頌之舉），或在1971年納薩去世，埃及改國名為埃及阿拉伯共和國時。這可以由縫紉機背面一塊以阿拉伯文寫有「UAR製造」（UAR為阿聯的縮寫）的金屬牌推斷。我在開羅購入了我最早擁有的五台娜芙蒂蒂縫紉機時，我僅為牌子寫着「ARE製造」（ARE為埃及阿拉伯共和國的縮寫）的一台拍照。後來我到約旦安曼參與敘利亞畫家Zaid Dalloul舉辦的工作坊，向Dalloul展示那些照片，他表示由於有金屬牌不是寫着「UAR製造」字樣，我認為縫紉機是自納薩時代生產的假設有待商榷。及後我查看其他縫紉機，發現我在2008年所買的五台機器中，有三台是標示UAR製造的。

阿里夫本想加入阿聯，然而阿聯在他1963年掌權前兩年已經解散。1966年阿里夫坐上一架按照蘇聯和英國設計製造的直升機，在伊拉克巴士拉墜毀身亡。其弟阿卜杜拉·拉赫曼·阿里夫（Abdel-Rahman Aref）翌日從莫斯科返回巴格達，獲告知將要接任為伊拉克新總統。在此約兩年前，即1964年5月15日，阿卜杜拉·薩拉姆·阿里夫與赫魯曉夫（Nikita Khruschev）、阿爾及利亞首任總統貝拉（Ahmed Ben Bella）及納薩一同到埃及南部的阿斯旺，站在舉行儀式的平台上。納薩正準備為阿斯旺大壩計劃按下按鈕，炸開攔截尼羅河水的圍堰，將河流引向一條歷史的新道路，履行為埃及農業與工業社會發電、促進其興旺繁榮之承諾。拍攝這次儀式的導演Youssef Chahine為攝影機設下計時器，納薩收到計時器發出的訊號後即按下按鈕。

與此同時，為了象徵蘇聯與阿聯在興建阿斯旺大壩的合夥關係，納薩釋放了一群自1959年以來因嚴厲鎮壓本土組織而被監禁的共產黨人。其中兩位是作家Adel Rifaat及Bahgat Elnadi，他們獲釋後移居巴黎，共用筆名Mahmoud Hussein寫作，並在1969年發表《La lutte de classes en Égypte de 1945 à 1968》（意為「埃及的階級鬥爭1945–1968」，英譯版為《Class Conflict in Egypt 1945–1971》)，探討埃及的棉花產業如何淪為對人口施加政治控制的殖民手段，並引致貧窮問題。該書更剖析了納薩瓦解封建制度的方法，即作者所稱的資本主義過渡期，這基本上是一場令埃及（或阿聯）成為中東地區重要勢力的激烈工業運動。^[8] 此書著於阿拉伯國家在1967年的中東戰爭大敗於以色列之後，作者寫道：「為回應我們因這次戰敗而須殘酷面對的問題，我們試圖從其淵源開始解析納薩時代的政治社會矛盾。」 ^[9]

另一位獲釋的共產主義者是作家Sonallah Ibrahim，他獲釋後迅速前往阿斯旺大壩工地，用了三個月時間把所見所聞記錄在筆記本上。Ibrahim其後定居柏林，繼而移居莫斯科，在當地撰寫並演出《Everything is Alright, Officer!》。這是Mohammad Malas於1974年執導的電影，記錄1967年因中東戰爭而入獄的人物故事，當時以色列大舉空襲埃及空軍，把該國大部分戰機摧毀於地面之際，卻有埃及戰勝的假消息流傳。從電影所見，當廣大埃及民眾痛惜國家戰敗，入獄者則在歡呼慶祝。

埃及在這場戰爭中敗北，納薩為此在電視講話中宣佈辭職。大批民眾湧上街頭，要求他重新掌政，最後他回心轉意。數月後，納薩再次發表電視講話，表示各項工業的投資均已帶來回報，有800多家工廠落成，儘管部分尚未全面投入運營。他說：「這些工廠肯定為我國生產足夠產品，令我們無須依賴外國進口。」^[10] 談到尚未開始發電及帶來利潤的阿斯旺大壩項目，他續說：「要是我們沒有大力投資於工業，我真不知現在我們會處於何種境地。」 ^[11]

1967年埃及戰敗後，一場大規模的捐獻運動席捲全國。埃及傳奇歌手Umm Kulthum每週在電台呼籲婦女貢獻黃金，以支持所謂的「整軍備戰」。Kulthum自1967年這場戰爭結束後，便積極為阿拉伯世界「整軍備戰」籌款，在阿拉伯國家舉行了多場演唱會。我聽說Kulthum從軍工廠購下縫紉機，贈送給1967年陣亡將士的遺屬與因衝突而流離失所的人，我猜那些縫紉機就是娜芙蒂蒂。有了這些縫紉機，婦女就能夠賺錢養活自己，免於流落街頭，並在自1964年起每年舉辦的「家庭展覽」出售自家製品。

