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皆擁有不同生活經歷，並以各自獨特的方式去感知世界和與之互動。透過參觀博物館及參與導賞團，我們可以增進理解、參與對話，並互相學習，以新的眼光看待身邊事物。

M+最近舉辦了首個專為特殊學校學生而設的項目——「M+ 通達賞玩工作坊」，向學校及不同能力的學生介紹當代視覺文化。我們先在每所學校舉辦工作坊，為參與學生講解視覺文化，然後與學生一起在M+展亭參與「對位變奏：野口勇之於傅丹」的展覽導賞團。

這些工作坊和導賞團均由M+不同團隊與「囂民集作」的創辦人之一鍾勵君（Michele）共同設計。以下，我們與Michele進行了訪談，討論通達展覽導賞團的設計，以及導賞員如何令導賞團更適合所有人。

你如何配合有不同需要和能力的學習者？

Michele：我認為各人有不同需要，亦有不同的學習方法。身為教育工作者，在設計活動和實際執行前，首要是觀察和聆聽；然後在進行活動時，我會因應不同學生的需要作即時的改動。

過程需要不斷協調，就像你認識新朋友時，要一步步了解其喜好及需要一樣，過程有點像跳雙人舞。

你怎樣設計有關視覺文化的工作坊和「對位變奏：野口勇之於傅丹」的導賞團？

Michele：這都是合作的成果。M+的團隊清楚告訴我他們想傳遞哪一方面的訊息，讓我在這個框架內發揮創意。

我們希望以工作坊為第一步，把視覺文化的概念帶進學校。接續的導賞團則較具實驗性，希望向參與者講解觀看展覽的意義，並發掘展覽與自身的連繫。

在思考怎樣才能最清晰解說視覺文化時，我嘗試觀察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談論視覺文化。我的教學對象包括不同類型的殘疾人士，我每天都會留意他們接收了哪類影像和視覺內容，不論是有意識或無意識的。

籌辦這次工作坊後，我理解到我們每天都會接觸視覺文化，它背後帶有某些意義和聯想。一個群體通常會有共通的聯想，大家在看到某種事物時，會想到相近的東西。

在工作坊裏，我用簡單的方法去解釋這種情況，就是大企業和快餐店的商標。以麥當勞的標誌為例，它特有的形狀和顏色已深深烙印在我們的腦海中，而這個標誌不僅代表麥當勞：對孩子來說，它可以是象徵他們最愛的食物；對我來說，則象徵着大企業。更廣義來說，它象徵快餐。你不單看到圖像，更會產生各種聯想與連繫。

在導賞團中，你會不會特別解釋某些作品？

Michele：其實我將整個一樓視為一件大型藝術品，因此導賞團往往從展廳空間開始。我們會請學生思考展覽的藝術品應放在展廳的哪個位置，並將它們的圖片貼在白板上，構想他們的展廳平面圖。然後，我們會比較策展人實際上如何擺放展品。這樣學生便可了解空間如何影響展覽策劃。

我也會有些實際考慮。我常常會從木亭開始導賞，那裏可以讓學生坐下，好好觀察和感受整個環境。坐在亭子裏，就好像置身室外一樣，你可以想像自己身處花園，而某件藝術品是一棵樹，或某些奇珍異獸。

在解釋抽象藝術品和它們如何根據你的聯想在腦海萌生出具體形態時，我們不用直白地說破，反而會讓學生自己去發掘。例如他們看到野口勇的《奇鳥》，會各自聯想到不同東西。有學生看到一隻拿着手機的手，大部分學生說它像長頸鹿，也有人說那是一隻鶴，那頗接近怪鳥的概念。

我們亦有一個觸感工具，讓學生觸摸作品的不同物料和質感。觸感工具上的物料與某些作品中的製造物料相似，若能藉着觸覺去認識藝術品，你對藝術品的看法亦會隨之改變。

可否分享一些設計無障礙工作坊和導賞團的心得？

Michele：做自己就可以了。有些人認為導賞員必須世故老練、見多識廣，擔任權威的角色，但我認為導賞員做回自己就可以了。藝術是好玩的，而且對我來說是開展溝通的方法。

傳統來說，導賞員只會向觀眾提供一些資訊，藉此令他們與藝術品之間建立起聯繫。但我認為，在這個資訊發達的世界，我們看到很多東西，卻不一定理解它們。對我來說，博物館能讓我們加深自我了解，並將藝術與生活連結起來。大家亦可以互相分享看法，對不同人以及他們的處境有更廣闊的看法和更深入的理解。因此，二十一世紀的導賞員不單要在藝術品與觀眾之間建立橋樑，亦應該促進導賞員和觀眾的關係。

我們在講「通達」時，應當從更寬廣的意義去理解這件事，從而涵蓋所有人。假如只着眼於某個群體，那其實是在設置障礙。即使在同一群體裏，每個人也有所不同，各有不同需要。

假如想令導賞團適合所有人，我們須要明白，令包括殘疾人士的社會大眾難以親近藝術的最大障礙，是他們覺得藝術高不可攀，認為自己必須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才能理解一件藝術品。但事實並非如此，導賞員可以分享自己的經驗和看法，亦可以詢問觀眾的想法。唯有透過討論和對話，我們才能知道展覽或藝術品對觀眾的意義，或對我們作為一個群體的意義。若要令人人都能毫無隔閡地親近藝術，我們必須要理解，沒有人能無所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