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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加:(英語)大家應該比較熟悉我以生物物質創作的作品,將它們嵌入雕塑之內,或者融合在一起,但我的目的是淡化這些常與身分密切相關的物質,擁有的擬人化特質。我之所以運用這些物質,是想提出以這些物質創作。
其實跟在工作室內製作石膏像,或是吹玻璃和雕刻玻璃纖維沒有兩樣。「內在風景」或「內在創傷」,所說的是不能言喻的經歷,你只能從內感受。
《Sites of Wounding》的概念,實際上是取自一本講述如何從香木的樹幹提取沉香這種香料的說明手冊。當中提到當人從樹幹鑽洞或把它切割、砍削,該處就稱為 site of wounding(受傷部位)。這其實延續了我在2020年開展一個項目,那個項目聚焦於香港原生的生物品種,沉香亦與「香港」這個名字的起源相關,皆因這個地方自宋朝起已外銷沉香,它也回應了香港的身分。
基本上,要令香木分泌沉香,首先它要受一點損傷啟動它的免疫系統,沒有受傷的香木其實相當多孔。體現樹木能在受傷部位重生的特質,這是我嘗試去展開的敘事。它所觸及的概念不只是關乎歸屬感,而是以非人類身體作為原料去體現人體內的某種創傷,不論是由文化或社會方面造成的創傷。
我在東京國立博物館找到這些研究鐮倉時代佛像內部的期刊,表面所見的和內部完全不一樣。因此,我在那裏待了很久,以研究這些雕塑。
為了取得沉香你要很清楚看見傷口的形狀,並將內部雕刻出來。因此,我去做了電腦斷層掃描(CT scan),並將我的身體內部打印出來,製作出這些有關內部風景的雕塑。這是我做CT scan得來的右腿肌肉橫切面,共有六個。而這是其中一部分,掛在牆身的作品是另一部分。
(英語)這次,我真正的想做是探討牆作為物件和材料,還有探究展廳作為材料。因此,三件作品都嵌入展廳的牆中,牆上有縫隙讓你看進去。
藝術和科學基本上都是發問的方式。對我而言,它們並不矛盾回想我在求學時期學習製作玻璃,也是因為我對事物是如何製造、由甚麼製造,以及我可用哪些方法去製造非常着迷。我所問的這些問題,不光是應用在物件上,也能應用在我的身體和身分上。例如,女性特質是怎樣形成?男性特質又是從何而來?黑色素是怎樣產生的?如果我繼續問,最後會得到怎樣奇特的問題?這跟藝術一樣,兩者都引發更多的提問。
范加經常利用有機物料和其他與身體相關的元素,探索自然和生命的各種可能。在其創作的生物形態和富有觸感的雕塑中,范加將人體皮膚(活生生的生物組織)的視覺元素和冷冰冰的實驗室工具並置,藉此撩動觀眾發自肺腑的回應。范加一直以創作審視性、性別、種族和物種等複雜觀念,藉此質疑對立的概念和二元思維。
范加在2020年開展其多章節作品《Sites of Wounding》,自此以非人類生物和生態系統為概念,探索物種與親緣關係之間的連繫。此作的第二部分《Sites of Wounding: Chapter 2》在「希克獎2023」展覽中展出,研究香港原生的瀕危植物土沉香。土沉香是名貴香料沉香的來源,而沉香的形成,則是從樹幹受到真菌入侵或外部損傷後分泌出帶有香味的樹脂而來。
為創作「希克獎2023」展覽的項目,范加掃描自身身體,以3D打印技術複製其肌肉組織和內臟,然後將之固定在染色玻璃球上。其中3D打印雕塑《內藏》跟兩個玻璃球《所有名詞都是錯的》和《所有名字都是名詞》都嵌入牆中,把展廳化成受傷的軀體。另外還有一件錄像作品追溯土沉香與香港的淵源,這個昔日香業貿易的重要港口,因販香運香而得名為「香港」。
程展緯:以社區為素材 | 香港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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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展緯:香港有些景色是⋯⋯香港很小,但有很多視覺衝擊的文化。很多時候由一,慢慢累積到無數。我很多作品都是關於「眾數」,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到最後變了我們所稱的「一群」。我們不是兩個人、三個人、四個人,最後成了一個群體。
我自己做作品是由所謂的觀察開始。其實就是對應自己的生活,每個人都需要做觀察。所以我畢業之後,決定做觀察。這張相片是在薄扶林村。當時我租的一個房間內拍攝,(我)用一個房間轉變為一個針孔相機,把窗口縮到很小,整個空間沒有人。我覺得這個感覺頗貼近當時市區重建的議題,好像整個城市空洞了。這些本來是很日常的東西,但是(我們)看到這個世界倒轉了,投射在牆上。在房間中,我們便能重新很敏感地去看一件事。
藝術家是有角色的。(他們)有一種優勢,能帶出距離感,由此嘗試尋找另一個角度去看一個事物。結果在2007年之後,我開始有愈來愈多介入社會的想法,一些發起細小運動的想法,就像天星、皇后(碼頭)那時的運動。其實對我而言,開始令我(與社會)拉近了。究竟除了我自己的創作空間以外,外面的社會與我有何關係呢?做作品的時候,你一定要親自去做,所以都會參與到那些運動,一切就是從這張椅子開始。當時我經常在香港藝術館做展覽,所以跟藝術館的保安員很熟。有一次看到他們很累,問他們為甚麼,我才發覺原來(展廳中)沒有椅子,於是我幫他們在留言本上留下這項訴求。
在2014年後,香港的氣氛在社會運動方面,有種失落的狀況。而椅子運動在那時亦有一個很奇怪的發展,我們令到十多個品牌的公司全線改變。原因不是因為我,我只是站在最前的一個人。只是在這個時代裏,有很多人很渴望有一些改變。如果我們由一個不同的角度去看事物,而制度上亦有一個可以修正的位置,我覺得藝術家其中一個角色就是負責做這件事。
(我覺得)身分的流動性,就是回歸一個人最原始的狀態。我開始對保安員的身分的想像有興趣,為甚麼你不能做保安呢?很簡單的一個問題。為甚麼會有一條界線,很清楚的區別你做甚麼、我做甚麼?
