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的世界是图像世界，由约会应用程式Tinder、社交网络怀旧星期四（Throwback Thursdays）到有关特朗普（Trump）的话题，都离不开图像。而从最后一个例子可知，频繁地使用图像未必是好事。不论是在工作、闲暇抑或社交约会，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间身边总有一个萤幕。美国民众平均每日花九点九小时看萤幕，包括电话、电脑和电视；人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制作和观看视觉媒体内容。这些互动关系构成我们的视觉文化，我们研究它们时，亦参与了创作视觉文化作品。这些作品在人们生活中占有史无前例的重要地位，亦成为造就社会转变的必争之地。

1989年柏林围墙倒下，标志着冷战结束，此后艺术家与学者想像了一个观看世界的新方法，包括探问人如何看自己、他人又如何看你。他们的探讨重心是流行文化、传媒影像及这些内容对艺术的影响，并借用麦鲁恒（Marshall McLuhan）于1964年著作《认识媒体》^[1]（在纽约市一群年轻的后现代摄影师，包括Nan Goldin、Cindy Sherman、Sherrie Levine等人身上体现了这种转变。他们的作品题材集中于个人生活，如Goldin在其圈子中试验社会、性别和其他身份；Cindy Sherman穿上不同服饰和作各种装扮拍照；Sherry Levine挪用他人的作品，皆引发我们思考人类栖身的这个以图像为中心的世界。他们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再现」这个议题。后来他们被称为「图像世代」。

现今有种新的视觉文化，称之为「Snapchat世代」。这种视觉文化是由用户生产，并在网上分享，而不在乎在艺术界争取地位。 「Snapchat世代」用Instagram、Facebook、Imgur、Tumblr、Netflix、Hulu、Twitpic、YouTube，以及其他五花百门的应用程式制造文化内容。有些人在这个过程中成名，如YouTube红人PewDiePie、Michelle Phan和Rhett & Link，他们凭着数以百万计的订阅者，赚取数以百万美元计的广告收入（Berg, 2015）。他们的作品看似自制，其实这些节目均经过悉心编排和制作。在这些表演者当中，十九岁澳洲少女Essena O'Neill在2015年11月删除自己的社交媒体帐户，声称「我被虚假的事情定义」（Elgot, 2015）。随之而来的当然是一场社交媒体风波，带来更多收入。

Snapchat是这种全新的图像流通形式之最佳例子。这个通讯应用程式方便用户分享图片，图片档案一经开启，十秒后就会被删除。最初此应用程式多用于分享可能带来争议或露骨的图像，现在它已成为这个智能电话时代强大的图像通讯平台，每日都有一亿六千六百万用户，经此应用程式分享达三十亿个「Snaps」。惊人的是，这个应用程式不过是在2011年推出，而且未获准在中国内地这个最大的互联网市场使用（Constine, 2017）。 「Snaps」原意为保护用家私隐，这对中国当局来说可谓是麻烦事。 Snapchat上市时，价值一度高达320亿美元，不过后来广告商不能为投资者创造足够收入，其价值遂有所下跌（Frier, 2017）。

Snapchat的独特性亦成为一个划分世代的象征：婴儿潮世代和X世代认为这种图像通讯是放纵的自恋，而千禧世代则视之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重要程度有如昔日电话之于上辈。千禧一代中，四成四人每日以电话拍照，当中七成六会在社交媒体分享所拍摄的照片（Meeker, 2015）。虽然这些照片大多关乎琐碎日常，但当中有些拍下警察暴力、示威实况，或其他往往被主流传媒排除在外，现在却可即时观看的事件。现今的视觉行动主义，利用人对社交媒体所投入的精神与热忱为动力，并同时引领人们重新放眼世界。

当前此刻，是一系列崭新的全球状态之产物。 2008年起，在城市居住的人数，有史以来首次超越住在乡郊的人数。这是惊人的转变。巴西有八成五人口，即不少于一亿七千二百万人（见中央情报局数据）在城市居住，比美国八成一的城市人口为多。稠密又膨胀的人口，将一度界线分明的城市空间，重组为地理学家所称的「流动城市区域」。高楼大厦极目无尽的圣保罗就是一例。

