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oogle搜尋「cities on the move」（移動中的城市），第一項結果與能源和科技公司西門子有關。 其主頁概覽指出，都市社區將面臨爆炸性增長，都市中的各種力量會互相衝突，以及該公司如何為城市提供「策略和手段，以確保城市將成為社交、文化和經濟樞紐」。第二個結果則是由新城市基金會（New Cities Foundation）組織、名為「Cities on the Move」的活動。活動集合思想家、設計師和規劃師，討論都市基礎建設和流動性的議題。接下來的搜尋結果是世界銀行在2002年編製，題為《Cities on the Move: A World Bank Urban Transport Strategy Review》（移動中的城市──世界銀行都市運輸策略檢討）的報告。該報告集中探討都市運輸的可持續發展，強調都市運輸須對貧窮人口的公平，並可為他們輕易利用。其他Google搜尋結果包括多個網站，內容直接或間接地連接到有關「移動中的城市」藝術展的文章或文獻資料。

不過，最令我感興趣的是首三個搜尋結果。我覺得不可思議的是，西門子公司、世界銀行和一個民間組織利用這句詞組所概括的意念和議題，竟與差不多二十年前，即上世紀末舉行的「移動中的城市」藝術展的意念和議題相近──即城市是創新、蛻變和論戰的催化劑，亦是社會文化醞釀、論述和介入的場所。

1997年初某日──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我收到一封來自侯瀚如和Hans Ulrich Obrist的電子郵件。他們告訴我兩人正在合作的項目，並說會來吉隆坡。

瀚如和Hans到訪期間，探訪藝術家、作家、建築師和意見領袖，提出問題及搜集資料。在數次會面期間及結束後，我們駕車遊覽吉隆坡，懷着大開眼界的驚嘆和困惑心情，感受東南亞經歷多年經濟繁榮後的浮華光景。我們去了市內舊城區，那兒有熙攘熱鬧的唐人街，以及移居當地的印尼和尼泊爾商人；César Pelli設計的雙子星塔剛竣工，閃爍耀眼的玻璃與鋼建築直入霧霾瀰漫的雲霄；建築師楊經文設計的獲獎生態建築，孤伶伶地矗立於高速公路旁的一片偌大空地；一座新開業的酒店兼購物商場，以土黃色金字塔為樓頂，入口有高六層樓的獅子雕塑 ，在那兒，我們品嚐了我見過最大塊的意大利芝士蛋糕。

1990年代中期的吉隆坡像許多亞洲城市一樣，躊躇滿志，充滿活力。它的繁榮興旺來自於新資金、財富，以及湧到此地的人對經濟和社會流動的信心。新的高樓大廈、銀行、高速公路、高架橋，甚至一個猶如葛咸城的首都，於吉隆坡市郊被砍伐的油棕櫚種植園和泥炭沼澤中拔地而起。無休止的打樁工程、建築施工和交通擁擠令道路堵塞；多達兩百萬名來自南亞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合法與非法移民工人到來，以尋求更好的生活。馬來西亞發出高傲的吼聲，直追亞洲四小龍──新加坡、南韓、台灣和香港這四個新興經濟體；「馬來西亞做得到！」（Malaysia Boleh!）是那一代人的口號，「亞洲價值」是1993年《曼谷宣言》所主張的意識形態姿態，由兩名當時已年屆七旬的領袖──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和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廣為傳播。

首場「移動中的城市」展覽設於維也納分離派展覽館，充分呈現1990年代那種強烈、狂熱、認為一切皆有可能的熱情。可惜，到展覽於1997年底開幕時，那種樂觀和生之悅樂早已煙消雲散。亞洲陷入危機，經濟面臨崩潰。貨幣、經濟和市場接踵遭受重挫。財富蒸發、銀行倒閉、經濟泡沫爆破。厄運和不安預感瀰漫亞洲大部分地區，危機旋即於隨後數年在印尼和馬來西亞猛烈爆發。

1897年，「移動中的城市」展覽的一百年前，維也納分離派創立，創始成員包括一群脫離奧地利藝術家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Austrian Artists）的奧地利藝術家、雕塑家和建築師。在那座地標式建築入口處有一句格言：「為時代的藝術，為藝術的自由」（Der Zeit ihre Kunst. Der Kunst ihre Freiheit）。

