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美萍：集物之意 | 香港手語

麥海珊：以紀錄形式為基礎的話，作品一定由現實出發，是關於人的故事。就算沒有人，我只是拍攝觀塘的公園，還是有一個公園在那裏。就算我拍攝公園的一棵樹，還是有一棵樹在那裏。因為這是實際上，現象上的東西，空間其實就是人，就是人的活動。拍活動影像，很多時候是用空間說故事。

我很喜歡超八底片，底片的質感相當不同，會有機一點，亦不太像真。你看到的影像，其實不是你真實中看到的影像，甚至非常不同。可能你會疑問：這裏是否那個地方呢？當中多了一層次，你才會把看到的超八影與腦海的影像作對照，當然不純粹是影像上的對照，因為當中一定牽涉個人感受、回憶，牽涉你經歷過的事情。這就是我喜歡的質感。

1998年時，我曾經大病，病得無法工作。但那時候，就有一些空間讓我向內思考，去想想自己是怎樣的，所以我才會做《Tra(i)nsient》這類從感覺出發的作品。當時的伴侶是上海人，我們經常坐火車回上海，其實就是這些時刻。旅程中在想甚麼呢？自己的感覺是怎樣的呢？多了思考自己是非常重要的。我開始對散文電影感興趣，還有自傳式民族誌，於是想到很多關於文字、影像的內容，所以之後就創作《單行道》。

（城市，如所有事物一樣，在長久的影響與交叉感染中，會逐漸失去了自身的特質，讓含混曖昧取代了本真獨特）

用日記形式去講述自己，以及自己與歷史的關係。那時我去了美國，又很久沒回觀塘，所以再回來拍攝時，也有種很重的思鄉意味，也想再知道香港多一點。是一些美好的，某程度上又已逝去的東西，然後可能是對自己的將來一種未知的狀態。將片段式、比較詩化的語言放進活動影像當中，會產生怎樣的效果呢？我用了許多對比結構，甚至嘗試分割畫面：從前與現在、黑白與彩色、真實與幻想的東西。

《單行道》之後的作品，我反而想做一些我不認識的題材，而（這些題材是）我很想知道，同時又覺得其他人可能也想知道的，還有對香港是重要的。製作《浮城》時，我有一個主題，主題就是有關空間的故事。因為有這三個地方，我要去查看觀塘工廈的政策：何時開始轉型？工廠何時開始撤離？做音樂的人何時進駐？就是要做這類型的研究。

（那個朋友起初為甚麼會在這邊租地方呢？最終可能無法追溯，但實際上（他們）真的是因為這裏的人而留下來。試想譬如在荃灣，（租金）可能較易負擔，但在觀塘、牛頭角區，就是整群玩音樂的人都在這裏。）

我以前的作品比較多表現自己的想法，但從《浮城》開始，我想探討其他人的想法，然後再講述他們的故事。所以那時候，我對一個地方的故事感興趣，然後又想拍攝關於音樂的主題，所以就跟這三個音樂人合作，由他們去選一個地點，唱一首歌。他們決定了地點與歌曲後，我才到那個地方做研究。

（有時候，我就是想不起來，我們一起做過的事情。輕風、微塵、清晨還在，但再也不會和從前一樣。）

做以紀錄形式為基礎的影片，你要有一個出發點。為何我要去這個地方？你要經過這個過程，才會得到一些材料，才會想到如何處理這些材料。《浮城》或者這些影片作品會有資訊性的內容，也有真實故事，而這些故事，如果是香港人，大家也可能共同擁有，而當中一些情感部分，也會觸動到自己。

