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建築，邁向軟環境：磯崎新與Archigram的相遇

1968年，日本建築師磯崎新與英國建築團體Archigram首度碰頭。他們一同參加第十四屆米蘭三年展，展覽以「更大的數字」為題，而他們設計的作品是兩個極端。

在展覽一室，Archigram呈現了對未來充滿朝氣的構想：實物大小的推想式繪圖、流行文化影像和以機械人為題材的錄像，全都包覆在巨型膠管之中。而在另一個房間，磯崎呈現了一個氣氛沉鬱的迷宮，感應觀眾動作啟動的展板畫滿幽靈和遺體，投射在上的是一座巨型結構，不斷在廣島原爆現場崩塌。

當磯崎和Archigram在1970年的大阪萬國博覽會再聚首，他們所展望的建築景象彷彿對調了。這次磯崎創作了一對高科技、富未來感的巨型閃燈機械人；而Archigram則轉為採用內省的手法，在展覽廣場的屋頂佈置了一個洞穴一般的太空艙，訪客會收到一張單張，向他們傳遞拆解城市的訊息。

是甚麼啟發他們出現這種改變？建築師又為何如此着迷於拆解和消融城市？繼2020年於「Archigram城市」的演講，建築學者Ariel Genadt嘗試解構磯崎新和Archigram之間的默契與矛盾，揭露他們的交流所衍生的獨特見解如何啟發我們應對今天的環境轉變。

是甚麼驅使你研究1960至1970年代的日本和英國建築？

我視自己為理論家多於歷史學家，故我常常觀察跨文化、跨時代和跨地域的題目，並想像這些題目如何與我們今日面臨的一些問題相關。而磯崎新和Archigram的作品當中引起我注意的，就是「破壞」和「拆解」這兩個題目。近年氣候變化嚴重、人造和自然環境互相衝突，使這些概念變得尤其重要。在1960和1970年代，有關科技可以怎樣促進人和環境之間的連繫，以及建築師在當中有何作用等問題一直浮現。

1960年代湧現很多探討科技和環境的項目，這與當時的社會有何關係？

1960年代的歐洲和日本均踏入戰後重建的新階段，比1940年代及1950年代有更多金融資本，在科學創新上亦大為進步。這時代有點奇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人們對科技包括建築都抱持質疑態度，皆因科技令戰爭更可怕；但二戰後我們卻看不見這種情緒。1960年代，由冷氣到太空火箭，科技發展如日方中。雖然原子威脅日增，但科技仍被視為人類的救贖。日本就是在那時代，靠着核能科技自灰燼中重生的。

與此同時，很多人將1960年代聯繫到回歸自然的浪漫思潮及權力歸花兒運動。這反璞歸真的主張進而擴闊了建築的領域，在日語中稱為「環境」。這是個跨學科的人工領域，與「自然環境」的概念截然不同。我們可視之最早涉及現時稱作「人類世」的概念，只是那時還沒有人們在二十一世紀感受到的愧疚和責任。

這些因素如何令磯崎和Archigram走在一起？

你常形容Archigram和磯崎的作品有種「模稜兩可」的特質。這是甚麼意思？

對於這個形容，我借用了彼得．古克的說法。1976年，古克邀請磯崎到倫敦的建築聯盟學院講課，他在介紹磯崎時稱呼他為「模稜兩可的建築師」。然而，要理解這個詞的由來，我們須回到1960年代，看看那個定義很寬鬆、現稱後現代主義的建築運動。

對立統一的概念自古已存在於東亞和歐洲哲學之中。想想中國的太極圖：代表陰的黑魚有白睛，代表陽的白魚有黑睛；它們不會融合成一個灰色圓形，反而以彼此對立來定義。這一點與歐洲哲學或辯證法概念「對立面的一致」如出一轍。在後現代思想中，有人嘗試由辯證法轉向意義的不確定性。可是，若你觀察磯崎和Archigram各個時期的作品，你仍會發現這種內在矛盾。

這種矛盾如何在他們的作品中展現？

磯崎早期的作品有種古建築的特質。那些作品帶點粗野主義風格，使用冷冰冰的建築物料，空間巨大如洞穴，氣氛昏暗。他當時對死亡和廢墟十分着迷，這些都是陰的特質，與中國宇宙觀的女性相關。日本大分縣立大分圖書館是這類建築的例子。

