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謝淑妮（Shirley）在2019年以展覽「謝淑妮：與事者，香港在威尼斯」代表香港參與第58屆威尼斯雙年展。展覽中的裝置之一《Playcourt》由多件雕塑組成，意味着一場臨時起意的超現實羽毛球賽。此作品的場景源自謝淑妮童年時在香港街頭打羽毛球的回憶。我們邀請了藝術家及城市研究學者黃宇軒（Sampson），與她談談羽毛球與公共空間。在以下的對談中，他們從Shirley羽毛球雕塑中的殖民意象，談到香港的私人空間如何被非正式地轉化成公共空間。

Shirley：我想先簡單介紹《Playcourt》中羽毛球賽場景的由來。其實製作羽毛球雕塑的意念比將作品佈置成羽毛球賽的想法先行。

我的家人是海外華僑，媽媽曾在殖民時代的英屬馬來亞橡膠園打過工，而她的表姐在移民大溪地後，亦曾種植香草。我心想，將橡膠與香草豆莢這兩種殖民地產物結合成羽毛球，於這個代表香港的展覽展示，似乎很有意思。後來我更發現，羽毛球其實是源自英屬印度的殖民地運動。

而裝置中的羽毛球賽場景，則是受威尼斯展覽場地的庭院啟發。那個庭院令我想起童年時在街頭打羽毛球的經歷。那時我和哥哥、姐姐在空巷子隨手拿來幾個垃圾桶充當球網就開始打球。在籌備威尼斯的展覽時，能動力與協商是我構思「與事者」這個議題時的中心思想，我想到街頭羽毛球正好是一種重奪公共領域的活動，於是便決定不單將羽毛球狀的雕塑放進《Playcourt》，還將整個街頭羽毛球賽的情景都放進去。

Sampson：說到重思殖民史與殖民性，過去十數年有一個很重要的時刻，就是皇后碼頭的拆卸。當時抗爭者提到保育皇后碼頭的理據，並不僅因為它在殖民歷史中的重要性，還在於其「草根」的特質。它不只是歷任港督及皇室成員登岸的地方，亦是市民休憩及舉行民眾活動的場所，這其實也是一種後殖民的反思。

臨近拆卸之時，市民嘗試重奪空間，展現碼頭的公共空間特質。有人正好就拍下示威者和其他市民在碼頭打羽毛球的情景。他們以打羽毛球的方式去表達這個公共空間是屬於他們的，那個場面令我印象深刻。這事件發生時我剛大學本科畢業，它也啟發了我日後研究公共空間。

很多人會覺得香港的殖民性體現於我們的管理主義，意思是我們不敢逾矩，會跟隨規則走。但後來有些人卻覺得香港人對管理主義的反應看似順從，但未必是被動的，他們也有未被注意到的微細抵抗。那些以在街頭打羽毛球的行為來重佔公共空間的示威者，令我想起這個說法。

Shirley：我很欣賞人們打破框框，用靈活及富想像力的方法使用空間。可是，這些創意的出現，很大程度是因為他們沒有資源。這就是矛盾所在，空間的不足促使人們運用創意，但若果沒有這些問題，他們也就不須去尋找解決辦法。

Sampson：這的確是一個兩難的局面。例如我有位藝術家朋友，他很喜愛發掘香港城市風景。但後來我訪問他，才知道他最初開始四處遊走探索，是因為曾經住在「劏房」，沒有私人空間。

我前陣子才看到有人在藍田一片空地打羽毛球，當時風很大，他們看起來有點狼狽。有趣的是，人們為了有打球的空間，會願意接受伴隨在室外打羽毛球而來的挑戰，例如是強風。這些挑戰亦改變了遊戲的玩法。

Shirley：從另一個角度看，如果一個小孩沒有試過在室內運動場打羽毛球，他或許會認為風是遊戲的一部分，不會覺得這是問題。

Sampson：我同意這一點。對孩子來說，你給他任何東西，他都會有自己一套玩法。「遊玩」其實很有能動性。

香港很多空間都是私人擁有的，在街上打羽毛球這個行為，亦體現了人們對公共空間的理解。他們覺得公共空間並不是誰給予的，重點不在於擁有權在誰手上，而是他們能不能賦予這個地方公共性。香港的商場就是例子之一。商場固然是私人地方，但去年在社會運動期間，市民常常會聚集在商場唱歌。此舉改變了商場原本的用途，將商場暫時變成了公共空間。