徐世琪：藝術跟科學是兩種不同的東西，但其實亦是同一種東西，我現在嘗試將兩者合一，遊走在兩者之間。

兩者都需要想像力，並以數據和現實為基礎。（兩者都）提出另外的觀點去理解我們所看到的現實世界、我們這個宇宙，挑戰我們已經接受了的現狀。

我想我對身體的內部結構有些迷思，（覺得）很神秘，想去再看更多、再深入點、再挖更深。 肢解、拆散再重組，或者將這些東西混合，變成一個生物——70%的機械、20%的昆蟲、1%的人，你還是人嗎？可能你有自由意志……其實這是很科幻的問題，或者是很哲學性的問題，你如何界定甚麼是一個人呢？

你知道我為何特別喜歡對稱嗎？

（場館的左側和右側，要重疊做出雙重的感覺）

可能小朋友也會試過，你打開一本書，滴兩滴墨汁，蓋上再打開就會有圖案顯示出來。從你看到的東西，別人就嘗試進入你心裏的境界。你看到A之後能否再看到B？兩者同時存在的那一刻、那個瞬間，我覺得是神奇的，所以我希望我的畫能給人這種感覺。我稱之為墨跡測驗，但那其實不是滴墨而成的。你看到的是一個性器官，還是一隻蝴蝶，還是其他甚麼東西，都是每一個人的觀點。

現今社會很多事物都很分化。尤其是有社交媒體之後。這個人看到的世界，跟另一個人看到的完全不同，兩者無法溝通。當我知道這個人的世界是如何，我還能回到自己的世界嗎？

科學有權威，但其實並非如此；科學繪圖很多都是騙人的，或是有藝術詮釋。紀錄片也是將事物營造成事實，但在背後，我加了一點東西，穿插1%、2%，或10%假的東西，於是別人看的時候通常就會相信，會走過來問我：「其實是否有這種東西存在？」

形式都是用來表達我的概念。身體與機器，我可以用繪畫來表達，我可以用錄像表達，我可以用動畫，我可以寫小說。你從不同的切入點，就會理解到徐世琪是甚麼樣的人、我想表達甚麼。我的畫都是轉化，我不妨也讓自己變形。 身體、女性身體、轉化、敘事、創造世界、心理疾病，林林總總……科學、科學繪圖，真真假假，疑幻疑真〔槍聲〕，其實所有東西混在一起才能表達我心裏無法表達的東西。

我之前鋪排了一些故事，一個紀錄片。（當中）有個主人翁，有些事發生。突然間，就去了徐世琪的世界。到底徐世琪是裏面的角色嗎？到底徐世琪的位置在哪裏？（情節）由一個實質的東西變成很虛幻的東西。我喜歡這種交錯、這種矛盾。

鄭文榮：瘦點，瘦點，全世界的女人都這樣說。比如說，當你拍攝時身體上下倒轉，戲服的鬚邊也會全部上下倒轉，令你步向一種……奇怪，有點像奇異生物的感覺，還你自己的本色。

徐世琪：我的主題是關於懸浮，當中有很多社會意義，或是一些更廣義的東西。其實為何人類盤古初開，那麼渴望飛上天上？可能是追求自由，可能是追求一些昇華，自己做不到的東西。我明知道做不到，但仍然堅持去做。

懸浮也可以是反抗的意識，是對地心吸力的反抗。為甚麼超級英雄大部分都會飛？其實是對一些社會機制，可能是藝術機制、藝術體制的不滿的反抗。

自由意志是甚麼？還是說你做的所有事情，已經由你的基因和一堆化學物質預先決定了呢？這個選擇有多少是發自你真正心靈上的東西，還是全都是化學反應？我要做出改變，因為只有不停地作改變，才能有變數。這些改變是好是壞，沒有人知道，但如果你沒有改變的話，你這一輩子就這樣了，世界永遠就這樣了。你唯有冒險一試。

