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0月5日，香港《新週刊》以整整兩頁的紀念專輯，悼念天不假年的水墨大師呂壽琨（1919-1975）。與名人蜚短流長並刊的訃聞，介紹他為「蜚聲國際之大畫家和藝術評論家」和「中國畫史及畫理名家」，並強調呂壽琨在教育上的成就，稱許其為「中國有史以來第一位建立中國繪畫教育系統的教育家」。^[1]這紀念專輯勾勒了一位深為藝文精英敬重的水墨大師，亦載有反映其敬業精神的二三軼事。^[2]但最能概括呂壽琨其人其藝，當為作家李英豪指他為「絕對、個人、自由、獨立的畫家」之語，言簡意賅指出了這位極其克己自律的藝術家於香港主流社會佔一席位，對於形塑這城市日漸成形的文化身分，亦居功至偉。

「絕對」、「個人」、「自由」和「獨立」實為呂壽琨形容一己價值觀和抱負之語。他於1961年為《香港時報》撰寫一系列文章就談到這些特質。文中他力陳藝術不應受政治、社會和歷史教條束縛，而抽象藝術是個人持續表達自我的有力工具。這些觀點部分來自他對藝術家社會角色的看法，也源於他對香港在亞洲地區獨特地位的理解。此時正逢香港的國際貿易和製造業崛起，香港政府陶養出有效率的社會，五湖四海的人士輻輳，並享有其時中國大陸和台灣民眾無法企及的社會自由。^[3]在這環境下，呂壽琨於水墨一門破格創新，採借歐美現代抽象概念，強調中國的審美和哲學。他對中國畫的革新掀起了1960年代的新水墨運動，為眾多香港畫家開闢了空間，對全球現代主義的發展貢獻涓滴。

1919年生於廣州的呂壽琨，成長於外國勢力入侵和國共內戰的時代，少年時習書畫，於1948年移居香港。對因共產主義席捲大陸而南渡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來說，此地為遠離政治風暴的避風港。在官方藝術機構付之闕如的情況下^[4]，畫會和畫社如雨後春筍湧現，例如於1956年由嶺南派畫家創辦的丙申社，而呂壽琨正是該社最年輕的成員之一。嶺南派是二十世紀初廣東繪畫流派，主張將主體經驗融入寫實。丙申社的成員藉舉辦展覽，在這個英國殖民地推廣中國水墨畫。

這些水墨風景表現的本土意識，遠比外銷英國市場的行貨畫濃烈；它們亦打破了以大陸名山為題材的傳統窠臼。呂壽琨的獨特水墨美學和全景的運用，於本港藝術家所繪的香港風景畫中別樹一幟，有別於陳福善妙想天開的拼貼和水墨，和韓志勳印象派風格的油畫等。

如許多海外華人藝術家一樣，呂壽琨以山水為主要題材，體現了它在國畫傳統中的崇高地位和可塑性。^[5]為士人推崇的文人山水畫，其公認的鼻祖王維（692-761）啟發呂壽琨甚深。如他在研究唐代繪畫時所寫的筆記所述，王維「以詩衝破政教」，通過以詩入畫，帶來「中國繪畫思想的最大解放」。他也嚮慕唐代王洽（734-805）狂放的潑墨畫和清畫僧石濤（1642-1707）的「一畫」，認為他們不羈的寫意，是來自其經淬鍊修養的品味，對傳統技法爐火純青的掌握，以及直抒胸臆的能力。呂壽琨在其抽象探索中所着意經營的，是憑藉水墨的質感和隨心揮灑表現靈性的昇華。再者，他曾仔細研究美國畫家傑克遜．包拉克的藝術生涯，發現其行動繪畫與王洽的潑墨山水之間有着相通之處。 ^[6]由此可見，呂壽琨在中國古典藝術中看到現代主義特質，並從前人作品中找到與二十世紀現代概念兼容的例子。

呂壽琨於1960年代末創作的禪畫，標誌着其藝術生涯的突破。禪畫之「禪」，雖其名稱源自南北朝發展於中國、之後傳至日本的佛教禪宗，但呂壽琨此獨特畫風，則同時糅合儒道兩家。在氣勢磅礴的《禪》（1970）中，除了下方留白，大部分畫面由層層暈染的黑墨佔據，上有奔放的筆觸。黑白和虛實的對比，引領觀者的視線穿梭黑墨和隱現於其下的點點紅、黃、藍，最後落在左上角一道耀眼的光束。