全球大多数的人口亦相当年轻──在三十岁以下，发展中国家则通常为二十一岁以下（Boumphrey, 2012）。在巴西，两成四人口不足十五岁（见世界银行数据）；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七成人口在三十岁以下，尼日尔人口年龄的中位数是十五。这些儿童和少年，对于足以影响父母辈一生的独立斗争并无记忆。 1994年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结束后出生的南非人，被称为「生而自由的一代」，只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且对政府连最基本的服务都未能提供日益不满。他们对房屋、粮食、清新空气、饮用水和电力的要求，成为转变社会的推动力。

推动转变的，正是大多数都市年轻人因网络互连的现象。据估计，在2015年，四成二人口以不同程度使用互联网。 Google预测，到2020年，使用互联网的人数至少会达五十亿，并让互联网成为通用媒介之首。巴西目前是全球第五大智能电话市场（见国际数据资讯有限公司IDC数据），四成八的互联网用户位于亚洲，这个比例超过亚洲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率（见互联网资料统计网站Internet World Stats数据）。虽然互联网的用户数目与电视观众量相若，但两者的分别显而易见。电视观众看的，是由他人安排的节目，互联网的用户可以自行制作并增加内容。因为有互联网，中国天津大爆炸或印度清奈水灾等事件，再也不能被当局政府隐瞒不报，而且互联网亦容许普罗市民自组互助网络，以应付此等灾难。

对现今的年轻人而言，以网络互连的都市生活，远非悠闲。公共服务问题繁多，从交通、电力到食水皆然。就连基本的生活条件也并非理所当然。 2015年2月，纪录片《穹顶之下：柴静雾霾调查》公映后三天，就有两亿中国人看过，当中大部份透过微信这个通讯软件观看。此片展示中国主要城市中触目惊心的都市污染问题，而这些状况并非中国独有。 2017年的首六天，伦敦的空气污染物已超越一整年的合法排放量，未能达到欧盟标准。长久以来，要应对都市人口增加的挑战，都是提高经济增长。可是，那只会导致更多温室气体排放，令污染蔓延更广。那么，全球的年轻人该怎么生存下去？

这个年轻、城市化、由网络互连、并愈来愈热的世界，造成了现代人对理解人类生活秩序和意义的割裂。甚至，人对时间的理解也改变了。有些人活在日夜不休、主张「时间就是金钱」的世界；更多的人被迫接受更长的工作时间，却换来更少的经济回报。气候危机推翻了地质学家所指地球「深层时间」的概念，因为人类在短短数十年已经创造一个新的地质时代──人新世^[2]（Anthropocene，即新的、人类的时代）。即自1950年代起，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的影响，已因大气中辐射的变化而在地理形态上清晰可见。而此前的地质世代，是以百万年计的。

要理解摄影、录像等时基媒体（time-based media，即具有时间性的媒体）何以大量出现，方法之一是视之为人们面临全球状况变化，尤其时间上的变化所产生的焦虑而作出的回应。美国人每两分钟拍摄的照片数量，比十九世纪全世界所拍摄的照片总和还要多。每分钟被上载到YouTube的影片，总长四百小时。 2014年拍摄的照片估计起码一兆帧，多于此前所有照片总数的四分之一。

对许多人而言，这种割裂是一场危机；但对其他人而言，割裂却是机会。法国哲学家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指割裂是当「一个人不去击败敌人，而是停止活在由敌人为自己构筑的世界」的那一刻。那即是说，普通人有新的机会，摆脱雇主或政府的支配，去创造自己的生活。各式各样的照片，刻画这种割裂的同时，亦展示了另类世界的可能性。