Umm Kulthum與納薩時代的泛阿拉伯工業化計劃的這一關係，為娜芙蒂蒂這台線條圓潤、並刻有著名法老王后名字的淡綠色縫紉機增添意義。1967年下半年，Kulthum在埃及和法國舉行了三場慈善音樂會，她表演時身穿一襲綠色長裙，當時有文章推測她所選的衣服色調與其農民出身的背景有關。^[12] Umm Kulthum化身成娜芙蒂蒂，就像這台縫紉機最終成為納薩本人及其推行項目的象徵──針變成了火箭，家庭日常化為了政治。

在研究娜芙蒂蒂的過程中，我發現一個頗為有趣的現象，那就是我的訪談對象將自己形容為這件產品的產物，意指他們的家庭是靠運用娜芙蒂蒂製衣或修理娜芙蒂蒂為生。有些人了解到娜芙蒂蒂在自己的歷史中佔一席地，感到津津有味，其他人則對它所代表的東西有清晰的見解。比如那位曾與我交談的開羅修理店老技師，就把娜芙蒂蒂比作那架納薩製造、連帶飛行員一同墜地的飛機。

在1975年Aly Badrakhan執導的電影《Al Karnak》中，描述兩種理想幻滅的交錯：1967年中東戰爭中的民族戰敗，以及因理想、道德與大片土地喪失導致的戰後餘波。^[13] 戲中一位醫科學生走進貧窮父母的公寓，看見母親訂購良久後終於收到的娜芙蒂蒂縫紉機，感到十分興奮。她的父親把這台向政府月供1埃及鎊而得到的機器視為雜物，而她母親則確信這台縫紉機是很有價值的收穫。

不久之後，政府情報部門拘捕了醫科學生及其同學，在審訊期間向他們嚴刑拷問，務求逼他們供認從事危害國家的行動，並供出同黨名字。這位學生回家後躺在床上，被父母和鄰居包圍着。她對大家的慰問毫無反應，然後眾人逐一離開房間，走在最後的是她那位傷心的父親，此時從門口可見放在客廳的那台娜芙蒂蒂縫紉機。在這幕之後，它就沒再出現在電影中。

《Al Karnak》改編自Naguib Mahfouz的小說。這位小說家向來不替作品標上日期，卻在此小說文末以阿拉伯文寫上「1971年12月」及「完結」。有趣的是，小說並沒有提及任何縫紉機，可見娜芙蒂蒂出現在電影中的一幕，是電影製作者刻意加入。或許他們意識到娜芙蒂蒂的地位，希望記念此物的特別含義，於是在電影中加入這台縫紉機，讓它擔當沉默的演員，雖不能發聲，卻是一個可供人指點議論的對象。或許這部電影是利用納薩推行的計劃，掉轉其矛頭反過來抨擊它們。納薩去世後，繼任總統的沙特察覺自己的民望難以與納薩相比，一些文化界人士遂主動提出揭露納薩時代種種不曾為人述說的弊病。

在沙特執政的時代，經濟及政治觀念有所轉變，新自由主義項目與私人投資者開始分佔埃及國營工廠的市場，進口產品增加，對本國工業基建的支援減少。為了令這些轉變顯得有理，社會需要一部電影，由知名演員與劇組製作，講述在納薩統治時代的埃及，年輕政治活躍分子所遭受的殘酷待遇。這種電影需要兩大元素，一是一個如娜芙蒂蒂縫紉機那樣，不至於太露骨，卻又能讓人想到納薩時代工業運動的象徵物；另外是政府默許人們對之公開批評。《Al Karnak》是經沙特先行觀看並准許後才發行。為對沙特表示答謝，監製把電影的部分收入捐給埃及軍隊。《Al Karnak》帶動了一股「Karnaka」風氣，大意為「持續進行的Al Karnak」，或「效法《Al Karnak》」。在《Al Karnak》上映後，不少電影都對納薩時代進行類似的批評。

阿拉伯國家一方在1973年的中東戰爭中取得一些成果後，不只持續開放其市場，連埃及本身、埃及總統與第一夫人Jehna Sadat的形象也變得更為開明。某天她到訪沙特家鄉阿布庫姆村（Mit Abul-Kum）時遇上一位婦女，她那個沉迷賭博的丈夫不但賣掉她的縫紉機，更將她與女兒拋棄。為此，第一夫人要求市長提供一幢建築物和一些縫紉機，以讓婦女們能自力更生，市長最終給了她一座位於Talla鎮的空置舊警署。沙特夫人用手提擴音器向鎮上婦女宣佈:「想工作的女性，明晚前來舊警署吧！不論單身、已婚、喪偶還是已離婚的，一起來吧！不論你已有一技之長，還是希望受訓，都一起來吧！如果你打算勤快工作，賺錢養家，那就一起來吧！」^[14] 到場的婦女獲告知她們製作的衣服會送往開羅出售，這是另一項把縫紉機用作促進經濟成長和社會進步的工具的新計劃。其後在1979年，沙特總統與以色列簽署和平協議，承諾裁減埃及軍隊人數，並將大量退役官兵從前線被調到軍工廠工作。