這裏是我一開始做保安的其中一個地方,香港鐵路博物館。它是唯一沒有閉路電視的博物館,所以很多有趣的東西可以(在這裏)發生 。後來我慢慢發覺,其實我最需要想像的是上班時間。因為上班某程度上有最大的限制,但是我們更應該投放更多想像在內,提昇生活的質感。
我再三強調我不是裝作一位清潔工,而是演繹一位清潔工可以怎樣做。究竟現在收取最低工資的是甚麼人呢?開始的時候,我是想做一個這樣的調查,因為他們那個崗位很有趣。他們可以看到這個城市的人,離棄甚麼、丟棄甚麼、發現甚麼,他們比很多研究者走得更前。
去年巴塞爾藝術展,我們在1a空間的展位發起了一個眾籌,我們在1a空間的展位發起了一個眾籌,希望在地鐵賣一個關於清潔工的廣告,但是未決定(廣告中的)議題。過了一年多,我在這裏工作後,看到很多市民丟棄垃圾的方式才做了這個廣告。呼籲市民在丟棄垃圾時,為清潔工想一想或者理解一下處理垃圾的清潔工的處境。我覺得廣告帶出一個很清楚的信息。在容許這個廣告發生的時候,確認了這個訊息,就是清潔工有權在自己(工作)的地方公開、堂堂正正地講述自己的故事。我們有一種能力比很多人來說多了一種能力,能夠將一些被人忽視的東西、已存在的東西被看見 。
我覺得要做有關社區的項目,我一定要在自己居住的地區做。因為你才會慢慢……比較容易累積(成果) 。我後期的很多社區項目都在大埔開展,很多發現都在大埔出現。近年,我很着重於探究的形式。我想探討藝術家如何去演練公民這個角色 ,如何發掘有哪些問題需要倡議,以此作為一種創作媒介而非做一件件作品,不是說那個煙灰缸是一件作品。
程展緯:今天甚麼日子?今天是我師傅當清潔工的20周年。
霞姐:我只是個垃圾婆,甚麼師傅?
程展緯:一、二、三
霞姐:你真是的⋯⋯
程展緯:這種交流是很平等的。我不用刻意取悅他們,他們也不會取悅我。是一種在物料技術上的交流。
霞姐:兩者混合。如果你做出來的掃把,反正都沒用要丟,倒不如把材料拆掉用來造這把。是否比較軟?