維也納分離派創立百周年前夕，「移動中的城市」展覽首次設於這個場地並非巧合。展覽策展人表達出各自的反抗和「脫離」形式，這尤其見於策展的想像力和目的，以及展覽的設計與佈置等。重新思考不同藝術軌道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以及這些關係如何介入都市經濟、日常生活及尤為關鍵的城市。

展覽館的空間轉化成實驗室。這個空曠的展廳設有一個由張永和設計的夾層；過百件作品放於展廳中，每件均以金屬支架結構固定，處於恆定的張力狀態中。展覽作品包括會說話的榴槤、迷你高爾夫球場、精巧的牙籤結構、睡眠艙、篤篤車、單車上的投石器、建築模型、雕塑照片、彩燈串裝飾、醃漬蔬菜、塑膠餐具，還有玩具等。作品在不協調的形式、聲音和感覺當中對話和碰撞。展覽有一種明顯的吞噬感，難以抵擋，莫能喘息。在展覽中行走，成為一種強烈的感官和身體經驗，這也頗像游走於多個亞洲城市的感受，尤其是像侯瀚如幾年前在中國深圳會議中所假設的，有「後規劃」發展的亞洲城市。

「移動中的城市」首場展覽在參與者和觀眾之中引發了激烈辯論。這是一場激起強烈意見的實驗。有些藝術家被觸怒，因為觀眾不得不在被其他裝置阻礙的情況下觀看他們的作品；有些藝術家甚至中途退出展覽。藝評對策展選擇和策略感到既困惑又好奇，展覽評價兩極。有些博物館專業人員驚訝於展覽雜亂無章的陳列方式，並表示難以想像在自己的藝廊策劃這樣的一個展覽。然而，儘管各方對「移動中的城市」的反應不一，但展覽引發了藝術界前所未有的興趣，並獲六個場地邀請設展，包括PS1（紐約市）、當代美術館（CAPC Musée d’art contemporain，法國波爾多）、路易斯安那現代美術館（Louisiana Museum of Modern Art，丹麥Humlebæk）、Hayward Gallery（倫敦）、Kiasma當代美術館（芬蘭赫爾辛基）及曼谷市。

此後兩年間，策展人和藝術家密切留意亞洲的社會文化、經濟和政治危機，並實驗新的策略。展覽項目在每個展場都有變化和重新改造，加入新的委約作品和藝術家，策劃新的分組和主題。在Hayward Gallery，Rem Koolhaas和Ole Schereen利用早前一個俄羅斯前衛時裝設計展的裝置，並將其半拆毀及解構/重建為一個展覽空間；在曼谷，城市擴展本身成為了實驗的場地。

最後一場「移動中的城市」展覽於2000年1月在赫爾辛基閉幕，當時大家正鬆一口氣，因為千年蟲並未如科技界預言，為全球帶來嚴重破壞。自展覽於1997年構思到2000年閉幕期間，亞洲經歷鉅變：南韓、泰國和印尼陷於經濟崩潰、政局不穩；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紓困注資，協助亞洲經濟體重組；香港回歸中國；馬來西亞和印尼的改革運動導致道德與政治危機，印尼的人民被拘留，死者數千。獨裁領袖熱切主張所謂亞洲價值的巧言亦消散無形。「移動中的城市」以危機之前那種瘋狂的樂觀作前設，既不能預視，亦不能避免一浪浪席捲亞洲的政治風波與金融風暴。

「移動中的城市」與其他 「賣座」展覽不同之處，在於這個展覽將城市同時作為場地和催化劑。展覽承認了高科技、全球化和移民潮沛然莫之能禦的步伐，以及亞洲冒起成為新的文化、經濟和政治力量。這個展覽孕育並受益於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的樂觀與焦慮，經歷了從類比到數碼信號、從傳真機到電子郵件、從固網電話到手機的轉移。「移動中的城市」亦記載了時代精神──在兩個世紀之交、既具張力又明晰的流變之域下，當下的迫切需要和烏托邦式未來的夢想，兩者緊密交織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