另一個例子是被稱為「西環碼頭」的地方。這地方原來叫西區公眾貨物裝卸區，原本不是公共空間。但是，因為太多街坊到那裏休憩，碼頭的擁有人看來又不介意人們使用，這個地點慢慢就變成了重要的公共空間。後來，愈來愈多不住在這區的人也聞風而至，這個碼頭更有了「Instagram Pier」的稱號。這說明了私人擁有的地方，也可在特定條件下帶有公共性。很多時候，只要我們很關注一個地方、以特定方法介入一處地方，這個地方就變成了我們的。

Shirley：「擁有權」是「持份者理論」中一個重要概念。譬如說，如果我們意識到周遭的空氣是所有人共有的，那我們的關心和關注就是理所當然的。因此，對污染者和縱容污染者的機構施加壓力不是干預，而是關心屬於我們的東西天經地義的行為。在香港 ，可能因為土地全屬政府擁有，人們向來不太顧及擁有權的問題。只要有若干人持之以恆地在某個地方進行活動，那個地方就被賦予「公共」的狀態。

Sampson：我留意到《Playcourt》中的擬人雕塑，很多都用三腳架和樂譜架等支撐，還用了沙包來固定。這令我想起在香港街頭推銷寬頻的人。他們會用沙包和膠索帶等工具，將「易拉架」等宣傳物件固定在地上或欄杆上，強調那個空間是屬於他的。裝置中的雕塑令我聯想起街上派傳單、推銷寬頻，甚或是停留的路人。這些雕塑的意念是如何發展出來的？

Shirley：那要追溯到我上一個在洛杉磯的個人展覽「Lift Me Up So I Can See Better」。該展覽的靈感來自《快樂王子》的故事。故事主角一直在皇宮內過着無憂無慮的生活，直至死後被做成高聳的石像，才初次看到皇宮外的人間疾苦。這啟發了我在展覽中探討不同的觀看角度。當人身處不同位置，看到的世界也可能完全兩樣，於是我運用三腳架可伸縮的特質，創作了一系列可調節高度的雕塑。而在創作《Playcourt》時，我就想到用雕塑來充當羽毛球網。既然垃圾桶可以充當球網，雕塑為何不可以？

Sampson：這些雕塑就好像不同的人，有種「眾生相」的感覺。標準羽毛球賽一般只有兩個或四個人參加，但在街上打球就可以隨意加減人數，十個人一起打也可以。

Shirley：說到「眾生相」，其實Christina（李綺敏，客席策展人）也問過類似的問題。她問我：「這些擬人的雕塑，到底是打羽毛球的人，還是其他角色？」我會形容這些是視覺上的羽毛球網（optical net）。球網不一定是編織而成，只要打球的人知道參照的是甚麼，任何東西都可以成為球網。那麼，這些雕塑到底是主體還是客體呢？我的答案是「兩者都是」。它一方面可充當球網，可被視為客體；另一方面又看似一個人，可以是主體。因此，這是沒有標準答案的，觀者可以自行想像。

當提起雕塑，人們通常會想到是一件實際存在的「東西」。但在我而言，當中重點並不只在於那件雕塑的實體，更在於雕塑與觀者的關係。當觀者親身體驗作品時，他們會四處走動，從不同角度發掘作品的不同面貌。即使一件雕塑完全對稱，他們亦會在觀看時發現原來這件雕塑從哪個角度看都是一樣的，發現它是對稱的。其實公共空間亦是同樣道理，也許正如你所説，重點不在擁有權，而是人們與它的關係，以及他們使用空間的方式。

Sampson：《Playcourt》中的長椅亦給我親切的感覺。過去我常常在球場看到這些長椅，但現在這些長椅已愈來愈少見，我很高興有人還記得它們。這種長椅其實並不好坐，但我卻想起很多關於它的回憶。

Shirley：這是運動場內最簡單的座椅，也許它的設計並非用來讓人們久坐，一場球賽大概也是一小時左右。

Sampson：其實香港很少人會在球場看人打球，通常都是坐在看台上做自己的事。我很喜歡去修頓球場，看看人們在做甚麼。而《Playcourt》內的雕塑好像也是這樣，它們是其中的一分子，但卻各自為政。公共空間的眾生相就是這樣的一回事。

Shirley：公共空間擔當着促進者的角色，促成人們做某些事。它們有其特定用途，但人們是否要跟隨規則使用，那就是他們的決定了。就像球場內那些讓人坐着看球賽的長椅。這又呼應了「與事者」的概念，一個人要有能動性，對規則要抱持審視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