标志这种新视觉文化首个令人瞩目的形式，就是现在声名狼藉的自拍照。自拍照是自画像的漫长普及化之巅峰，摄影几乎自发明起就拓阔了自画像的领域。配备前置镜头的智能电话，加上社交媒体，令自拍照自2010年起就无处不在。自拍照首次将这群年轻、都市化及热爱上网的大众视觉化。 「自拍照」的英语「Selfie」成为2013年《牛津词典》的年度单词，使用量比对上一年多170倍。 Google估计在2014年拍摄的自拍照有三百亿帧。网站selfiecity.net显示大部份自拍照由女性拍摄（在莫斯科这个比例为八成二），主要是与其他女性分享。于是，自拍照挑战了电影学者萝拉·莫薇（Laura Mulvey）于1975年提出叙事电影的固有元素──「男性凝视」，这或许是自拍照招致敌视的其中一个理由。自拍照至今已形陈滥，本身并不重要，但我们由此可知，这群新的「大众」正在发明新的方式去观看自身。

对于正式研究视觉文化的我们而言，由社交媒体带来并推动我们对图像在态度上的转变，亦带来了种种挑战和机会。一开始，有人将「视觉文化」定义为建立「图像史」的一种尝试（Bryson, Holly, and Moxey, 1994）。那时，提出该定义的作者并不是指每一个地方的所有图像；他们感兴趣的，是流行图像与艺术作品如何结合，创造出不同的「再现」模式，题材由身份认同到政治、女性主义不等。二十年后，这些意念将一切改变，由艺术展览到酷儿政治亦然。今日，我们要将这个尝试推前一步。事实上，第一波的视觉文化研究在挑选所要分析的图像方面，其取舍标准十分谨慎，现今的研究集中于诠释全球化之下的视觉媒体。某些重要的图像和图像类型，看来最能帮助我们完成这项视觉工作，这项工作包括尝试记录、描述和定义在现今和近代全球失序时代的割裂经验。

在今天排山倒海的数码图像中，有些仅是为了追上当前事态，记录个人经历；亦有一些创造了新的可能，将一种现已不证自明的视觉文化塑造成自由的实践。本文以全球社会运动（例如墨西哥的查巴达原住民运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南非的推倒罗德像运动）为线索，探问「再现」在政治乃至视觉图像的中心地位，并转而寻找我称之为「看的权利」（Mirzoeff, 2011）的例证。

这「权利」并非法规所指的权利，而是人一对望便会出现的权利，例如我们双眼对望，就能从中体会到友谊、信任和爱。在这种对望中，无分主从，两人之间出现一个共同空间，那就是一种共同经验的基础。首先，眼神交流实为聆听对方说的话，即使当中不涉及语言。这种熟悉的个人经验，在一些情况下可以成为集体经验，形成一种视觉的共有空间，一如埃及革命期间开罗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的占领示威。视觉的共有空间不会产生共有的经济或政治处境，却是这些转变不可或缺的导因。因为除非我们看见（这里是采用「看见」一词最寛泛的词义）对方，并容许自己被看见，因而由他者创造我们，而非相反，否则行动将不会有进展。

这种共用空间在从前已经存在。在美国民权运动中，受害人的遗体被放在他们原本不应出现的地方，而让世人看到死者生前的遭遇，从而令举国同意种族隔离是错误的事。 1963年阿拉巴马州伯明翰游行人士被当局以消防喉驱散的电视画面，令时任总统的甘迺迪确信制定《民权法案》刻不容缓，法案于翌年由国会通过。这种共有空间创造未来（或可能的未来），而非描绘过去或当前处境，因此它持续改变，不断需要新的解读。一直持续的割裂，为我们提供新机会去创造并塑造视觉的共有空间，超越「再现」的问题。这些过程相加起来，就是我所指的视觉行动主义。

视觉文化或许是改变和塑造世界的空间，而不仅是反映或再现世界，这个想法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我们对于至今仍被称为「图像」的理解已有所转变，而图像是视觉文化的基本元素。艺术史学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在其1972年经典著作《观看的方式》^[3] （伯格将艺术、摄影与流行影像归入同一个称为「图像」的分析类别，令视觉文化的概念成为可能。

不过在今天，我们在萤幕所见的一切，都是电脑运算的结果。相机是收集数据的工具，不论是静态抑或动态影像，数据都需要经由电脑处理。有许多显而易见的例子说明，现今的图像并不需要光来构成：检查母亲体内胎儿的声波图，那用作留念的胎儿第一帧「相片」，是以声波转换而成的；描绘人体内部的磁力共振造影，则将人体放在一个强大磁场内，利用无线电波转换而成图像。这些技术所描绘的都是从未被肉眼看见的事物。