程展緯:掃把很有趣,因為它很多部分都來自植物,尤其是我們研究的蒲葵葉掃把,而這些植物經常在不同地區看到,然後我們在大埔北,找到十幾種製造方法。原來不同清潔工,會因為不同的情況,或自己的喜好,有自己的設計。我覺得這是其中一種令我們看到「他們」的方式,他們不是同質化的人。落葉對於清道夫來說可能是一種勞役,但對市民而言,掃地可以是舒緩身心的活動。所以我們會想,其實如果這些掃把,公眾都可以參與(使用)的時候,會是怎樣呢?尤其是這條路,掃落葉時我們覺得很舒服,就像是一個「情感空間」。即是你來到這裏會覺得很安靜、很舒服。我們希望這個地方,能透過不同的活動帶來一些改變。
不斷在同一個地方做一些事,你的網絡就可擴大,變得更鞏固。每一個人就是一顆像素,就是一個最基本的點,人們就可共同去砌出一個影像。
後面的作品我做了多少年呢?已做了八年、九年。「曱甴」我做了十多年 ,勞工議題我也做了很多年,由2007年到現在。我從沒試過短暫做一做,然後不做,還未能改變就只有繼續做、繼續講。因為那些東西也在我生活上佔一席位,只好堅持不懈,繼續做。
那些東西也是我生活上的其中一個位置。就是咬着,繼續去,是的。
劉天蘭:玩出架勢形象|香港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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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天蘭:我工作這麼多年,沒試過只做一件事。我經常都是多線同時進行,很多界別我都參與其中去「玩」。我用「玩」這個字絕對不是兒戲。我在香港土生土長,青少年時期去了加拿大。我當時是藝員,要演出、唱歌、當主持,但同時我也拍電影。拍電影時,我不只在幕前演出,在幕後也做製片、副導演等。當時是1978年、1979年、1980年,是香港百業騰飛的時間。大家都可以創作一些東西,亦有一些平台出現,這是很難得的發展機緣。
《號外》它比較時髦,比較有年輕人對世界流行文化的敏感度。我們當初做《號外》的時候,大家都沒有長遠的計劃,只想開開心心地做一本城市雜誌,反映當時的香港。我們的雜誌在1982年加大尺寸後的第一期,整個形象也改變了。於是找了張叔平幫忙構思怎樣設計封面,我就幫忙替封面人物化妝和處理各種安排。
至於在製作費不足的情況,又想做出好的成果,就得靠自己的資源。我經常將家中的東西拿去拍攝,譬如有一個很特別的封面。這個人到現在也沒答應過當其他刊物的封面人物,那年是她40歲的生日,那就是作家亦舒小姐。我只給她一件黑色的長袖上衣,為她化一個淡妝,還有展示她長長的頭髮。後面的背景是甚麼呢?其實是我從家裏拿來的一張毯,而這張毯是我當時的朋友林子祥送給我的生日禮物。
林保怡當時剛入行不久,他是我公司黑白唱片的製作助理。他那時很陽光,又很年輕,他當時好像才二十多歲。封面概念是甚麼呢?就是請他坐在我女兒岑寧兒兒時的吹氣游泳池,我們讓他坐在游泳池中間,再從旁邊的高梯上,一次又一次地倒水在他身上,而他就要做反應。最後我們選了這張當封面。當時的我們只要可以玩,有工作就行,「可以這樣嗎?做吧!」不會去計較。
我真的是由《號外》開始,才發現自己有點美藝、設計方面的⋯⋯該怎樣說呢?天分嗎?有天分也要有練習的機會。當時每個月在那裡做的所有跟設計或者造型設計相關的東西,的確就是我練習的遊樂場。在不太長的時間裡,這個潛質竟然鞏固成我的職業,我成為了形象顧問。
設計唱片封套,我絕對會依照人和歌(的特質),或者這張唱片的概念。這些資訊要經過融會、思考,因為包裝也是用來襯托這兩點。《千個太陽》當時⋯⋯我非常熟悉它的製作,由零開始到選歌、錄音,葉德嫻和陳潔靈合唱等我都知曉。我想走華麗、燦爛、明亮的路線。我從一塊織錦布上得到靈感,就想到要做一件衣服給葉德嫻。於是我從人出發,開始設計人的形象。她的髮型是很乾淨的,只是一條馬尾,她的首飾是傳統的景泰藍,化妝也是我替她化的,有少許東方感,眼線稍微向上挑,因為《千個太陽》這首歌是很熱血、很有力的。我想表現一種如太陽般燦爛的熱力,所以音樂給予我的顏色、感覺,跟織錦布給我的感覺似乎可以交織在一起。
當時我的確覺得形象打扮不只是銀幕上或舞台上需要的東西,即使不是公眾人物,也不等於不需要留意自己的形象。因為每人出落的打扮其實都是一些訊息,是他們對自己的認識,亦表現他們對生活是否有要求。誰不是每天都面對觀眾?只不過不一定是上台而已。我可以說「架勢堂」,就是我把這種想法付諸實現的平台,是我把對形象的知識帶到尋常百姓家的地方。
電影的服裝造型工作主要是幫忙說故事,而這些造型需要由我們去創造、去實現,令觀眾在看電影時忘記演員是誰,信服這是戲裡的人物,並跟隨情節走下去。我記得有部電影叫《東成西就2011》,也挺有挑戰性的,因為它除了現代人物的衣服,那七、八個主角還是神,所以在人間的時候,他們各有各的性格,我們要設計進服裝裏,然後他們在天上的服裝也要有其特色,還要有所連繫。我覺得從跳脫、靈活或時髦、有趣的角度來說,我能滿足導演的要求。
