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聿铭建成的地标式建筑举世闻名,但他的未竟之作,却揭示了他在不同阶段的创作手法,并从中可见一些后来经过锤炼并付诸实现的理念。
贝聿铭建成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地标式建筑作品,但他也设计过不少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的建筑物。事实上,建筑师的未建成项目,经常会为他们未来受委托的项目埋下创意种子。不论是设计拉德芳斯商业区项目时所考虑到、后来用于大罗浮宫项目的对巴黎历史中轴线的谨慎处理,还是出现在双曲面大楼和宝丽来大厦的玻璃外墙和钢制外骨骼结构,透过探索贝聿铭事务所的几个未建成项目,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未被实现的设计概念,有时会出现在后来的其他项目中,甚至得到进一步发扬。
“贝聿铭:人生如建筑”特展中的未建成项目档案资料,不少都是首次向公众展示。这些资料不但揭示了贝聿铭在职业生涯不同阶段中对建筑设计的思考脉络,还广泛地展现了他对结构创新的坚持,以及将建筑视为城市有机体一部分的观点。从贝聿铭及其他建筑师的例子可见,这些未竟之作同样能显示了他们的进步和发展,以及这些建筑师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品中一脉相承的设计思维。
- 上海华东大学(1946–1948)
《今日建筑》1950年2月号杂志还刊登了联合建筑事务所(The Architects Collaborative)设计的上海华东大学,该事务所由华特‧葛罗培斯于1945年联合创立,贝聿铭曾任职其中。这个项目由贝聿铭母校上海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背后的机构──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于1946年委约设计。葛罗培斯邀请当时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任助理教授的贝聿铭参与此项目。贝聿铭一直参与此项目,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董事会搁置所有在中国大陆的工作为止。
华东大学的设计既非仿照已绝迹的传统,也不是照搬欧美风格。在景观园林中,水体上有抬柱,而抬柱上有互相交织的结构,这是从经济、实用和文化方面着眼,对校园生活体贴入微的回应,同时反映中式古典园林设计中那种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特点。虽然此结构采用方正的设计,并以现代物料建造,但其形式和空间处理仍然以传统为基础。
分布在校园各处低矮的教学大楼和宿舍,均按人体比例设计,每座建筑物的宽度能容纳一间教室和一条外廊。不论是铺瓦片的斜屋顶、廊道、庭园,或是用以分隔室内室外空间的玻璃和钢筋混凝土支柱,全都强调建筑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合一,并在溽暑带来自然通风的效果。
2. 纽约圆形螺旋公寓(1948–1949)
贝聿铭未建成的圆形螺旋公寓,将每间楔形的公寓以错层方式螺旋堆叠,组成二十一层高的圆柱体。公寓之间的承重墙在楼层之间垂直对齐,相邻单位则以相隔半层楼的距离交错编排,这样令它们可以斜向地连接起来,形成复式单位以及更大的布局。该建筑系统允许住户因应需要扩展或缩小公寓,在生活空间中引入基本的灵活性。
从圆形螺旋公寓的平面图中可见,贝聿铭将公用设施集中在建筑物的中央,创造出畅通无阻的灵活生活空间。建筑物中央细长的交通核心筒内容纳了电梯和楼梯,向外连接环形走廊。每层楼共有四套公寓。公寓的厨房及浴室空间在大楼中形成一个机电系统圆环,集中所有管线设备。主要生活空间从机电系统环向外延伸七米半,连接最外环的私人露台,总计面积超过七十四平方米。
3. 纽约双曲面大楼(1954–1955)
双曲面大楼是贝聿铭设计的第一座摩天大楼。这座高108层的塔楼,本将成为纽约公园大道新的交通枢纽和绿化地标,以及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办公楼。为配合兴建,须拆除中央车站,并引导车流沿弧形高架桥绕道。濒临破产的纽约中央铁路公司董事长罗伯特‧扬(Robert R. Young)认为,在战后急速发展的情况下,彻底重建对铁路行业的生存至关重要。然而,双曲面大楼项目在1958年罗伯特‧扬过世后就被搁置。