人们多半以为观看这回事是像高解像度影片，但它其实更像黑白两色的铅笔素描（Felleman, 2011）。大脑会根据经验和预期，补充接收到的视觉讯息，使它得以完整。也许正因如此，视觉文化才会被视为一个可以让人实现改变的场域：如果我们所见的，一直以来都是「组合体」（哲学家德勒兹语创造的词汇），那么我们可以用自己选择的不同方式去组合我们的所见。

互联网上出现了一群新的「我们」，正使用互联网分享这些图像。这个「我们」有别于印刷或媒体文化之前所见过的。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描述印刷文化所创造的「想像的共同体」^[4]成为名言（2006）。例如，同一份报纸的读者，会觉得自己与从未见过的其他读者有共通之处。更明显的是，现代国家都形如想像的共同体。从新女性主义到占领运动传扬的「我们是那九成九的人」（We are the 99 per cent）的理念可见，Snapchat世代正在重新想像他们归属何处、如何归属，以及割裂那一刻的情景。在特定的时刻，通常是在自然灾害等危难发生之际，就可能会有全球性的视觉共同体凝聚起来。特定的群体一直不断组织和形成行动，有时以不同的方式应对较旧的群体，有时则孕育出新的可能性，从解放广场、推倒罗德像运动及美国南方邦联雕像的争议可见一斑。

新视觉媒体正在全球各地造就社会转变的新形式。由阿拉伯之春开始，社交媒体扩大了政治的范围，不过成果并非处处一样。 Facebook专页「我们都是卡利萨伊德」（We Are All Khaled Said）在2011年得到三十万用户「赞好」，为开罗解放广场起义铺路。但是，埃及2013年的军事政变向这种互动反扑，封锁社交媒体并禁绝行动主义。 2014年10月香港学生走上街头，参与「用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他们创造多个渠道，做现场直播、发表照片、社交媒体互动和艺术品，目的是令人人得见警察的暴力，使全球得知占领行动的主张；象征行动的黄雨伞，更在占领期间于伦敦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展出。 2016年，传媒话题人物特朗普（Donald Trump）成为美国总统，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主持电视真人秀《飞黄腾达》（特朗普重新定义社交媒体上的主流政治。他以总统身分在Twitter上的踊跃发文，不但推动了美国的政治及传媒议程，更营造一种万事以他为中心的感觉。

上述变革性时刻的最佳例子，就是近年多宗警察杀死非裔美国男子的事件，被人以智能电话拍摄并上载片段到互联网后引发的社会运动。现在，人们首次可以将警察对自己行为所作的说法，与现场记录的独立影像相比较。十八至二十九岁的非裔美国人当中，有八成五拥有智能电话，比相同年龄层的白人多数个百分点。起初，这个比率的影响仅限于黑人社区，但由「Black Twitter」──针对非裔美国人的社交媒体市场兴起，影响就更大了。但在2014年7月，纽约史泰登岛一名警察非法使用锁颈方式制伏非裔美国男子艾力·加纳（Eric Garner），导致加纳身亡──尽管加纳当时已被另外数名警察制伏，并多次喊叫「我呼吸不了」。事件被旁人用智能电话拍摄，并将影片上载到互联网广传。事隔数周，密苏里州费格逊市十八岁的黑人青年米高·布朗（Michael Brown）被警察枪杀，虽然网上没有流传事件的录影片段，但网上的反应引起全国关注。在两宗案件的大陪审团皆相信警方供词，并决定不起诉杀人的警员后，网民就使用话题标签「#BlackLivesMatter」分享照片和录像，以表达他们的愤怒。最后，运动由话题标签发酵，发展成大规模抗议活动。视觉纪录加上吸引传媒注意的街头抗议，掀起这场震撼全美国的新运动。城市的年轻大众与社交媒体交集，带来了一个转变：图像不只记录变化，更可促成变化。