作為電影美術學會的一員,近年,我也以行動去實踐所想,就是讓更多人了解電影美術和服裝造型這個行業,並將它傳承下去。所以我們開班授徒,講解我們的行業,讓他們看更多電影。為電影服務是你的嗜好,嗜好是開心的,是關乎玩的。
這個字經常出現吧,這個「玩」字。我想這是我的態度。我不是說要不負責任地去玩,我用「玩」這個字代表我去享受它。雖然我現在已經幾十歲了,但工作起來仍然有很多東西學習,是一種成長。我想我這個口頭禪不會改,我會繼續玩下去。
開箱夏碧泉檔案|香港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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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秀慧:大家好,我是鄭秀慧,是M+香港視覺文化副策展人。
葉俊文:你好,我是葉俊文,是M+藏品檔案管理主任。
鄭秀慧:在我們面前的就是夏碧泉檔案的部分資料。夏碧泉是香港的重要現代藝術家,他創作的時期大約在1960至1980年代。當時搜集資料不容易,亦未有一間正統的藝術學校,那麼當時的藝術家要學習怎樣創作的時候,可以怎樣做呢?就是自己搜集不同資料,然後拼合、剪剪貼貼,成為自己的學習資源。夏爺的檔案現在由三個不同機構去保管和處理,分別是我們M+、香港大學,以及亞洲藝術文獻庫。
葉俊文:這次的檔案收藏,涉及的夏碧泉檔案超過二百多箱,規模很大。我們(從檔案中)可觀察到夏碧泉先生的思維很清晰,從亞洲藝術文獻庫留下的紀錄,可以得知他會將不同的資料分類。我們將會承繼它原本的編排,以保存夏碧泉檔案的完整性。
鄭秀慧:在M+檔案藏品當中,我們收藏了夏碧泉檔案中三項頗重要的項目,其中一項就是視覺研究資料。在夏爺工作室內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用這些「柯達盒」來存放不同的視覺研究資料。他將不同的資料剪存,放進盒內,根據不同主題放在一起,例如這一盒名為「香港篇」。盒內見到的當然包括一些香港的象徵,譬如帆船。當大家以為帆船只是香港的象徵,盒內還有亞洲不同地區的帆船,譬如日本,以及其他東南亞地區的帆船。夏爺常常強調他的工作室是一個思考工作室,他會坐在裏面去思考、去想像、去創作。他將不同而又相類似的東西放在同一個盒子,當你觀看當中物件時,除了會有不同的想像之外,亦能拼湊出當時香港與其他地方的關係是怎樣的。
葉俊文:當我們進行編目的時候,我們會原汁原味地保留夏碧泉先生所訂立的標題,將這些零碎的資料串聯在一起。當觀眾或使用者來到時,就能夠看到「香港篇」現存所有材料的連貫性。
鄭秀慧:有一些盒子是關於當時與香港視覺文化或亞洲視覺文化相關的資料。譬如這一盒名為「Expo 70」,是1970年大阪世博的相關資料,也有一些當時的本地剪報。當時是世界博覽首次有香港館的出現,亦是第一次向外推廣香港的形象。
鄭秀慧:另外一個就是手工書刊。夏爺會在現有的書上或使用不同的文件夾,來將不同主題的資料集結成一本書。這本名為《創作人物圖錄》,你會看到(書的)封面上是中國當代藝術家岳敏君的哈哈笑畫作。(他)用不同的人物拼貼方式,收集不同的材料,讓看的人有不同的想像。譬如這一頁就很有趣,你會看到他將已故的中國領導人和一位指揮家並置,可能有不同的寓意,譬如是代表他會指揮大局,是一位領導人。
葉俊文:由於這些檔案幾十年來都儲存在夏碧泉先生的工作室,位於土瓜灣的唐樓,一個溫度和濕度均不穩定的地方,物件上會出現一些塵埃,我們會用刷子來移除。另外,如果物件之間有分離或黏合的狀況,我們亦會做一些處理。
鄭秀慧:夏爺在1980年代初買了一部相機。之後由1980年代至2000年,他幾乎把所有關於香港的藝術展的開幕、相關活動,或是與藝術家的交流,都會用相片記錄下來。而這些攝影紀錄,俊文應該需要作特別處理。
葉俊文:沒錯。夏碧泉檔案以紙本為主,而這些相片我們稱為「contact sheet」,或「相辦」。當我們完成編目後,我們會將它們存放在較為低溫的地方,令它們可以更持久的長久保存。
鄭秀慧:持久保存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這批資料其實是香港藝術史非常重要的研究資料。譬如我們看到的這張(相辦)是1982年楊秀卓的行為藝術,我相信這張是他在早年仍在探索甚麼是行為藝術之初(拍攝的)。1982年,中英談判剛開始,整個香港都處於一種很不安(的狀態),不知道之後會發生甚麼情況。他這種行為藝術就是想引發觀者思考:當時我們處於一個甚麼樣的狀態,往後又會是一個怎樣的狀態。
葉俊文:我們現在已經逐步為夏碧泉檔案編目,以及為它們作數碼化的工作。我們會在M+的研究中心,提供這些檔案藏品供公眾使用。
鄭秀慧:M+是一座視覺文化博物館。視覺文化除了關於不同方面的跨學科想像之外,亦是關乎物件、各種事物與當時的環境氣候與人的關係。這種儲存方式正好與此對應,這說明了作為一座視覺文化博物館,為何要收藏這位如此獨特的藝術家留下來的遺產。