当贝聿铭获邀设计一座可充分利用纽约中央车站上盖空间的使用权,并为陷入发展困境的铁路行业注入活力的新建筑时,他构思出双曲面大楼。顾名思义,这座楼高456米,是一个立体的闭合双曲抛物面结构,其以垂直支柱构成的核心筒,包围电梯井、走廊、空气循环系统,外部倾斜的支柱交织成斜网格状的外壳。这种高效的管型外围支撑结构,令建造双曲面大楼所需的钢材使用量,与体积比它小两成的帝国大厦相同,而且对侧向风荷载有更强的抵抗力。贝聿铭的方案革新了利用双曲面的应用范畴。在此之前,这种结构仅应用于开放式格状基建塔楼建筑,以及大跨度的薄壳混凝土结构。
4. 麻蕯诸塞州剑桥宝丽来大厦(1969年)
这座有四十五层的高楼是贝聿铭为宝丽来公司设计的新总部,位于麻省理工学院附近名叫肯德尔广场(Kendall Square)的科技区。它的外部支撑结构,把横向和斜向的钢制构件结合在巨型桁架系统中,这种设计令人想起未建成的双曲面大楼。格状支撑架之内是储气槽形状、以玻璃覆盖的大楼结构,其纤薄的地板从大楼边缘延伸至中央核心筒处,两者间是无柱的室内空间。格状的外骨骼迥异于1960年代常见的建筑设计,直接将建筑的结构系统呈现人前。
5. 巴黎拉德芳斯之首(1970–1971)
在1960年代末,大罗浮宫项目开展的十年前,贝聿铭设计了拉德芳斯之首,这是一座位于巴黎拉德芳斯商业区的办公大楼。拉德芳斯之首是贝聿铭事业上的转捩点,为其日后广为人知的项目奠定基础。巴黎历史中轴线以罗浮宫为起点,穿过协和广场和戴高乐广场,并以拉德芳斯商业区的大型办公楼为终点。除了想要保护巴黎历史建筑的视野不受阻挡,贝聿铭还把这个项目视为一个须细致处理的都市设计难题,如研究新商业区的往来出入路线、车流、基础建设等的问题。他设计了两座高189米的塔楼,两座建筑物在基座部分呈弧形彼此相对,不会阻挡从凯旋门看过来的景观。
在亚拉多‧科苏塔日后提出的修改方案中,将贝聿铭的双子塔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呈抛物线的结构,同时凸显下方的公共广场。然而,两个方案最终都没获采纳,直至1989年丹麦建筑师约翰‧奥托‧冯‧施普雷克尔森(Johan Otto von Spreckelsen)设计的拉德芳斯大凯旋门(Grande Arche de La Defénse)在原址建成。
6. 新加坡滨海南发展计划(1982–1983)
滨海南发展的地皮是1970年代填海造陆而来,毗邻新加坡殖民时期及独立后时代的中央商业区。身为监督新加坡填海项目的建屋发展局局长,我提议应将这个黄金地段发展成新加坡将来的中央商业区,而非用于建设住房项目。政府接纳了我的想法,并让我推荐一位负责项目的规划师。我在1960年代后期在纽约和贝聿铭共事时,曾在几个项目中合作,包括贝德福德一斯泰弗森特区的重建。于是我向政府提议找贝聿铭。贝聿铭深知道中央商业区并非只是一个商务区域,同时亦是城中最重要的公共空间。然而,在我辞任公职后,贝聿铭的提案就被束之高阁。
──刘太格
刘太格曾任贝聿铭及合伙人事务所的建筑师兼规划师(1965–1969),之后返回新加坡,加入建屋发展局任首席建筑师兼局长(1969–1989),并在市区重建局据任总规划师兼局长(1989–1992)。
由于城市规划项目的结果难料,贝聿铭的事务所在答应负责这类项目时都是慎之又慎。他们之所以会接受滨海南发展研究的委约,是因为这原本是独家委约。然而,新加坡内阁要求提供另一个方案以作选择,于是向丹下健三发出了类似的邀约。丹下配合地块邻近的高速公路曲线,设计出放射状的规划方案。这和贝聿铭方正的网格设计大相径庭。最后贝聿铭的提案得到接纳,皆因新建的市中心可与现有的中央商业区街道网格无缝衔接,也可让地块分阶段发展,并且无论在任何发展阶段,整个区域都可以保持完整。虽然贝聿铭构想的方案几经修改,但它为最终的总体规划奠下基础,对于塑造出经济上可行并且景色怡人的滨海湾影响甚巨。
本文的引言由陈迺安撰写,其余部分则改编自王蕾和陈伯康所著的《贝聿铭:人生即建筑》。
欢迎于10月12日参与展览联合策展人王蕾将与建筑史学者罗坤的“重思建筑专著──《贝聿铭:人生如建筑》讲座”,听他们分享编写该书的理念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