Archigram則較為陽剛，其構想圖生動非常，充滿歡樂，所有事物都色彩繽紛、生氣勃勃，而且陽光充沛。例如，在羅恩．赫倫的《行走城市》等項目中，均採用了堅固的物料，還有金屬結構和強大的機器。

磯崎在1968年第一次與Archigram見面時，其動態裝置《電氣迷宮》以人類和建築的衰敗為重點。他談及戰爭遺害、童年陰影，以及身為日本人口中的「燒跡世代」。然而，Archigram成員也在倫敦和英國各城市的轟炸中瞥見廢墟，但或許他們以完全相反的方式去應對這些經歷：歡欣、樂觀，並以科技為靈感。名為《Milanogram》的裝置就展現了那種觀點。

到了1970年的大阪萬博，他們的角色互換了：磯崎突然用上建築物料，並嘗試了新科技。他在慶典廣場的《大阪表演機械人》高大剛硬，採用亮面的金屬，會發光發聲。相反，Archigram則創造太空艙，他們稱之為「環保時光機」和「環保點唱機」，實際是一個洞穴。這個洞穴沒有特定形態，是粉紅色和漆黑的──充滿原先見於磯崎創作的「陰」的特質。

Archigram在大阪萬博後解散了。古克轉為不那麼側重科技，變得更注重人文特質和感官；磯崎則感興趣於太空和抽象。故這展覽可說是處於時間的節點上，是一個時間囊。在磯崎和Archigram的作品中，可看到「大阪前」和「大阪後」的變化。

對於彼此作品中的矛盾，磯崎和Archigram怎樣回應？

自1960年代初起，磯崎一直批評他的日本代謝派友人沒有看起來那麼反建制。當代謝派所設計的巨型結構都仰賴大企業和政府建造，代謝派真的能反建制嗎？所以，他起初更認同Archigram的作品，稱讚他們的作品比其日本同儕所興建的更為激進。可是，他也頗模稜兩可的。他後來在文章中形容Archigram將建築化為媒體，破壞了他對其激進設計的仰慕之情。由此可見，如果你的設計只停留在紙上不必付諸實現，那麼反建制並不難。

磯崎也提到，當他初次接觸他們的作品時，感到太科技化，不夠人性。其實，從Archigram的繪圖我們可以看到其成員把人體想像成包裹在「靠墊載具」或「太空艙」中的事物，全部連結到工業化的巨型結構。縱使起初有這樣的批評，但磯崎跟Archigram見面時還是笑稱：「噢，其實他們很有人性！」

然而，Archigram對磯崎的評價卻是模稜兩可。成員稱讚他在1970年大阪世博的高科技機械人，然而，這只是其事業的一小段落。作為建築師，磯崎的抽象特質與日俱增，對象徵和意義愈感興趣，是個徹頭徹尾的後現代主義者。對此，Archigram卻不甚感興趣。因此，當彼得．古克在1976年倫敦建築聯盟學院的會議稱他為「模稜兩可的建築師」，其實是禮貌地說：「對於他所做的事，我並非全都贊同，但作為知識分子和朋友，我欣賞他。」

Archigram解散後不久，磯崎出版了《建築之解體》，其中一章探討這個團體的創作。「消融」和「拆解」經常出現在磯崎、Archigram和代謝派的著作中，你可以分析這些詞彙的意思嗎？

我最初也很困惑，因為「拆解」本身就很矛盾：建築師如果主張拆解自己的學科，這主張一旦成真，他們就會被淘汰。故我們不能照字面理解「拆解」，而應反問：此學科的哪一方面應被拆解？原因何在？

首先，我們談談這個詞的來源。常被稱為Archigram非正式成員的雷納．班漢姆在其著作《第一機械時代的理論與設計》（1960）中提到，若建築師「與科技並行」，就必須褪下（dismantle）為世人熟知的衣裳。「Dismantle」有兩個意思。在拉丁文中，「mantellum」是「斗篷」的意思，所以「dismantle」是指「褪下斗蓬」。但後來這個字在法文解作「拆掉城牆」。城市消融的概念與德國建築師布魯諾．陶德的思想互相呼應，他在一戰後想像人類的居所如何能融入環境之中，並停止成為資本主義的機器。有着相似的動機，代謝派理論家川添登出版了《建築之滅亡》（1960）一書，主張改變建築的定義。