苗穎:像素化的過去|香港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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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穎:(英語)要用兩個詞形容我在「希克獎」展覽展出的作品,我會說是「不祥」和「天真」。「不祥」指的那種「危險」是你對即將發生的事毫無頭緒,而「天真」則是指作品有很多色彩鮮艷、富卡通感的視覺元素。
我認為網頁和互聯網的確是一種啟蒙,它就像一個有影響力的人,也代表着一種生活態度。它確實影響了我的創作風格,因為作品的靈感正是來自互聯網。我很欣賞網民的幽默感,還有人們對社會問題的反應,這就是互聯網的核心。在我使用人工智能之初,它尚未廣為一般人所接觸;但現在,它已成為大眾的工具,生成了不少內容。我覺得我們現在的關係很有趣。
我在M+展出的作品花了近四年完成,共有三個章節,名為《桃源十二村》。第一章是《牧羊人之耀》,由六個人工智能組成。它們都被訓練了很久,長達好幾個月。起初它們什麼不知道人類的關節是如何彎曲,以及有何限制。因此,我將大數據輸入到人工智能中。第二章是一部電影,劇本完全由GPT-3撰寫。然後我拿着劇本,在遊戲引擎上導演了這部電影。而在第三章,所有模型都被訓練好,任它們隨意發揮,場面一片混亂。
這個網站是整個作品的指南和選單。這三個章節就像見證了人工智能的崛起,並探討未來會是何等光景,例如我們會怎樣應對人工智能科技。這個展覽會有實體的裝置。當你走進去,首先會看到一些塔樓,看起來就像哥德式的、中世紀的塔樓。然後(你會看到)它們曾被點燃的痕迹,但又不是從上到下都被燒過。這是一個比喻,表達早期的人工智能訓練。之後是第三章,它們已訓練完成,被點燃和燒毀了,好像被訓練過頭似的,全部變成黑色的。
三個章節都與機器學習有關,這是我過去幾年一直研究和運用的技術。我常常在作品中追求一種胡鬧的敘事手法,就如在我其他網站似的作品中所見的,當中總有一些虛構的意識形態概念,幾乎在宣傳一種帶有政治色彩的生活方式。
在我的作品中,我試着將藝術家變成人工智能的奴隸,提出一種可能性:如果人工智能取代了藝術家,在這種情況下會是怎樣么呢?誰會來帶領牧羊人?我所擔憂的是,一切會變得像素化。如果人們都從網上的大數據學習,這將非常危險。這樣的話,歷史也會變得像素化,你也就再不知道什麼是真實。人類往後的世代,如果他們想(在網上)尋找答案,(他們會發現)歷史好像已被改寫,這實在很難想像。
王拓:交錯時空|香港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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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拓:我這組作品當中的兩個關鍵詞是「餘震」和「此時此地」。「餘震」這個概念其實就是關於我們如何能看待我們此時此地所處的歷史。
一開始我就開始繪畫,但是隨着畫畫的過程當中,你慢慢發現,面對不同問題的時候,顯然你要拿起不一樣的武器。可能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覺得影像也許是個好的辦法。從繪畫到影像,它們中間有很多東西也是特別相通的。你如何有重點地去討論一個問題,在結論和你討論的方法之間,設置一定的屏障,這個屏障恰恰是一個人可以去理解的一個通道。所以我覺得這點它和繪畫很相通。
這個項目就叫《東北四部曲》,裏面一共有四個影像作品。它的起點是關於我的家鄉,關於東北。就是在東北好像有很多和薩滿有關的活動,所以薩滿這件事,其實給我更多的像是一種靈感。它並不是一種所謂的原教旨主義上的,關於宗教屬性的薩滿,它更像是一種被抽象出來的一種歷史觀。所以在我這兒,我把它變成了一種叫做「泛薩滿化」,它是試圖解決現在問題的一個機制。
當一個人面對自己所在的時空,當中的困惑和沒法解決的問題的時候,它怎麼突然間可以把自己變成一個媒介,然後它自己的身體,可以有其他時空的靈魂進來,然後幫他用其他時空的視角和經驗,去解決他此時此刻所面對的這些問題。這次我把這四個作品全部放在一個空間當中。它像是一種層巒疊嶂的群山的感覺,你在山裏面的時候,你看不到山的全貌,這些片段的感受可能會組織成你對群山的想像。
其實整個《東北四部曲》,它的時間脈絡,起點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然後它時間的終點是2019年。第一部《煙火》發生在2018年中國的那個張扣扣復仇謀殺案,這個事件中的主人公,然後他在2019年的時候被判處死刑。張扣扣為母復仇這件事情,當然它是破壞了我們現有的法律系統,但是另一方面,有很多人覺得張扣扣可能是,恰恰是中國丟失的一種傳統;它可能是一種已經很久不再出現的英雄的人物類型。在創作後期的時候,由張扣扣這個人,其實可能又引發出更多的一些概念,包括在後面的《扭曲詞場》裏面出現了一個1919年死掉的北大的學生,叫郭欽光的這個角色。之前拍郭欽光的時候,其實當時也是想找一個類似這樣的場景:所以就是一個年輕學生,在荷塘邊找了一棵樹,然後就要上吊自盡。
