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閎（1917至2018年）被譽為台灣現代建築之父，M+蒙王大閎家屬捐贈其私人檔案，當中除了建築繪圖，更有私人的文章、筆記、信件、照片及草圖簿。

早在2000年代初，王大閎大部分的建築繪圖已捐贈予國立臺灣博物館。王大閎的作品殊為重要，有見及此，M+策展團隊有意從王大閎及或其家屬收集相關的物品，最終獲得這批由王大閎家屬捐贈的檔案。這個檔案是如今在M+藏品系列中最為零碎也最私人的一個，反映出王大閎在建築領域內外的多元化創作，他不只是建築師，亦是作家、翻譯家和詩人。

在本文中，設計及建築策展人王蕾及文獻助理姚映霞探討講述整理及理解這批王大閎檔案時所遇到的困難，以及從中獲得的樂趣。

王大閎是何許人？

王蕾：王大閎生於北京，是中華民國首位外交總長王寵惠之子，曾於英國劍橋大學和美國哈佛大學設計研究院唸建築。王大閎在哈佛就讀時，是貝聿銘和Philip Johnson兩位甚具影響力的建築師的同窗，亦是包浩斯建築學院創辦人葛羅佩斯的學生。

1947年，王大閎回到中國；隨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他就在1952年遷居台灣，開始尋找「新中國建築」。

他的作品包括過百座台灣的建築，以比例合度及形態簡單俐落聞名。從他的代表作可見，他對歐美現代主義與傳統中國建築有深厚認識，擅長把兩者加以轉化和融合。

是次檔案藏品如何收集和編目？

王蕾：亞洲現代建築的故事一直備受忽略，而我們對之深感興趣，這就是我們最早從香港以外地方收集回來的建築檔案之一。

由於得知王大閎家屬已把大部分建築繪圖捐贈予國立臺灣博物館，我們便向他們說，任何與王大閎的生平及作品相關的物品，我們都有興趣收集。起初，他們並不確定是否仍保存這些物品，但幾個月後，他們就給予我們一些資料，是來自王大閎這些年來自行整理的私人檔案。就這樣，我們就獲得了一些私人文件，而這類私人文件的內容往往難以一一釐清。

歐美在保存檔案方面較為成熟，建築檔案通常保存得較有系統和全面。可是，亞洲的情況卻不是如此，除非那是由建築師事務所以建築項目檔案方式保存下來的檔案。因此，我們亦不驚訝於王大閎檔案的「蕪雜」。我們十分感謝王大閎家屬將這些檔案交給M+，讓我們能從私密的角度一窺這位建築師橫跨多個領域的興趣及作品。

這是一個「不完整」的檔案實例，反映了從零碎資料建構歷史的困難。

姚映霞：這批檔案是M+所藏的眾多檔案中最難於編目和處理的。當中只有196件物品，包括照片、負片、幻燈片、新聞剪報、草圖、信件、建築繪圖，數目不多但資料較為零碎和私人，這就是其困難之所在。

從了解王大閎的生平，到動手編目及保存資料，我花了約一年時間才完成這批檔案的編目工作。我首次看見這批檔案時，無法看出當中涉及多少個項目。當中許多建築繪圖和平面圖是來自不知名的項目，既無標示建築名稱也沒有標示日期，到底屬於哪個項目根本無從稽考。

許多建築項目缺乏有關它們是如何修訂和發展的資料。為了找出每張草圖究竟是屬於某個項目的哪個修訂階段，我必須仔細研究草圖使用的媒材，包括所用的筆種和紙張。如果繪圖是屬於同一次修訂，應該會用相同顏色繪畫，或者用上尺寸及材質相若的紙。根據這些差異，我就可以修訂的先後將繪圖分組。然後，我就可依照圖中所作的修改，弄清楚哪個版本是最早的，哪個是最晚的。

目前檔案裏仍有很多未能辨認的建築項目資料。不過，人們仍在研究王大閎的作品，並不斷有新的相關資料提出。我們希望將來會有研究者到M+的研究中心鑽研這些資料，協助我們弄清那些資料的來歷。

這個檔案裏有甚麼？

王蕾：檔案裏能辨認的重點項目包括王大閎的自宅「虹廬」、國立國父紀念館，以及為國立故宮博物院構思而沒建成的方案。從中可見王大閎的設計對後世的影響，以及他大部分作品所採用的建築手法，亦顯示他如何運用建築技術和材料、對「奢華」和「簡單」的重新定義，以及融會多元文化的慎密心思。

「虹廬」公寓

王大閎在作品中大量運用歐洲及中國古典建築的元素。此舉並不是為了體現文化認同，而是為了採借這些舊有建築物的某些空間特質。儘管他的作品着眼於其身為中國人的民族和文化背景，但他亦希望作品除了具有文化獨特性，也能展現普遍性。因此，他運用歐洲或中國古典建築的空間概念時，並非簡單地沿襲照搬，而是總會稍為加以顛覆。