磯崎新早年寫過一篇名為《都市破壞業KK（株式會社）》（1962）的文章，他將自己描繪成跟資本主義大地產商對抗的城市僱傭兵，同時是自己的批評者。他宣告城市在殺害人類，因此必須破壞城市。可是，據我所知，他首次使用「拆解」這個字眼是在1970年《日本建築師》期刊中跟師傅丹下健三的對話。他們討論國際現代建築協會1959年的最後會議，以及都市設計從着眼於功能的取向轉移到丹下口中的「有機取向」。磯崎是從理論角度談「拆解」，意指要擴闊建築的界限，並改變建築師的角色。我假設他的意思是除了從功能着眼去繪畫平面圖，建築師還要肩負起社會和藝術方面的責任。

在Archigram的作品中，「拆解」這個詞是可實際操作的，當中的物件像機械組合玩具一樣，可拆解成小塊。在大阪萬博，Archigram在展覽入口向觀眾派發名為《Osakagram》的單張，當中探討城市的角色和重要性。Archigram用上「消融」和「瓦解」等字眼，他們並非像磯崎那樣受到反資本主義理想影響。彼得．古克曾說過，他想像中的自由社會，就是類似他成長時的社會。他想要為大眾提供更高質素的生活，藉此在一個新環境中，給這些未曾實現的現代主義社會理想一個機會，同時在市場經濟規範內行事，並運用比一戰後更先進的科技。Archigram希望「與科技並行」。

《建築之解體》給我們留下甚麼？

我認為磯崎的寫作和理論為建築領域留下深遠貢獻，建立了文化橋樑。他使1970和1980年代的日本建築思想更易被世界各地的建築師和學者所理解，而《建築之解體》做的卻恰恰相反：它引介外國建築師，激發日本新一代的創意。

磯崎與 Archigram的關係同樣使你思索局外人觀點的價值：我們有時會批評外人對於事物的脈絡不夠了解，但我覺得作為外人（我在捍衛自己的跨文化背景），你會有新鮮的見解。也許這就是磯崎跟Archigram投契的原因，他們能超越彼此文化的距離，看到更多。

我們可從Archigram和磯崎的交流當中，在科技和環保的題目上領略甚麼，並應用到今日社會？

Archigram和磯崎都沒有特別關心能源使用、碳排放和化石燃料等事情。Archigram的設計甚至大量使用塑膠，不明言地接受用完即棄的消費主義，而我們現在知道這會對環境帶來嚴重問題。與此同時，他們擴闊建築思想，主張在設計建築時考慮人與周遭事物之間的回應機制，這已成為現時生態思想和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概念。今天，我們想的當然是人與環境互利共榮，而不是單方面地以科技征服環境。

Archigram和磯崎都曾提及「軟環境」，這原先是指以電訊網絡和控制論取代實體建築。但這曖昧的字詞，讓人有重新演繹的空間。今日，把建築和世界之間的接合部分加以軟化相當重要，不是透過走進虛擬，而是令實體接合部分變得更易互通互滲，順應氣候變化而演進。

我們所見建築和自然力量的衝突，常常源自我們構建更堅固的大廈，以圖勝過自然。Archigram構想的建築是很疏鬆的，也不指望恆久。現在我們知道它很多高科技結構（如果建成的話）因為其疏鬆的設計，將會非常消耗能源。但是其集零為整的建造方式，有很多符合環保原則，如標準化建造、乾式構建、靈活多變，以及構件可能重用。

但其實，要達到可持續發展，重用建築構件，仍須下一番苦功。最大的挑戰是日新月異的科技，若只倚賴一個製造商、一個產品或一種形式，就會令重用或維修構件變得十分困難。我想這是幾幢代謝派建築被拆卸的原因，例如中銀膠囊塔已於2022年4月拆卸。

最後，磯崎對廢墟的着迷，並熱衷於探討它們如何能作為遺跡融入新建築當中，與Archigram的「接插」現有城市結構的想法有着異曲同功之妙。這一點也跟今天的環保思想特別息息相關。當我們一次又一次看見極端天氣造成的毀壞，我們意識到將生活環境設計成可以適應變幻莫測的氣候是多麼重要。將建築物想像成可滲透、柔軟和靈活的事物，是從事建築工作的一種較為謙卑的前提，使之與這個飽受摧殘的星球更為和諧。這樣，我們的未來世代才有機會像我們一樣享受在地球上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