男聲:(東北話)有個落魄書生,沉迷歷史,日漸消沉,理想幻滅,也發覺自己使不出一絲一毫的力量。
王拓:這一百年當中,這些歷史時刻也像是一個多重的錯亂的時空一樣,然後始終交織在一起。就像是在《通古斯》裏面有一句話,描述了一種,好像我對歷史當中不同時空之間的體驗。
男聲:(東北話)時間不再是線性的,而是大雨滂沱時,那池塘中泛起的無數漣漪。
王拓:《通古斯》這件作品裏面,兩個主人公就是兩個朝鮮籍的士兵,他們在參與中國的內戰,但是與此同時,朝鮮籍士兵他們的老家,又在發生濟州島事件。
拍最後一部《哭陣門》的時候,它像是一個平行的隱喻一樣。《哭陣門》這個作品里其實是把前面幾部作品當中一些埋下的伏筆,或者說沒法明確去指涉的一些修辭關係,去真正地揭開了他們之間的面紗。
我的作品當中,這些人他們都是在他們所在的那個歷史時空當中,面臨著他們當時所面臨的困境。這些困境被我引用,被我不斷地組織起來。因為我們看歷史的時候,我們也會有這種很悲觀的體驗,就是好像所有人做的努力,在當時都不會很快地、即刻地解決問題;但是我們仍然是在前人不斷努力的基礎之上,去試圖解決此時此刻面對的問題。我們可能會意識到,我們其實是處在歷史的一個餘震當中,而且我們此時此地所面臨的狀況,以及我們的行動,可能也會變成未來的一種餘震。
謝南星:畫布上的掙扎|香港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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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南星:《剔牙之歌》它的三聯畫的關鍵詞是「掙扎」。其實它應該是非常黑暗的,是非常荒誕和黑暗的關係,因為你想它已經完全造成了這種破壞,環境的破壞,就是崩潰的悲劇。你心裏有某種魔鬼在往外衝出來,然後,它就是一種比較被扭曲過的表達。它是一個問題,它是三個問題,或者更多的問題。然後,它和觀眾是一種問答關係,但是這個問答是沒有人給你提出來的,是你需要去閱讀的,所以它真的很掙扎。
這個牆面上其實有一些當時的草圖,關於《剔牙之歌》這個三聯畫的草圖,其實也有它們的一些來源。這三個畫面都跟排污有關係,就是它來源於,比如說就在我的生活裏經常看到的那種滿大街跑的那種清潔車。然後這種清潔車特別是那種,它收集排泄物,然後再運到一個地方去做進一步的處理。這種由來,我可能很早就在生活裏面就正常的觀察,然後我找到了它觸動我的地方,然後呢,我就開始慢慢在想它,最後出現草稿,可以開始工作的那種草圖。
你想整個城市的建設,其實所有的樓房的建設、社區的建設,水的管道、水的來源,以及人的排泄的來源和它的去向。我就在想,這個系統是比較有趣的。其實也就是想這種對比關係,就是人如何盲目地走向同一個坑,這個坑是跟吸污有關的,就是跟排泄有關的一個不分彼此、不分現實和一種超現實的關係,就是感覺生活就是一個屎,是這樣的。
具象的東西,然後它要怎麼組合?是不可描述的一種抽象式的關係。我覺得作為很多畫畫的人估計都會有類似的體驗。你會發現自己的畫其實對着天光的時候(會不一樣),因為你的畫並不一定是非常厚的,可能不是很均勻的,它其實都出現了很多不一樣的厚和薄的痕跡,然後你就會發現這張畫完全被那個光給改變了。
這個《剔牙之歌》,它的三個部分,它跟心理有關的一部分,就對應那個羅夏克的心理圖像。第二個就是把「飆屎」改編為了一種怪獸的形象。第三張其實就是在一個花園裏面工作的這種吸污的那種情況,妖魔化了一下。叫《剔牙之歌》的話,其實就是跟歌謠有關係。其實整個三聯作品,你知道像那種中世紀的那種行吟詩,其實它裏邊包含了故事,有描述,有諷刺,也有它不可言喻的那種情感和它的見解。我相信這組繪畫其實給人的感覺是很強烈的,也有很強的不確定性。
這個粉色的牆和那個作品,當然這個對比非常強烈。其實同時,它也相當於我從那個空間裏被切割出來了。其實我比較喜歡用這個粉色,就是它跟皮膚有關,它整個就是一個關於人的話題。繪畫它本身就具有這種,其實它塑造情景的能力,它本身就很強。像詩歌一樣的,它是圖像的詩歌。
繪畫其實它就是,你不能告訴別人你應該怎麼看,因為其實別人看到的,可能別人看到繪畫的更多方面,因為不然它跟藝術就沒有關係了,它就變成一個最簡單的說明,或者是一種宣傳。這不只是我作品表達的,觀眾也需要掙扎的去理解你這個作品,我能讀到甚麼,就是我能讀懂甚麼。我覺得這是一個掙扎的過程。
楊沛鏗:浮沉之間|香港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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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沛鏗:這一組作品講述的是「review」(檢討)和「move on」(前進)。你怎樣處理這個感情,而這種東西也是一個檢討和前進的狀態。這兩個詞對我來說,可能是做作品或做人都要處理的問題。
