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从香港大学英文及比较文学系毕业后，我被伦敦大学金匠学院的电影硕士课程录取，但发现原来我没有钱。我自小拿奖学金，除了唯一一次因为没有考上全班第一拿不到奖学金而被父母惩罚以外，没有读书要钱的概念。

于是我在加州州立大学读了三个月的戏剧硕士课程，然后退学拿回所有的学费（当时只有加州大让人这样做）。1989年发生的事让我更清楚出国读书的需要。1990年9月，我抵达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校，因为它的电影制作课程相对便宜。跟我前二十年念的精英学校不一样，新校聚集了大量来自第三世界付不起像纽约大学或哥大等学费的学生，承传了二战期间欧陆的反纳粹知识分子传统，吸引了一些美国本土左翼学者助阵，与新自由主义浪潮打对台。（这经验让我重新理解爱吹捧名校的亚洲价值观。）我一只脚踏进了主打纪录片、声音制作的媒体系，另一只踩过去隔壁旁听当时不容于美国主流学派的社会学系、人类学系、通识学系（Liberal Studies）等的课。

到达纽约的周末，还没上学，我开始在唐人街上班。从吾友爱玲在长岛的父母家，搬进布碌仑一个半地库的两房一厅「豪宅」（蔡仞姿语），唯一的小窗适合用来观察路人的鞋子。一个城市的伟大，具体见于它能够为移动人口提供的，五花八门，（非法）付现工作，我切身体验的有：在西村的素食餐馆作收银第一天无法埋数于是被调作侍应；替台湾青年移民办的日报当记者写政评；为中国海外喉舌报翻译外电；在犹太人媒体后制公司当学徒；为跨国企业的华文广告撰写跨文化合适度评估报告。唯一应征没成的工作是在中城的一所「绅士俱乐部」当厨，因为无法说服那位满头白发的白人女管家，煮不出杂碎的我，也可以设计简单佐酒小吃。莫言不可惜，本想借此学会沙蟹必杀技的。

同时我拿着新校微薄的奖学金，必须每周在校当助教若干小时。透过协助老师们准备媒体制作课材料，我学会了校内所有媒体设备的基本操作与解难技巧，也学了一点点所谓教学方法，终生受用。由于严重缺乏睡眠，在课与课之间的空档，我会溜进黑暗无人的教室，在大板桌子上补一下。然后背包上的闹钟响起，我扛着昏沉的大头与十几部机器，进入隔壁掠着大光灯人挤人的教室，另一个宇宙。

是在这样的情境脉络下，在到达纽约后的第一年，我完成了第一部16米厘电影作品《你有什么特别的要我告许你？》，从编剧、摄影、录音、剪接、混音、片头片尾设计，都是我。为了能够无日无天的剪接，我租了一台四盘声影剪接桌（Steenbeck），放在家中央，在厕所及地上的床垫之间。在这台庞然大物上推推拉拉每一格菲林，剪开、挂起、黏起来的日子，是我这辈子跟电影作为物质最接近的时候。从此我迷上了剪接。当然那时不知道，我将会是最后一代人，对电影尚存质感的记忆。

因为实在剪得太高兴了，资料之零碎，某些镜头之短，最后竟然找不到负片剪接师肯接此案，于是跟绝大部分的电影制作过程不太一样，这部实验短片的负片，也是我自己剪的。后来这片在校内外拿了一些奖。Yvonne Rainer看了这部，决定给我面试，并让我进入专门培训年轻艺术家的惠特尼艺术馆独立研读课程创作班（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 Independent Study Program in Studio Art，人称ISP）。我同时被芝加哥艺术学院录取，但决定选择ISP。ISP接近学费全免，在下城区工厂大厦内给我们24小时的工作室（当然有同学住在那儿）。创作班每年收十几丁人（我那年同学11位），跟ISP的策展班（也是几丁人）每周一起上两次研讨课，由艺术家及学者主持（从而上了风骚大婆Spivak与当时红得发紫的Judith Butler的课，不赘），其余时间采师徒制。在ISP的一年，我完成了《流》与《理想家／国》。

是在Yvonne身上，我学会要不断重新创造自己，关键是常存谦卑。因为只有处于谦卑的状态，才能诚实地创造；作品才有力量。诚实包括不断叩问自己的局限，不希冀冲破（那是狂妄），而是如果能努力不懈增加对局限面对面的检视，作品才有介入社会的可能。认识自己不能做及不肯做的欲望，构成一小步一小步地开阔边界，无惧陌生，无惧诘难，才能缓慢地，接近创造，或社会本身。Yvonne的谦卑，有一种成为镜子的能量；我来自一个识少少扮代表的大头症文化，被殖民等于被训练成不断乔装成自己不是的，永远不可能是的，欲望对象，内化成血液，还引以为傲，于是活在看似自大实际自卑的无间循环中。Yvonne教晓我创作是企图接近自己血脉的每一步，没有捷径，才能稍稍偏离循环的轨迹。这个自我也是身体与社会的交缠，性与别（差异）、历史废墟的残留。不仰赖花言巧语、虚无犬儒的姿势，用尽吃奶的力，吸收并检视自我的构成、知识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作为创作思辨的养分。

必须够诚实，才能溢出自己，到达观众那里，所谓艺术的共感。我勉强学会了诚实，不过还没学懂溢出自己。这是我1993年以后的创作冀图，也是余生仍需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