我喜歡創造神話，我喜歡創造世界，創造我自己的世界。我有自己的故事要告訴別人。

（原文：普通話）

張曉剛：把這個作品當作一個系列的正式開始是1994年，然後，它的靈感來源和準備工作，大概是1993年下半年開始的。其實起因很簡單，就是來自於對家庭老照片的一個發現，感覺為甚麼照片會那麼觸動我。歷史裏面包含很多的東西，是過去我們忽略的東西。而且，看我的家庭的照片吧，看到我父母的年輕的時候，跟我們的青春的這種對比，就感觸很深。我就覺得「家庭」這個概念很有意思，一個是我覺得我的「大家庭」，跟我個人的家庭的影響也有關係，另外一個就跟我的生活的環境也有關係。

我覺得我始終很關注我們的家庭裏面的變化。另外一個在我生活的單位上，我們的學校是吃、住、教學、創作，全部都在一個院子裏面的這麼一個單位。我天天在那兒，我就感覺好像也像一個家庭一樣，人和人的關係那樣複雜。後來隨著我的家庭發生了改變，因為我孩子在1994年出生，（孩子）出生以後對我個人的生活發生很大的改變。這個時候大客廳裏面開始出現小孩，聯想到我的童年、少年，這個時候「家庭」增加了一些深度了，就不是表面的一個公共和私人之間的關係了，它可能就像後來取的名字一樣，跟血緣也有關係了。

從黑白的中間，我喜歡使用一點其他顏色，包括一些光斑、紅線這些處理，來加強這個被改動的部分，但是顏色都是沒有冷暖的關係，都是黑白的關係。只有色階的關係，沒有色彩的關係，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而紅線最早還是受芙烈達（Frida Kahlo）的影響，但她有另外一個意思——生命跟生命有關。我也想把這些人都串在一起，他們可能是親人，也可能是朋友，也可能互相都沒有關係。我想這樣把它像個網絡一樣串在一起，形成一個家庭的感覺。

（原譯：粵語）

楊東龍：畫畫是去製造那不可言說的空間。可以嗎？

馮美華：這是相片對嗎？

楊東龍：這是相片。這些我都當是相片。

有一個限制，其實畫框本來就是一個限制。你有這個限制之後，你就可以開始做些甚麼，把那限制變成不是限制，或去超越限制。其實有不同的方式。

補充一句。收聲，收聲。我指的限制是生命體的限制。任何一個畫畫人也好，一個創作人也好，任何一個人都要面對的，就是一個生命體的限制，你就去選擇語言。

倒轉頭亦可以，就是那選擇呈現那個限制。

訪問者：所以你是一直在跟限制去共舞？

楊東龍：我喜歡這個字眼──共舞。

馮美華：這個可以沒有的？

楊東龍：對啊。

馮美華：但你又放了進去。

楊東龍：但有了就好看嘛。（笑）那實在是好看嘛。

訪問者：就是這麼簡單的事？

楊東龍：對啊。如果你看到某些事物是好的話，你不需要去尋求解釋。對吧？這部分就是說了太多。

這幅在這批中較早的，這幅應該較早，大概在95年左右，或93、94年上下。這張跟那張有點相似。

有些畫看上去沒有任何形狀，但其中的肌理、厚度，其實很多時跟具象畫的肌理之類有關。例如我一直對光線變化，光線投射在人身上，或投射在物件上的變化，我一直都很感興趣。這是由抽象到所謂具象，其實一直用得着。剛才那地板，對我而言其實也是一種抽象。切走上面那一部分，下面其實是抽象來的，不是嗎？（笑）

訪問者：為何突然想要如此貼身？

楊東龍：腳踏實地嘛，因為做爸爸了。是很簡單的。你對嬰兒可以談甚麼呢？談藝術史嗎？知道嬰兒的視覺發展，由開初看不到東西，到後來朦朦朧朧看得到，會追着光線來看。我首先想到的是，要在一盞燈附近畫一些甚麼給她。她應該知道吧，因為這個故事我很少跟人說，是她契爺說出來的。