这样的变化鲜会长久。试回想2015年一张极具感染力的图像──土耳其警察发现两岁库尔德难民艾兰·库迪（Alan Kurdi）陈尸海滩的照片。任职土耳其多安通讯社（Turkish Doğan News Agency）的路透社自由摄影师妮吕花·迪美亚（Nilufer Demir）拍下尸体被警官抱起的照片，该照片似乎暂时改变了全球对事件的态度（Mirzoeff, 2015）。在主流传媒和社交媒体，人们开始称这些来自叙利亚的人为「难民」而非「移民」。加拿大和德国等国家向更多的叙利亚难民敞开大门。迪美亚的照片之所以带来如此冲击，是因为它令我们记起熟悉的图像。照片中警官兹柏勒（Mehmet Ciplak）抱起艾兰尸体的姿势，下意识地呼应了西方艺术一大重要图像──圣母怜子（Pietà，意即「怜悯」），描绘圣母玛利亚抱着刚从十字架卸下的耶稣。这个题材中最著名的艺术品，大概是在圣伯多禄大教堂内由米高安哲罗（Michelangelo）于1499年创作的雕塑。如此标志性的图像具有神圣的力量。

不论我们的宗教信仰为何，这种下意识的认同，令这帧照片避开我们在今天图像主导的世界里发展出的反弹壳，直入我们的心坎。反弹壳一说最初由德国评论家华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1930年代提出，我们每日被无间断的广告和苦难消息轰炸，全赖这个壳才得以撑下去。然而，2015年11月巴黎受恐怖袭击的可怕景象，则产生另一个效果，引起欧洲和美国对难民产生广泛敌意。受到敌视移民的言论和报导所影响，英国在2016年投票决定脱欧。单靠一幅或一组图像本身是无法实现社会转变。要达到持续的社会转变，或许可以由图像鼓动，但必须透过其他方式参与，这当然包括持之以恒地使用视觉素材。

南非摄影师Zanele Muholi是著名的视觉行动主义倡议者，她透过作品争取确立自己作为黑人女同志身份的权利。尽管南非著名的「彩虹宪法」明文保障性小众的权利，但在Muholi所处的乡镇，她和其他性小众人士一样，每日遭受暴力对待和性侵犯。 2015年，她在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Brooklyn Museum）举行了个人展「Isibonelo/Evidence」，其作品获得全球关注。

与此同时，视觉行动主义亦遍布南非各地。 2015年开普敦大学（University of Cape Town）的一场学生运动中，学生利用社交媒体话题标签「#RhodesMustFall」要求校方移走矗立在校园内的塞西尔‧罗德（Cecil Rhodes）雕像，认为这名帝国主义者的雕像，已不能代表南非这个已废除种族隔离的国家。虽有艺术史学者反对，但雕像最后还是被移到博物馆。有人对此感到不满，认为封存这种象征之物等于在重写历史，不过这正是历史学者年复一年在做的事。 「#RhodesMustFall」展开了一场讨论：到底南非有否真正放下种族隔离政策的包袱？学生将这个讨论推展到「#FeesMustFall」，成功迫使当局取消增加学费的计划。示威连场的这一年，在更具争议的行动「#ZumaMustFall」中结束，该行动要求南非总统祖马下台。学生运动始于一场关于公共艺术的辩论，之后引发了一项政策的改变，最终演变为对政府自身的挑战。

这种有关历史英雄人物纪念雕像的辩论，其后先蔓延至美国，现在更发展到澳洲及英国。 2017年8月，在维珍尼亚州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的极右翼集会后，纪念邦联的雕像在美国各地引起争议。许多城市都清除了重要的雕像，从新奥尔良到布鲁克林如是。辩论已经蔓延到哥伦布纪念碑和其他殖民者的雕像。在2017年11月的维珍尼亚州州长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为了讨好白人至上主义者，在竞选中主张保留这类雕像，结果大败。在新的全球背景下，视觉行动主义是一个关键手法，用于探讨新的大众在政府不会或不能代表他们时，这群人想自己和别人怎样看待他们。我们且看之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