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錄像創作人馮美華活躍於香港電影及藝術界四十多年，其作品《她說為何是我》（1989年）現於「境遇──五個人」展出。作品描繪一名蒙眼女子在香港鬧市中漫遊，當中穿插女性身處不同公共場合的黑白檔案片段。片中不斷轉變的場景和該蒙眼女子流露的不安，清楚表達市民，特別是女性，在政治動盪時期嘗試探索集體身分認同時所感受到的焦慮。

為配合展覽，我們近日舉行一個講座，由馮美華擔任演講嘉賓。以下是稍經編輯的謄本，談到她的創作過程以及香港錄像藝術的歷史。

馮美華：香港現時的狀況令我想起自己年輕的時候。我在1989年，即六四事件發生那一年，創作《她說為何是我》，當時我37歲。在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前和之後，香港舉行了各式各樣的示威活動。當時我十分活躍，每當有示威活動，我都帶着攝影機走到街上，將畫面拍攝下來。

《她說為何是我》是在1989年下半年創作的。那時，包括我在內的許多香港藝術家，都不覺得藝術能幫得上甚麼忙。那為何還要創作藝術？其意義何在？

早在1960至1970年代，錄像藝術已在歐美興起，但它要稍晚才在香港萌芽。我從1970年代用超八毫米菲林拍攝實驗電影，直到1980年代中才轉而創作錄像藝術。在那個年代，創作錄像藝術的人寥寥可數，因為沒有人知道那是甚麼。因此，我們幾個錄像藝術家，便嘗試在一些藝術空間舉辦工作坊及展覽活動，更自行舉辦小型放映會。因為沒人重視錄像藝術，我們就更要努力去承擔。隨着不同的活動陸續舉辦，愈來愈多人對此感興趣，促使我與鮑藹倫、黃志輝和毛文羽在1986年一同創立錄映太奇。

有趣的是，因為六四事件，海外藝術家開始好奇在香港人有何想法。在1989年，一個名叫Hartmut Jahn的德國藝術家來到香港歌德學院。那時，活躍的錄像藝術家為數不多，包括鮑藹倫和我，人們視我們為香港錄像藝術先鋒。所以，Jahn就與我們聚在一起，辦了一場高級研討班。

我們創作時一般以身邊所發生的事為題材；反之，Jahn則建議我們從香港的歷史影片着手。因此我看了很多歷史影片，當中令我最深刻的是一些拍攝女性的片段，我將那些片段放進《她說為何是我》中。我看歷史影片時常常會問：「為何攝影師會這樣拍攝女性？」

《她說為何是我》以交錯方式呈現歷史片段及一個女子蒙眼穿梭現代香港的畫面。錄像中的蒙眼女子代表我，但由於我要掌鏡，就由一位朋友出演。你的眼睛被蒙上時，你看不見，但摸得着。錄像中的我就是以觸覺探索這個城市。

我與香港之間的關係，是一種關乎空間與身分的關係。當時香港仍受英國管治，到處都是英式建築。拍攝這部作品時，我特別着眼於建築。當中有傳統中式廟宇，亦有英式殖民地建築。這些迥然相異的建築物構成了香港的空間，而這些空間造就了我的身分認同。我將這兩者都拍進這部錄像裏。

創作過程中，最難決定的是該剪輯多少歷史片段進去。我不希望歷史片段的篇幅過多，因此必須有所取捨。最後，我用了很多女性的歷史影像，例如一位知名中國女性政治人物的片段，她就是中國共產黨人稱之為「國母」的宋慶齡。我視她為偶像，因為她捨棄了其資本階級背景。我亦加插了香港示威活動的紀實影像，當中可見參與政治運動的女性，她們現身於公開場合，為自己發聲。

其中一個歷史片段中，一個女人回眸望向攝影師。我嘗試在現代場景中重現這一幕，拍攝影片中那名女子回眸的情景。這個鏡頭令我感觸良多，可以說就像我在自我肯定一般。這是否意味着我認同自己的身分？我不知道，我仍在尋求答案當中。

我年輕的時候不怎麼留意政治，所以在我二十好幾三十出頭時，作品大都關於我自己、我對成為母親的疑慮，以及我身為女性的責任。我第一件錄像作品名為《第二性》，靈感源於西蒙．波娃的著作，故事是關於兩個女人與她們所選的生活方式，她們一人是家庭主婦，另一人則在銀行上班。然後，我創作了「思想」系列，當中有四部錄像作品，全部以我自己為主題——關於成為人母、感情問題、憂鬱症，以及三十多歲的女性可能會經歷的心理問題。這個系列對我來說是某種治療，因藝術也具有治療的作用。

然後有一天，我突然覺得，我說自己說得夠多了。我看看周圍的世界，並開始在作品中談論它。我創作了關於環境的錄像裝置作品，因為環境議題特別能觸動我；我成為了藝術教育工作者；我在近二十多年積極參與社會運動；我偶爾仍做錄像藝術，例如最近拍了一部關於塑膠瓶的短片《The Greenest》。這是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我慢慢由專注於自身，到關注整個社會、我的社群，以至全世界。

現在，一場社會運動正如火如荼地進行。我不再是導演，我只站在一旁，看着年輕藝術家創作影像。三十年前我與他們一樣，拿着相機到處走，隨時隨地拍攝。現在我退後一步，讓年青人捕捉社會現狀。我變成了他們作品的觀眾，這個角色同樣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