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應該是一間實驗室。」德國漢諾威下薩克森州博物館館長Alexander Dorner在二十年代曾提出這觀點，認為富實驗性是博物館的重要特徵。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博物館變革已是大勢所趨；在變化迅速的環境下，博物館該如何定位？而M+作為嶄新的視覺文化博物館，又如何看待其教育實踐？

博物館一直以來都有着收藏、保存、研究、展覽及教育等主要功能。根據國際博物館協會所訂之守則，「博物館須致力發揮其教育角色，從其服務的社群及地區中擴大觀眾群。與社群互動，推廣其文化，乃是博物館作為教育機構必須肩負的重任。」^[1] 從中可見，博物館的教育使命相當重大，與觀眾之間的交流互動尤其重要。

M+從很早以前把「教育」二字改稱為「學習」。因為在字面上，前者予人從上而下灌輸知識的印象；後者則提倡教與學的平等身分，強調學習在人生的重要性。今天的博物館應與廣大的觀眾一起終身學習，學習模式亦要與時並進。M+自許為一個開放學習的平台，其存在意義遠不止於單方面向參觀者提供資訊。我們希望無論是策展人、創作人及或觀眾皆可不分高低地互相交流，以達致教學相長的目標。

過去數十年間，當代藝壇百花齊放，不少策展人、藝術家與教育工作者亦對藝術體制、展覽形式和創作手法提出不同的想像和提問。以下，我們將透過這些寶貴例子，吸取靈感去發掘另類的學習模式。

早於七十年代，結合策展、藝術創作和教育等元素的創作概念已經出現。著名德國藝術家Joseph Beuys在1961至1972年間於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任教，曾表示自己「最出色的作品就是成為一位教師」。他憑着「人人都是藝術家」的理念，不設門檻地為所有人提供學習機會，並於1973年創建了免費國際創意與跨領域研究大學。這是一所常規體制以外的教育機構，提供非競爭性、跨學科、開放的免費教育，涵蓋文化、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他相信藝術源於對日常生活的體察，而跨界知識則能助人擴闊視野，對藝術創作以至全人發展皆有裨益。身為教育家的同時，Beuys仍然保有其藝術家身分，可以說辦學本身就是他的藝術創作。1977年，Beuys獲邀於第六屆「文獻展」舉辦「百日免費國際大學」，也就是1973年計劃的延伸。他再次選擇教育活動作為藝術創作的媒介，設計了十三個不同學科的講座和工作坊供觀眾參加。

在千禧年之際，隨着199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崛起及「關係美學」的出現，不少藝術家受到啟蒙，發起一連串饒富教學元素的藝術計劃，當中以藝術家及紐約《e-flux》雜誌主編Anton Vidokle為先鋒。他於2006年受邀加入第六屆「歐洲宣言展」的策展團隊，計劃將展覽設計成臨時學校，強調對話、參與和開放等元素，以打破藝術展旨在予人觀賞的觀念。雖然展覽最終因政治原因被取消，但Vidokle並沒有放棄這理念。翌年，他與志同道合者於柏林籌辦了「聯合國廣場」計劃，提供非傳統、非官方及免費的教育活動，計劃長達一年之久。2008年，他更將此創作模式帶入紐約新當代藝術博物館，舉辦為期一年的「夜校」計劃，通過講座、工作坊及放映會等活動培養公眾的批判思維，與參與者從實踐中一同學習 。

此等藝術活動的湧現，拓展了藝術教育的社會性，令人反思博物館教育在社會上可扮演的角色。這一風潮後被稱為藝術的「教育轉向」，部分例子後於2010年由Paul O’Neill和Mick Wilson結集成《策展與其教育轉向》^[2]一書。這些藝術創作手法不拘一格，利用課堂、講座、工作坊、圖書館、文獻庫、閱讀室或對談等形式，跳出了以展覽呈現藝術作品的傳統框架，嘗試發掘展覽以外與觀眾的溝通模式。2008年，倫敦大學金匠學院教授Irit Rogoff 發表〈轉向〉一文，表明所謂「教育轉向」的重點不在於表面地以美學呈現教育理論，而是藝術界在態度上的真正轉變──將對話平台開放予觀眾參與。^[3]

在策展、藝術創作與教育結合的情況下，博物館、策展人、藝術家、教育工作者和觀眾原本涇渭分明的角色已變得模糊，而教育在博物館的語境中亦不再只與活動掛鉤。博物館不只以展示和傳遞知識為主，更致力與不同人士共同創造知識，並拉近觀眾和博物館之間的距離。博物館亦從被動的展示空間，慢慢轉化為主動的交流空間。泰特不列顛博物館總監Alex Farquharson曾說過一句發人深思的話：「如果白盒子展廳於本星期舉行展覽，下星期則用作錄音室或舉辦政治工作坊，那麼就不再是由空間的屬性來界定其內容是否藝術，反而是內容決定了空間的身分。」^[4] 所以，博物館的空間功能已變得模糊，可以被重新定義和使用。著名藝評家和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教授Claire Bishop則從自身的教學經驗出發，指出教育與藝術的相同之處在於兩者同樣需要想像力和大膽創新。參與者在教學過程中並非被動的接收者，而是共同創造知識的一分子。她提出藝術家和參與者之間的身分變得流動，甚至消失；「事實上，從其最嚴格的意義來說，參與式藝術消除了觀眾是被動旁觀的傳統觀念，並帶出一種對藝術的新理解──展覽可以是沒有觀眾，因為每個人都成了創作者。」^[5]

由此可見，策展、藝術創作和學習之間已難以劃清界線，但這亦為博物館界提供了契機，鼓勵同業在工作時也抱持創作的實驗精神和批判思維。長久以來，我們或許已習慣被動的教育方式，忽視了主動創造知識的能力。然而，教學模式從來不是千篇一律，正如藝術創作形式一樣。M+作為誕生於二十一世紀的博物館，深信學習並非附加項目，而是博物館的核心部分之一。我們希望在教育實踐上，藉參與、合作、對話和開放的歷程，讓創作人與觀眾一起從實踐中學習。「M+ 敢探號」就是很好的例子。

「M+ 敢探號」是富實驗性的大型校園及社區計劃，着重「參與式」的創作，讓參與者與藝術家合作，從而促進人際互動和對話，探索創作的種種可能。在過程中，藝術家與參加者無分高低，從構思到實際執行都一同參與，展覽內容也是大家共同累積產生。當然，實驗的本質就是充滿挑戰和機遇，正如曼徹斯特大學教授Sharon MacDonald所說：「實驗主義不僅關乎風格或嶄新的表現形式。相反，它是一個冒險過程，聚集人和事物以求帶來差異，達致產生重要影響。實驗在創造新事物之餘，也力求打破固有概念和擾亂現況。」^[6]「M+ 敢探號」本身就是一個不斷學習和累積經驗的有機體，所以我們的工作團隊在籌劃和執行計劃上，很自然會遇到各式各樣的挑戰和不確定性。我們期待以此出發，跟所有參與者共同冒險，正如計劃的名稱「敢探號」一樣，發掘二十一世紀博物館教育的另類實踐模式。

Dorner視博物館為實驗室，正好提醒我們要不斷提問、激發想像力和大膽創新，以尋求屬於自己的答案，為如何改善博物館教育這課題另闢蹊徑。在此，我希望策展人、創作人、教育工作者以至觀眾都能時刻抱持好奇心，因為這對終身學習攸關重要，特別是當身處這個不斷在變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