對呂壽琨來說，「無形」離不開抽象，是對物質世界的抽離，同時也是他所提倡的自由和個人哲學的核心。他認為理學家周敦頤（1017-1073）的《愛蓮說》對高潔氣節的頌讚，其中「出淤泥而不染」一句，將開悟一刻寫得貼切，為其禪畫提供了豐富的視覺靈感。

這系列的作品，下半部一般都是墨瀋淋漓，或以乾筆平掃，上面浮起一抹丹紅，如綻放的蓮花。於1970年日本大阪萬國博覽會香港館展出的《太古無法》（1968），則展現後期的變化。

呂壽琨發展禪畫，可謂與其他戰後藝術家想尋找藝術的意義，從而追溯昔日的哲學傳統，以回應舉世的社會、政治和科技轉變不謀而合。具體美術協會創辦人吉原治良以油畫革新古典日本禪畫，以一筆繪就的圓相來象徵開悟的畫。同樣，書法家森田子龍亦以墨與紙的材料特性來凸顯圓的包容性。雖然這些日本藝術家與呂壽琨可能並不知彼此的作品，卻不約而同地為抗衡西方文化宰制而探本溯源自己的文化。

投入現代抽象藝術以強調其國際視野以外，他們顯示了堅實的本土美學體系和哲學根基具有無限潛力，其意義和表達手法可以日新又新，生生不息。事實上，禪學亦啟發了不少美國反文化運動和概念藝術家，如艾倫．金斯堡^[7]（1926-1997）和約翰．基治皆致力在西方世界的知識和藝術生產體系之外另闢蹊徑。這些橫跨不同地域與藝術表達方式的探究殊途同歸，互相聯繫，開展了圍繞禪宗的思想討論，對西方和東亞藝術影響深遠，也凸顯呂壽琨的探尋在異時異地可歸納出的共鳴，引發深意。

自1950年代起，呂壽琨於主流中文報紙撰寫文章，闡述其藝術和理論創見；這些報紙亦發行海外，令其聲譽日隆。他講授繪畫和藝術史，不分對象，新進藝術家與家庭主婦皆有，他也策劃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現為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的國畫校外課程。學生王無邪、周綠雲和夏碧泉等視其為忠於一己藝術信念又勇於創新的楷模，也是引領他們進入古典中國藝術堂奧的良師。在談及呂壽琨的訪問中，梁巨廷憶述這位畫家鼓勵門生自成一家，而不是模仿他：「不要學我的畫，學我畫者死。」梁也如此教導他的學生。^[8]呂壽琨的高徒很多都成為新水墨運動的中堅人物，於1960至1970年代的香港，將抽象注入水墨畫，帶來新氣象。梁巨廷和他的同儕稍後涉足平面設計，將呂壽琨的影響帶到其他視覺文化領域。新水墨運動顯示了水墨的豐富多元，令本地藝壇煥發生氣，並促成國際上的肯定和文藝交流。

透過在海外展出作品和與國際友人交往，呂壽琨建立起一個國際抽象藝術的網絡。1958年，他認識了到新亞書院講學的旅法華裔畫家趙無極。這位巴黎畫派代表人物堅持在創作中展現自我個性，呂壽琨對此深有同感；對於趙氏技法精湛、情感深邃的抽象作品，他也讚歎不已，認為其表現出對中國水墨美學的深切領悟。趙無極的油畫後來在首屆香港國際繪畫沙龍中代表了海外華人的抽象藝術探索。

除了將國際繪畫帶到香港，呂壽琨亦積極尋求海外展覽的機會，於1960年代在英美畫廊頻繁展出。1968年，倫敦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在二十世紀水彩展中，將呂壽琨與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畫家阿道夫．戈特利布的作品並列。雖然此策展安排似乎僅着眼於形式上的相似和所用物料，而非創作意圖，但呂壽琨對自己的作品獲納入重要博物館相當自豪，而這亦肯定了他革新水墨，將之推廣至環球文化脈絡的努力。呂壽琨也曾加入中華民國代表團，參與1965年聖保羅雙年展，跟五月畫會和東方畫會這兩個台灣重要的現代藝術團體同場展出。他們代表了植根於中國傳統的現代抽象風格，在這個其時舉足輕重的當代藝術盛事中綻放異彩。

在其短暫卻影響深遠的藝術生涯，呂壽琨入古出新，發掘水墨這種傳統媒介的無窮潛力，使其與時俱進，格調始終嚴謹。他的畫藝幾乎全憑自學，除1971年前往台灣，從未踏足外地，這使他的恢宏視野和跨國成就更顯傳奇。他致力於彰顯自我個性和現代革新，為香港水墨藝術奠下基礎，使其開枝散葉，形塑今天仍在進行的全球文化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