我小時候,由我養魚開始,就學到如果你不明白(養殖)系統的話,那些魚就會死。魚的所有相關事情你不會完全清楚,但是你知道一旦做錯一件事情,整缸魚就可能會死光。
你去明白體系,不是說你要去控制一個體系,而是你怎樣才可以在這個系統裏生存。我很多作品都是講述關於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我沒有足夠能力去和一個真人溝通。有些人會問,在作品中到底植物和你的關係是甚麼?我通常會說,它們其實是表演者。因為它們是一個參與者,你正在運用它們來講述你想說的東西。
如果只有一棵發財樹,就這樣綁着,放在地上。你不會意識到當中每一棵樹,其實都在互相擠壓。因為它處於一個靜止的狀態,所以你不會想像到它們的張力。但如果加了這些繩子,其實你是將它們互相綁着的方法延伸出去,就變成了一個植物以外的張力。所以你看着它的時候,會覺得它很辛苦在這裏吊着。但其實你看着那棵樹,它本身也在擠壓自己。用疫症大流行來說,就是一個不可控制的東西。你被吊着時,無論你怎樣移動,即使你有一個快要跌倒的狀態,但又沒有真的跌下去,即是這棵樹是處於未前進的階段。
很多藝術家已經做了很多關於新冠肺炎疫情的作品,但是對我來說,可能因為經歷過「沙士」時期,我覺得這段經歷是很特別的。這會令我們對新冠肺炎的反應沒那麼激烈,反而會思考處理問題的方式,或者會有更多的是從內在去篩選(主題)或思考。
我做的這個展覽是關於我們在香港隔離時的經驗,當時所面對的一些不確定性引申到一個更遠大的議題。對香港以外的觀眾來說。他們可能會看到屬於他們的地方的轉變,其實全世界都在面對同一個問題。《紅光明》這件作品,有一個廣告牌在不停地播放廣告,真的照亮了整個維港,當中探討一種重複性。當我們每一次回看同一塊廣告牌的時候,過了一段時間,你就會開始覺得這個(廣告)已經深入腦海,你不會再覺得有甚麼奇怪的感覺。
這個展覽是有兩條(觀賞)路徑的,一個是不用排隊的路徑,另一個是要排隊的。要排隊的那個,會帶你走進一個房間。房間中有兩件作品,就是《酒店房裏的擁抱先生》和《倉鼠籠裏的牆(問月酒店)》。正等於你要排隊進入隔離的一個經歷,但你選擇不去擁有這個經歷的時候,就是直行直過,就好像你沒有在這幾年離開香港一樣。
《晚菇群(M+)》這件作品,其實是一個最好的在前進之前的反省。我舉的例子就是自己一個,但又不是孤獨,因為你只不過是獨處。你怎樣去處理獨處的狀態,而這種適應其實是很基本地以轉接器比喻怎樣去適應那個空間。
現在我最需要的或我覺得在我的作品中最重要的,就是人們看了我的作品之後會怎樣看待自己所面對的事情,或處理自己的情緒。每個人都在重複經歷這些事情,但是看看你可以作多少檢討。你可以前進多少,而可能你一生也不會前進。
于吉:物料流動|香港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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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吉:這一次參加希克獎展覽的四件作品關鍵詞是「sculpture」(雕塑)和「recycle」(回收)。雕塑對我來說,不只是一個相對比較傳統的藝術媒介,以及表現手段。它可能也包含着我對於材料,對於物體的重量、形態、體積,以及它和周圍空間之間的關係的很多思考。回收是我考慮到很多在我使用的不同材料、物料之間的關係。在這兩年的整個創作計劃,我的狀態是一直在移動。在不同的城市短暫地停留,如何可以帶着我的創作一起旅行?甚麼又是在這移動的過程中必須放下的?我覺得這裏面的考慮也是一種可持續性,所謂回收的一種生活模式吧。
我覺得我的創作方向⋯⋯我感興趣的是來自自然的形式,以及來自自然的材料。當然在我討論自然的時候,可能我們了解的是城市裏的自然,以及被我們城市結構所打造出來的自然。但我不想回到一個自然環境裏,去討論自然。我更感興趣的是作為一個普通人,我是如何去關注種植、如何去關注生態、如何去關注植被與我的生活。我一直覺得石頭是非常有象徵性的。人把很多對自然能量的崇拜,濃縮在一個石頭的造型裏面,然後石頭在很多不同地域的文化和宗教裏,都有很重要的象徵代表。其實混凝土也是來自於石頭,所以其實這些材料和形式是有關聯的。
這次展覽的四件作品當中,最特殊的就是那件吊床的作品。觀眾看到的是一個吊床的形態裏面所承載的,都是來自於這個城市被廢棄的建築材料。我真正參與的只是吊床繩子編織的部分。因為材料本身的特性,它是一個很有彈性的材料。所有材料都是來自於整個美術館團隊,在過去的幾個月裏,不斷幫我到處收集、到處找,然後積累下來的。這是一個大家一起完成的作品,這件作品和周圍的環境,以及參與其中的每一個人緊密關聯。它其實是帶有互動性的,從而喚起他們與生活環境之間更多的日常記憶吧!