Sonallah Ibrahim的小說《Zaat》（1992年），一邊以不同總統管治下的社會制度變遷為背景，一邊敍述一名埃及婦女對改善生活的渴求。故事帶領讀者經歷納薩的國家社會主義，走過沙特的新自由主義，再過渡到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提倡的私有化改革，穆巴拉克是在1981年沙特於閱兵儀式上被伊斯蘭激進分子刺殺後當上埃及總統的。這本小說的女主角是位報館職員，負責在已出版的刊物上校對錯別字，並審閲同業對手出版的內容。書中章節交錯，一章敘述這位報社職員的人生，下一章翻印關於當時埃及工業衰退影響生活環境的新聞剪報。Sonallah藉着這些紀錄勾勒出國家工業運動局部瓦解的局面，同時描繪過度沉溺於物欲的女性面貌，她代表了當時沉迷購物不能自拔的消費主義心態，想要買更多物品，不只是納薩提倡的本國產品，還想買進口的、昂貴的商品。《Zaat》穿插新聞片段的章節，以官員的聲音告訴讀者，當時的工業基建在面對競爭時，並非立於不敗之地。

娜芙蒂蒂縫紉機是否在1980年代末停產，目前尚難稽考，但沙特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容許廉價產品進口，充斥埃及的本土市場，這些進口產品包括縫紉機。而54工廠民用品部門首任主管的兒子認為，正因本土市場受社會主義式壟斷所支配，才令國產品無力與國外進口的新產品競爭。由於娜芙蒂蒂的備用零件數量不足，其忠實用家遇到縫紉機損壞時，只能靠東拼西湊為它換上生鏽的舊件。Muhammad Abdel Wahab在1984至1993年擔任穆巴拉克政府的工業部長，在他看來，國有化及私有化皆是「致命的錯誤」。他在一次採訪中談到，到訪的美國部長及世界銀行官員要求埃及實行全面私有化，而1990年代的「新口號」是「頌揚私有化……而非推動工業進步」。^[15] Wahab形容當時「實行私有化的方式導致公營部門倒閉，而沒有創造新的工業生產能力」，而由於公營廠房打算出售，所以沒有再獲投資。^[16]

1997年，埃及樂蜀（Luxor）發生了一宗嚴重的恐怖襲擊，穆巴拉克隨即鎮壓了伊斯蘭激進組織。這一年，在納薩推動建軍時期將許多德國科學家與工程師帶到開羅的埃及製HA-300戰鬥機，被送到德意志博物館，在梅塞施密特基金會籌辦的展覽中展出。該基金會購下這架已被放棄的戰機，把它運至慕尼黑，花了兩萬小時，亦即五年半時間將之修復，以在博物館中展出。出席展覽開幕儀式的人包括幾名曾駐開羅的德國專家，以及當時負責試飛HA-300戰鬥機的印度藉機師。這位試飛員提到在HA-300初製成時，他怎樣為測試事宜進行協商，又如何在試飛前要求當局修改設計，以及德國專家不斷對他的意見不予理會，又談到他如何駕駛飛機滑行通過納薩總統面前，而總統還向他詢問對飛機構造的意見。

在約16年後的2013年，《Zaat》這本小說改編成電視劇，並加入原著沒有的細節：主角買了一台縫紉機在家工作。劇集其中一幕描述她掀開蓋着縫紉機的保護套，她的丈夫隨即大喊：「是勝家！還是德國製造的！」^[17] 劇中的丈夫是政府公務員，對他來說，在減薪和收入不足的時勢下，購買西方產品簡直是任意胡為。這幕捨棄採用國產的娜芙蒂蒂縫紉機，也許反映了在《Zaat》原著撰寫時娜芙蒂蒂已經停產，又或者電視劇拍攝之時，離娜芙蒂蒂的時代已遠，人們不復憶記這台縫紉機。也可能編劇及道具設計師根本不知道有娜芙蒂蒂的存在；又或者，勝家縫紉機在劇中的出現是刻意為之，存心要讓人感覺到娜芙蒂蒂被抹滅。