阿傑，這個讓我來！

訪問者：你畫了這麼多大的畫，要搬到別處時怎麼辦？

楊東龍：是的，所以當時丟掉了許多（作品），這是這樣。搬不動了唯有丟棄。有些事情我會想得比較實在。如果當時想到要揹着這麼多畫，可能現在我只懂揹着那些畫，不懂畫畫了，對吧？正因為當時全丟棄了，只有全丟棄才能畫新的畫，於是我就丟掉了。

是的，還有兩塊。

我相信有價值的事物會在我現在的畫中走出來，甚至它走出來我也未必知道。

有許多棄畫的方法，有些人真的會毀滅掉一幅畫。我已記不起當初有沒有這樣試過了，但很快我就不再試這種方式。我用了一種更懶惰的方法，就是我搬到街口。有人要就要吧。

油畫本來其實是非常「工匠」的手藝，你永遠有事可做。一張畫要畫甚麼，其實我沒有很清楚，只是隨意找個起點，所有事情都在過程中產生。一幅畫對我而言不是要你明白些甚麼，反而是產生思想上的空間。我覺得這一點更重要。

當你畫到某時候，你會進入一種狀態，你不知道自己在畫甚麼。於是你自己又會問，這個狀態是否真實？其實是一種糾纏，跟現實的糾纏。所以為何我要畫具象畫，也是一種糾纏。因為具象畫首先給你看到外在的東西，然而當具象畫說的又不是外在的東西，它就會開始產生別的意思。

我並非那麼重視藝術的探索，反而是人生的意義。我只是借藝術探索去呈現人生的意義。我覺得我的生命有限，我寧願認認真真去做好一種物料，比不斷去嘗試不同的物料要好。我自己覺得這是窮一生去做的事情。

畫畫是「過日晨」，也對的。那是有前設的，甚麼是「過日晨」呢？你要對自己的生命負責。所以你喜歡怎樣去「過日晨」，沒有人可以加任何意見。

（原文：英語）

石漢瑞：我敢說，有甚麼樣的客戶，就有甚麼樣的設計師。如果你遇到一個銳意創新的設計師，就千萬不要錯過。

與我合作過的很多客戶，名稱都有「香港」二字，例如香港上海滙豐銀行、香港置地、香港上海大酒店、香港國際航空等等。我想毫無疑問的，那是為香港建立品牌，打響其名號。

我在1961年來港，那時我正為一本名叫《The Asia Magazine》的雜誌工作。它在紐約有一個辦公室，當時他們決定逐漸進駐香港，我就打算來闖一闖。

我來香港的時候，是做了充分準備。其中一點是我帶了很多「彈藥」。我的武器有兩種：概念和對比。我一直為中國視覺文化及日本文化着迷，我也盡量將之運用，但同時會加上一點現代元素，正如我所說，一些已知和一些未知的事物。

其中一樣我很引以為傲的東西，舉例來說，就是牛奶公司的標誌，它在中英文絕對對等。我們使用相似的字體，雖然分別是英文字母和中文字，但我們讓中英文看上去感覺一樣。顏色相同，字體大小亦一致。它們可以互換使用，而那代表了一種彼此尊重。

我創立自己的公司後，承接了各式各樣的項目，其中一項是設計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的鈔票。我使用了銀行大樓的外觀，銀行的舊大樓外觀很獨特，我也使用了獅子作為銀行的吉祥物。你需要有一些能抓住觀者注意力的東西，足以令你的產品，你希望推銷的任何東西，在競爭者之間以及流行的風格當中脫穎而出，這樣你才有突出之處。

我沒有讓自己定型為酒店設計師、書刊設計師、鈔票設計師，又或是設計舞廳的，是以全才的設計師自許，可以設計海報，可以設計包裝，甚麼都能設計。

困難之處在於要令設計富有趣味，讓人觀看年報或宣傳冊內的插圖會覺得賞心悅目，並令圖片不只為說明某些內容而存在的附屬品，而是本身就是有其價值的精彩事物。很多人不理解當中差異，但設計所表達的情感、蘊含的概念，以及你所下的工夫，就是能吸引和打動人的要素。