那件大的鋼筋作品裏面所用到的所有鋼筋,都是來自於被拆遷房屋的內部結構。但是在整個社會運作的系統裏面,當一棟大樓被推倒,裏面的鋼筋會全部被抽取出來,只當作金屬材料回收。我在這個過程當中,把那些因為房屋被推倒所扭曲成不同形狀的鋼筋回收回來,保留這些造型,讓它們成為我的雕塑的一部分。
那些廢棄材料來自於我們的生活、來自於整個城市的過去,或者來自於個人記憶。我希望可以讓大家去思考關於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現實世界看到那些並不嶄新和並不光鮮亮麗的東西。它們對我們來說、對我們的生活來說,到底意味着甚麼。
BV多西:建築是甚麼?|香港手語
影片謄本
巴克里希納‧維塔爾達斯‧多西:(英語)建築學不是建築物,不是建築物的形式,它本身就是生命。
採訪者:(英語)可以談談柯比意嗎?
多西:(英語)柯比意的作品是國家建設,我從眾多方面追隨柯比意。我記得他會隨身帶備一個像這樣小小的文件夾,黃色的文件夾,一面寫着「紡織公會大廈,六十座位會議廳」。我要設計一座會議廳,然後柯比意來到,談着「人們走進來時會這樣移動……他們可能會走到某處……那演講者呢?演講者在這裏……這邊有人坐下……或許有些人不想坐……看,那邊有一扇窗……人是這樣坐 ,那邊有一根柱……」,然後他就決定了怎樣設計。就這樣,我了解到怎樣按部就班地創作。
(假如)你有自己的身分認同,希望實現自己的本質,對印度美學有所認識,並尋找一種當代版本的印度美學,這樣,你就已經有所作為,在創造屬於自己的表達方式。
CEPT大學是開放的校園,為了讓學生使用,我在構思佈局時,將桌子佈置在內,而窗戶一定要盡開,因為校園並無冷氣。於是我設計了三個開間,中間那個較小,我把廁所和樓梯設在那處。我想像身處現場,如果看到老師在那邊飲咖啡、喝茶,想上前叫他們,我應該可以在樓梯對上的平台與他們打招呼。
你時時都看得見樹,這裏有四十棵芒果樹。每有一棵芒果樹因為震動而枯死,我就種一棵苦楝樹,這些樹非常重要。建築物有低層和高層,兩者結合,就自然得出階梯以及兩層通高的空間,這些空間就連接起來。我就是這樣劃分不同空間,並置這些出人意表的概念。
事實上,設計源自回憶,任何設計都是這樣,來自你的背景和記憶。建築物看起來一定要符合一般的印象嗎?其次,真的要用一模一樣、最直接的方式設計嗎?第三,如果想的話,如何才能引入如此漂亮的光線?第四,它可以概括整個城市的形象嗎?故此,當中由很多在我腦海中浮現的事物交織而成,真正拼湊了我不同的記憶。
然後我發現,最佳的光線是反射光。像現在這樣,不會有線條很硬的陰影,看到的面孔或事物都非常漂亮。所以,最重要的是:我們如何達到反射光線的效果。光線可以反射在牆上形成光照嗎?那就是我在多數建築中嘗試做的事,要做到這一點,你也要在量體加入大量的開口。當你這樣設計時,空間就開始變化。
(洞穴美術館)實在是一個可稱為「體驗式建築」的地方,純粹是對於光線、空間、形態和結構的體驗。我記得去石穴時要走到地底,那裏光線微弱,要爬着才到。那半暗的空間有一種美妙的空間感,若你沿着階梯一直走到最底,感覺截然不同。地底就是這樣。另外是打破所有規限:「地板一定要平」、「牆一定要一板一眼的」、「窗一定要方正」,我說我完全不會跟隨。我用了兩年時間構思這座建築,一座無分明輪廓、流動的建築。當中融合了一些關於……蛇王的古代神話,還有烏龜等等。牠們正等着從宇宙太空傳來的通訊,收到訊號後,牠們就會飛升。因此建築表面有一條眼鏡蛇,並以陶瓷馬賽克覆蓋。
那麼,甚麼是建築?建築不是營造,建築是由空間、光線與量體合奏的行雲流水的交響樂。
製作人員
- 監製
M+
- 香港手語
香港展能藝術會
- 影片製作
流動影像工作室
- 製片
王偉健、陳詠姿
- 攝影指導
張旻匡
- 攝影
劉子康、謝百閏、葉耀東
- 剪接
劉子康、王偉健
- 調色
張旻匡
- 文本翻譯
陳思祥
- M+製片
張嘉琳
- M+策展研究
譚雪凝、龍云、黃家彥
- M+文本及字幕編輯
梁仲汶、林立偉
- 特別鳴謝
范加、蘇浚
特別鳴謝香港展能藝術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