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學科
在世界不同地方,視覺符號令人產生的聯想也各異,所以研究視覺文化,有助我們理解不同地方藝術創作的脈絡差異。我是藝術家,曾在墨西哥南部的鄉村展出作品,而一些在別的地方或許被視為藝術品的物件,在那兒由於視覺符號帶來不同的聯想,有着不同功能。瓦哈卡市的藝術家駐村計劃,邀請藝術家為周邊社區創作藝術品。一位備受推崇的歐洲藝術家創作了一件抽象雕塑,打算放在一個漁業合作社外,而合作社每晚都要把雕塑搬回室內。對當地人而言,這件雕塑不是藝術品,而是負累。在這次駐村計劃期間,我們還參與製作壁畫。儘管我們視之為社群設施,當地民眾卻以為那是一件委約創作的藝術品,因為壁畫「看起來像是藝術」。倘若創作者不理解觀者的視覺文化,創作出來的作品就難以被人以符合其創作原意的方式去詮釋。
我到不熟悉的地方開展創作計劃時,會花大部分時間聆聽和了解當地人對事物的看法。假如我們碰巧有共通的符號,那就有可能開展創作計劃。不過,作品常常只是體現我和懂得那些符號的人之間的合作。但是,即使身處同一地理環境,人們也可因文化背景差異而對同一地景有不同的體驗。洛杉磯的韓國城同時有大量拉丁美洲人聚居,假如你去看看,便會發現韓國人跟拉丁美洲人雖生活在同一地方,對此空間的體驗卻截然不同。
我曾於博物館工作,負責處理古物,由於那些古物的記錄號碼已遺失,其來源和用途均無從稽考。我曾研究專家是以哪些不同方式來解釋這些物件,發現他們會根據自己的知識,分析古物某些特徵的意義,再提出對於物件的理解。可以說,這個做法與其說反映物件本身,不如說是反映那個人的推測,原因是我們根本無從確認物件原本的脈絡,而只看到這人對此物件的看法。我想提出,由於我們沒法得知某物件或視覺符號原本的功能或來源,任何人對物件提出的想法,其實都不亞於博物館所作的詮釋。
美國歷史學家海登‧懷特在其有關歷史編纂學的著述中指出,文學書寫在多方面影響了歷史書寫,兩者都極度倚靠敘述來產生意義,因而不可能有客觀或真正科學的歷史。他在1973年的著作《史元: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意象》中,提出「情節設置」(emplotment)的概念,亦即在任何歷史編纂的論述中,按照一些敘述模式來提出解釋。就如Robert Doran教授所概括,懷特「提出史實能以科學方式驗證,故事卻不能。故事是創作出來的,不見於歷史數據之中;歷史意義乃人藉着選擇情節的類型,加諸史實之上,而這種選擇無可避免會帶有道德和政治考量」。[1]
假若我們將這個概念延伸到我們與藝術史的關係,即以藝術史為我們理解藝術品的框架,便明顯可見在此領域裏最普遍的詮釋,都是源自西方學術角度。假如撰寫藝術史的人主要從西方角度來為藝術品設置情節,亦即將藝術品套進西方的參考框架來詮釋,那麼,他們如何能理解和撰寫源於世界各地的藝術品的故事?假如藝術史家身處於某一視覺文化當中並受其影響,而且依據某一藝術史形式來賦予藝術品歷史意涵,那麼,從全球的角度看,藝術史這門學科的意義何在?它又如何切合豐富多元的視覺文化?
我們應拒絕以削足適履的方式把藝術研究套進西方學界的框架之中,因為若以這些學術界的思想學科為先,則會忽略原住民所累積的視覺知識,並削弱其他並非源於同一基礎或方法學的去中心化觀點。我們無法真正界定視覺文化,因為人人對視覺文化的體驗均不同,而視覺文化又受其產地的脈絡所形塑。Arjun Appadurai在其著作《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的緒論中指出,要詮釋物件,必須先理解物件製作時和現今所處的脈絡。而在藝術方面,我們觀賞藝術品時可放下我們既有的信念,但藝術品始終不能脫離它們創作時的脈絡存在,也不能擺脫人們體驗它們時所處的環境。[2]
撇除藝術品的創作脈絡,藝術品的創作亦變得愈來愈跨感官,亦即其構成和感受,超越了以眼睛凌駕其他身體功能的視覺呈現,甚至不以實體方式呈現。作品不一定以「手做眼看」為主要的理解方式,也可以透過「口說耳聽」,如口傳傳統的方式。藝術品可以並必須倚賴其他溝通形式,而這種溝通形式的差異,反映我們需有更廣泛的跨學科實踐,讓藝術品的製作模式跟想表達的訊息不限於一個領域。
不同學術領域會用不同方法去界定和研究內容與形式之間的關係,而這又各自受限於其領域所用的方法。另一邊廂,藝術家卻可以遊走於不同學術領域之間,皆因他們要遵從的規則比較少。如果一件藝術品的創作不只為了呈現某事物,而是匯集不同學科,以對它所要探討的意念有所貢獻,那麼對創作者來說,理解不同學科則不僅有用,而且是不可或缺。舉例來說,一件關於記憶的藝術品,或許對於研究記憶在哪裏形成的神經科學家來說甚有幫助。
學者跟藝術家之間的合作,有助重構人類學、藝術史和其他學科,促使這些學術領域重新思考其方法論,令其取向更具包容性,以在論述中涵納它們所引為參照的題目。
研究視覺文化時,超越藝術史與人類學的框架十分重要,這樣才能理解創作作品時所採用的來自其他領域的方法論,因為這樣會影響觀者對作品的詮釋。另外,將各個知識領域去中心化亦同樣重要,這樣視覺影像就可從科學、法律或人文學科以外的學科去理解,甚至超越所有學科的角度。
此文章原於「M+ 故事」的《博文集》發佈。
Gala Porras-Kim(1984年生於哥倫比亞波哥大,現於洛杉磯生活和工作)於加州藝術學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he Arts)取得藝術碩士,並獲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拉丁美洲研究文學碩士。她曾於以下場地舉辦個人展覽:索薩利托Headlands Center for the Arts(2018)、墨西哥城LABOR(2017)、洛杉磯Commonwealth and Council(2017、2015、2013、2012、2010);亦參與過以下群體展覽:烏拉爾當代藝術工業雙年展(2019)、紐約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惠特尼雙年展(2019)、威尼斯Palazzo Ca’tron及基輔PinchukArtCentre的「Future Generation Art Prize」展覽(2019)、 首爾的首爾市立美術館(2017)、洛杉磯郡藝術博物館(2017)、洛杉磯Hammer Museum(2016)、卡爾克富FRAC Pays de la Loire(2016)。Porras-Kim曾獲Artadia Award(2017)、Rema Hort Mann Foundation grant(2017)、Joan Mitchell Foundation Award(2016)、Creative Capital grant(2015)、蒂芙尼基金會獎(2015)及California Community Foundation Fellowship(2013)。她近期為洛杉磯當代藝術博物館的展覽策展,亦是哈佛大學拉德克利夫研究所的研究員(2019–2020)。
- 1.
Robert Doran quoted in Neil Genzlinger, ‘Hayden White, Who Explored How History Is Made, Dies at 89’, The New York Times, 9 March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3/09/obituaries/hayden-white-who-explored-how-history-is-made-dies-at-89.html
- 2.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ed. Arjun Appadura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