（原文：普通話）

曹斐：《誰的烏托邦》的創作裡，我當時分了很多步驟，一點點去接近這個結果。所以一開始做了一些問卷，要求工廠發散給不同生產崗位上的員工，最後確定了大概二、三十個員工，作為我們這個項目小組主要的工作坊的員工，然後就每週定期跟他們聚會，還有做一些小的工作坊。所以在這過程裡面，慢慢發展到他們每個人身上的故事。因此在這影片裡面，其實也將她們一些沒被實現的願望或者夢想，在工廠裡面的舞台給他們做了一次呈現。

那影像裡面又分了三段式。第一段就叫做「產品的幻想」，因為我們做了大量的紀錄影像部分，也花了這半年時間的一部分，拍了不同生產線上、流水線上的環節。在聲音部分，觀眾除了能聽到隱隱約約的機器的部分外，例如張安定他對聲音也做了一個抽空的、重組的一個處理，所以你既像在工廠環境裡面，但它又有一種比較空靈的感覺，就能把工人的內心那種孤獨的東西給勾出來。然後，影像的第二部分就是童話吧，是吧？就是看工人們在這個生產環境裡面跳舞，舞蹈包括芭蕾舞、霹靂舞。這一部分的結尾，是在他們宿舍裡面，看著這個廠區、這些貨車、物流輸送到遠方。最後就是每個人的肖像。

所以我覺得，很多觀眾在看第一部分的時候以為是純紀錄片。它很有意思，因為它是個燈泡廠，它是照亮我們這個物質世界，但同時有沒有照亮他們這個內在，或者有沒有照亮他們的生命呢？所以也是這個影片的題目，《誰的烏托邦》。我沒有用到問號，很多人問到打這個作品的時候是不是加一個問號，其實我說不需要一個問號，因為這個「whose」就是代表了誰的。所以這個問題也在問我們、也在問他們，就是我們的烏托邦是由誰來建構的。

（原文：粵語）

何藩：其實我偏向喜歡黑白。我不是不拍彩色照，但我發現一件事，彩色沒那麼適合我的世界。黑白給予我一種距離，怎樣的距離呢？跟現實人生的一種距離。我覺得這個距離很重要，現實人生是七彩繽紛，黑白好像抽離了一樣，更能夠令觀眾、觀者，有一種思維，一種沉思默想的空間和深度，跟我、大家產生共鳴。

我好喜歡黑色。黑色好像一種力量，好偉大，好神秘，好像可以主宰世界的一種力量。我覺得我拍照很隨意，意之所至。例如我住在半山麥當勞道，中區，我由中區走下來，當時沒有地鐵，就揹着相機，由麥當勞道半山走下去，路見橫街窄巷，煙霧迷離，有些小人物，芸芸眾生，草根階層，弱勢社群。我覺得他們所表達的一種香港精神，是最令我難忘的，小人物拼搏求存，一直在掙扎奮鬥。

我很注重光。我覺得攝影是光的藝術，我要光合我心意，不談對錯，便要等光。當時有感而發，我就表達當時的心境，我的一種感覺。大文豪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說過，他說藝術除了感動之外，便甚麼都不是。偉大！他說得偉大。

這一張呢，我必須坦白告訴各位，不是我的功勞，是上帝跟我開的一個玩笑。根本我不是在拍小孩，底片是四方的，實際上我在拍電車路。初初看，實在不行，看著看著，一旁有兩個小孩，更好玩，更有趣。放學後，兩家那樣，這樣好像⋯⋯有著節奏一樣。我喜歡玩剪裁，像製作電影一般，我很喜歡玩剪接，那是怎麼樣呢？剪接可以令你的作品起死回生。攝影也是一樣原理，那邊是死的，這邊是活的，那就把它剪掉。真正的好相片不在相機，而是在你本身，是在你的眼，在你的腦，在你的心，不是在於冷冰冰的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