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兰：我工作这么多年，没试过只做一件事。我经常都是多线同时进行，很多界别我都参与其中去「玩」。我用「玩」这个字绝对不是儿戏。

我在香港土生土长，青少年时期去了加拿大。我当时是艺员，要演出、唱歌、当主持，但同时我也拍电影。拍电影时，我不只在幕前演出，在幕后也做制片、副导演等。当时是1978年、1979年、1980年，是香港百业腾飞的时间。大家都可以创作一些东西，亦有一些平台出现，这是很难得的发展机缘。

《号外》它比较时髦，比较有年轻人对世界流行文化的敏感度。我们当初做《号外》的时候，大家都没有长远的计划，只想开开心心地做一本城市杂志，反映当时的香港。我们的杂志在1982年加大尺寸后的第一期，整个形象也改变了。于是找了张叔平帮忙构思怎样设计封面，我就帮忙替封面人物化妆和处理各种安排。

至于在制作费不足的情况，又想做出好的成果，就得靠自己的资源。我经常将家中的东西拿去拍摄，譬如有一个很特别的封面。这个人到现在也没答应过当其他刊物的封面人物，那年是她40岁的生日，那就是作家亦舒小姐。我只给她一件黑色的长袖上衣，为她化一个淡妆，还有展示她长长的头发。后面的背景是什么呢？其实是我从家里拿来的一张毯，而这张毯是我当时的朋友林子祥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林保怡当时刚入行不久，他是我公司黑白唱片的制作助理。他那时很阳光，又很年轻，他当时好像才二十多岁。封面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请他坐在我女儿岑宁儿儿时的吹气游泳池，我们让他坐在游泳池中间，再从旁边的高梯上，一次又一次地倒水在他身上，而他就要做反应。最后我们选了这张当封面。当时的我们只要可以玩，有工作就行，「可以这样吗？做吧！」不会去计较。

我真的是由《号外》开始，才发现自己有点美艺、设计方面的⋯⋯该怎样说呢？天分吗？有天分也要有练习的机会。当时每个月在那里做的所有跟设计或者造型设计相关的东西，的确就是我练习的游乐场。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这个潜质竟然巩固成我的职业，我成为了形象顾问。

设计唱片封套，我绝对会依照人和歌（的特质），或者这张唱片的概念。这些资讯要经过融会、思考，因为包装也是用来衬托这两点。 《千个太阳》当时⋯⋯我非常熟悉它的制作，由零开始到选歌、录音，叶德娴和陈洁灵合唱等我都知晓。我想走华丽、灿烂、明亮的路线。我从一块织锦布上得到灵感，就想到要做一件衣服给叶德娴。于是我从人出发，开始设计人的形象。她的发型是很干净的，只是一条马尾，她的首饰是传统的景泰蓝，化妆也是我替她化的，有少许东方感，眼线稍微向上挑，因为《千个太阳》这首歌是很热血、很有力的。我想表现一种如太阳般灿烂的热力，所以音乐给予我的颜色、感觉，跟织锦布给我的感觉似乎可以交织在一起。

当时我的确觉得形象打扮不只是银幕上或舞台上需要的东西，即使不是公众人物，也不等于不需要留意自己的形象。因为每人出落的打扮其实都是一些讯息，是他们对自己的认识，亦表现他们对生活是否有要求。谁不是每天都面对观众？只不过不一定是上台而已。我可以说「架势堂」，就是我把这种想法付诸实现的平台，是我把对形象的知识带到寻常百姓家的地方。

电影的服装造型工作主要是帮忙说故事，而这些造型需要由我们去创造、去实现，令观众在看电影时忘记演员是谁，信服这是戏里的人物，并跟随情节走下去。我记得有部电影叫《东成西就2011》，也挺有挑战性的，因为它除了现代人物的衣服，那七、八个主角还是神，所以在人间的时候，他们各有各的性格，我们要设计进服装里，然后他们在天上的服装也要有其特色，还要有所连系。我觉得从跳脱、灵活或时髦、有趣的角度来说，我能满足导演的要求。

作为电影美术学会的一员，近年，我也以行动去实践所想，就是让更多人了解电影美术和服装造型这个行业，并将它传承下去。所以我们开班授徒，讲解我们的行业，让他们看更多电影。为电影服务是你的嗜好，嗜好是开心的，是关乎玩的。

这个字经常出现吧，这个「玩」字。我想这是我的态度。我不是说要不负责任地去玩，我用「玩」这个字代表我去享受它。虽然我现在已经几十岁了，但工作起来仍然有很多东西学习，是一种成长。我想我这个口头禅不会改，我会继续玩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