2008年8月某酷熱的一天，我在開羅的跳蚤市場買了五台娜芙蒂蒂縫紉機。我的朋友幫忙把機器抬到計程車上。我們徒手抓住刻上「Nefertiti」的縫紉機橫臂，感受金屬機身的滾燙灼熱，走在市集的泥路小徑，路上塵土飛揚，令人昏頭轉向。每台機器重逾12公斤，表面積滿灰塵和油脂。

同年Contemporary Image Collective在開羅市中心的匈牙利文化中心舉辦「PhotoCairo 4」展覽。我將這五台娜芙蒂蒂逐一清潔乾淨，放在白色底座上，排成一條（生產）線，旁邊更以投影方式播放長11分鐘的錄像，讓記得這縫紉機的觀眾恢復對娜芙蒂蒂故事的記憶。我更把兩張縫紉機的照片印在金屬襟章上贈予觀眾。

觀眾開始與我分享關於他們擁有的娜芙蒂蒂的故事，或者同時期其他由國營工廠生產的家用品的點滴片段。這些討論帶來一些問題，那就是消費品在人民生活及整體社會中的位置。工業體系乃至於其產品，明顯對人民具有十分重要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意義，而物件成為時代的標誌，甚至被賦予人格。為此，我與埃及作家Motaz Attalla合作，收集了關於娜芙蒂蒂縫紉機、烤箱、肥皂、香煙包裝盒、電視機、打字機、汽車、名叫「火箭」的巧克力等20種納薩時期國產品的口述歷史，並集結成名為《從針到火箭》的小冊子。

在開羅展出《Nefertiti》後，此項目亦巡迴至丹麥奧登斯及約旦安曼，並於2010年在倫敦Delfina基金會的展覽展出。當時我舉辦了一場講座，闡述我對娜芙蒂蒂歷史的研究工作。一群來聽講座的大英博物館策展人表示，如果我有關於這個項目的文件資料，他們願意購藏這件作品。但我沒有，所以這個項目就繼續巡迴各地展出。

兩年後，我到柏林新博物館觀賞娜芙蒂蒂王后的半身雕像。同行者中有人看不見任何禁止拍攝的告示，就想上前拍照，卻遭保安員阻止。原來入口外已貼有「請勿拍照」的告示，這告誡觀眾在進場觀賞此半身像前，應先充分了解它的重要性。如果這件藝術品的魅力有令人產生拍照留念的衝動，那麼親眼見到實物前先看到的警告，就必定壓抑減損了它的這種魅力。這表示任何與此歷史文物的關係，無論是地理、文化還是歷史層面的關係，都不足成為理由，令博物館容許觀眾在館內拍攝雕像的照片，而此物的歷史及當代論述，實際上就是由博物館來規定。

2016年，我在大英博物館的通訊上看到一則徵集現代埃及物件活動的消息，已萌生這個想法。通訊上說：「此活動並不徵集專為美術館和博物館而做的事物」，^[18] 而「僅收集一些能夠體現現代埃及物質性的東西，比如路標、電影海報、納薩時代具有強烈現代主義風格的縫紉機等」。^[19] 娜芙蒂蒂縫紉機與「照片、回收物料製品、造型各異的齋月燈」等一同納入徵集之列，並與空瓶子、打字機，以及以穿着法老服裝的「現代」女性為封面的雜誌同場展出。^[20] 展覽刻意「避免把埃及呈現為一種以農村為主、傳統或依賴手工藝的社會」，卻似乎變成了另一種關於「埃及的『民族誌式』徵集活動」。^[21]

目前一間歷史文物博物館展出娜芙蒂蒂縫紉機，其館藏文物大多來自殖民時期，例如棉花。當時埃及一直種植和收成棉花，並在埃及的工廠（於1960年轉為國營）編織成補貼布料（闊幅布）發售或贈出，或由丈夫離家參軍作戰甚至陣亡的婦女，以得到補助購買的縫紉機縫製，為她們帶來收入。儘管博物館內容許拍攝，但娜芙蒂蒂的展示方式，限制了公眾與之互動，因而無法覺知此縫紉機與更廣泛複雜的歷史的關連。例如，娜芙蒂蒂是靠牆擺放，因而機身上說明生產地的金屬牌貼向牆壁，令人無法肯定它是不是生產於阿聯時期，儘管從其製作規格判斷，這台縫紉機無疑是該時期的產物。

這種缺失就像一場明顯的中和過程，叫人難以忽視或視之為正常。在那個沉迷去殖民化的時代，娜芙蒂蒂縫紉機是嘗試賦予家庭力量的舉措，它是實用的符號，象徵一個有其予人希望、同時有其擴張和壓迫措施的反殖民主義項目，也是能為人提供脈絡的參考架構。縫紉機背後錯綜複雜的歷史背景若被抹去，就形同一個空洞的容器，那它還剩下甚麼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