這一點在王大閎早期的住宅設計中清晰可見。在這些設計中，他雖然用了同代建築師喜愛的凡德羅開放式佈局，但卻將室內的通道設計得迂迴，與在中式庭園講究曲徑通幽的效果相似，亦有傳統中式合院那種自成一片天地的神韻。這點在其於1964年設計的虹廬中發揮得淋漓盡致。位於濟南路的虹廬是台灣早期的多層住宅之一，樓高四層。其正面外牆無窗，走道封閉，九宮格式的樓層佈局，讓人們猶如穿越中式庭園，有層層遞進、景隨步移的感覺。

從住宅的內部可見王大閎嘗試將多種關於家的古典及現代文化慨念糅合於其中。其中一個例子就是「月洞門」的多變運用；「月洞門」傳統上是用作室外庭園的通道，而現在則成為外牆及室內牆壁的一部分。

台灣故宮博物院競圖

王大閎在其建築設計中如何運用清晰可辨的文化特色，則視乎不同項目而異，他在1961年的故宮博物院競圖計劃案就是絕佳例子。從計劃案中的懸臂式、雙曲拋物面結構的薄殼屋頂可見，他除了關注何謂「新中國建築」，也力求在結構設計方面有所創新。

據說王大閎的提案獲評審選為第一名，但最後卻沒有按這個設計興建，當局改為將項目交予另一位建築師黃寶瑜負責，其設計為採用了黃脊綠瓦的中國傳統宮殿式建築，較富中國傳統風格。

國立國父紀念館

1960年代，台灣的建築設計常被政治考量左右，王大閎在設計台北的國立國父紀念館（1965至1972年）時，亦再面對相似的問題。當時台灣政府提倡民族主義運動，並鼓勵採用傳統中式建築，以加強台灣的文化身分。

上圖的建築模型顯示了王大閎原初的設計，其屋頂形如中國古代官帽。從模型及多張原初的平面圖看來，王大閎所關注的是此建築在形式與結構的完整性、作為公共建築的宏偉空間感、與周遭環境的關係。

正式興建時，王大閎不得不妥協，改動屋頂的設計。當局要求他將屋頂修改成更近似於傳統中式宮殿風格，於是便把原本較筆直的屋頂線條，改成大幅上翹的中式宮殿屋頂，就如下圖所見。王大閎曾說國父紀念館是他做過「最艱難的設計」。

散文及文章作品

王蕾：除了關於建築項目的資料外，此檔案還顯示王大閎不但是建築師，亦是詩人、作家、翻譯家兼台灣重要的文化人。檔案裏有些已發表文章的珍貴草稿，包括上圖的〈Domus （a study in the philosophy of living）〉，顯示他對儀式及居住環境的興趣，以及對兼顧文化獨特性和普遍性的抱負。他在文中引用古希臘、羅馬及中國的人對「家」的看法，熱衷於以跨文化眼光探究這點。

這篇草稿有一個有趣細節，就是信頭寫着「五聯建築師事務所」，那是上海一家重要的建築師事務所。王大閎在約1947年回到上海時，與四名來自上海和香港的建築師會面，並在上海合組五聯。信頭列出了這幾位建築師的名字，包括王大閎。

檔案裏有五篇於1943至1947年發表的原創文章，刊載了王大閎於哈佛大學設計研究院就學和畢業後的早期設計。

當中最早的文章刊於1943年的《新鉛筆尖》，題為〈Variety of houses from identical prefabricated units of general panel crop〉，文中介紹了王大閎及其同窗貝聿銘的作品，可見他們如何巧妙運用其老師葛羅佩斯與Konrad Wachsmann共同設計的預製木板組合屋。文中更有人在「這兩頁所見的房屋乃由王大閎設計」這一句下方劃了線。

私人草圖、筆記及不明資料

姚映霞：檔案裏除了有建築項目資料和已發表的文章外，還有數十項信件、散文和其他文章、私人草圖，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資料。這就是為甚麼這批檔案是M+所藏的檔案中最富個人色彩的。

這些物品所描繪的是甚麼，又或是何時所寫所畫，多半無從稽考。很多紙張兩面都有草圖或筆記，但前後兩面的內容似乎並不相關，而且分別寫於或畫於不同時間。有一幅草圖畫了空中高掛着一個時鐘的奇怪風景；另一幅則描繪一盆植物與一隻蝴蝶，並以法文寫上「Le Papillon Blanc」（《白蝶》）為畫題。

上圖繪有一些不知名的家具，當中有椅子和梳妝台（其法文名字「coiffeuse」 寫在草圖旁邊）。這些草圖畫在王大閎所著、2013年出版的科幻小說《幻城》的序言草稿背後。

上圖顯然是個形態十分特別的設計，我無法認出是甚麼，但它重複出現於同一本草圖簿和其他不明的草圖中。這可能純粹一個天馬行空的設計，而非真的有意將其興建出來。我看不出那是何種建築，裏面畫有很多桌子，所以有點像辦公室。

王蕾：這些私人物品展示王大閎博學多才的面貌。他精通英語、中文和法語，是個出色的譯者兼文學愛好者。檔案裏有多首詩作的抄本和翻譯本，例如上圖便是艾略特詩作《Song》的中文翻譯草稿。

王大閎所追求的簡樸中的奢華，體現在一張漂亮有趣的新年賀卡。他為其公司設計了這張金碧輝煌的賀卡，上面有寫着「新年快樂」的祝賀字句一串串地向下方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