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小宁和他偷运得来的摄影机

这是一个关于地下电影制作、激进艺术和审查的故事。 1979年，池小宁制作了《星星美展纪录片》 ，这是唯一流传下来记录「星星画会」激进行动的录像。 「星星画会」由一群中国前卫艺术家组成，他们崇尚个人特质和色彩，并致力捍卫表达自由。此录像片段的唯一拷贝就在M+馆藏之中。

电影制作人Andy Cohen在其2020年的作品《北京之春》中，节选了部分的录像片段。以下，他将讲述池小宁在当时审查制度严格、艺术常须向官方政治宣传靠拢的时代，如何大胆无畏地摄制影片。在即将举行的「M+ 放映」活动中，《北京之春》为选映作品之一。

1980年代之前，中国纪录片大多用于政治宣传，服务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批判该党的观点遭受禁制，人们能听见的声音只有一种──政府的声音。电影制作人皆遵从毛泽东的训言，即艺术作品须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为工、农、兵服务。当时编写的剧本和上演的电影皆围绕「模范人物」而非日常题材，以教条式和公式化的制作风格，为政府政策鸣锣开道，歌功颂德。

直至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形势开始变化，出现改革的迹象，预示后来称为「北京之春」的时期。毛泽东于此前几年逝世，国家在经历三十年压制、丧失逾五千万条人命后重新觉醒。新任「最高领袖」邓小平不仅尝试实行经济改革，也放宽对言论自由的钳制，甚至默许人民在北京市中心一个易于管控的地点公开张贴批评政府的大字报。那是一面在天安门广场西侧沿西单大街延伸的砖墙，后来称为「民主墙」 。

民主墙的原意是让工人和农民抒发在文化大革命时承受的冤屈，然而，艺术家和社运人士很快就抓住这个机会，在这个显眼的地方张贴他们的激进作品。这些艺术作品和文章不仅暴露了国家所经历的苦难，也聚焦于平民百姓当下的困境，同时强调每个人皆是独特而平等的，有权公开表达思想和情感而不受压迫或钳制。

年轻的北京电影制作人池小宁利用这个时机，以不同前人的风格拍摄了关于这场民主墙运动的非官方纪录片。池小宁选择以某一群体的大胆行动为影片焦点，那是一群源起自地下杂志《今天》、自称「星星画会」的艺术家。创办人之一马德升解释名称背后的寓意：「在我的成长中，天上只有一颗星，那就是红太阳毛泽东。繁星代表人民，每个人都是一颗星。」

为了实现计划，池小宁须先克服主要的障碍：找到摄影机和电影胶片，两者皆非普通百姓可以拥有之物。幸而，池小宁的挚友任曙林是少数懂得操作摄影机的人，更有门路取得这些器材。

任曙林在1979年5月被分派至煤炭科学院工作，负责拍摄关于煤矿安全的官方纪录片。他后来忆述：「从单位『顺』出一两盒胶片容易，多了，就要积攒些时日，特别是要把摄影机拿出来，我当时想了不少主意。」最后他偷运成功，跟池小宁两人在9月27日开始拍摄。这是「星星画会」于北京中国美术馆外的围栏悬挂作品，举办非官方展览首天。与此同时，美术馆内正举行一场展示官方政治宣传艺术的展览。

除此之外，任曙林偷运出来的胶片品牌名为「代代红」。他凭着知识和勇气担任池小宁的摄影助手这个重要岗位，在美术馆东墙树木的掩护下，冷静地装卸胶片。任曙林在人群之中稳妥保管胶片，避开便衣警察监视，并不断为池小宁换上新胶片，让池小宁可以持续拍摄围栏外的「星星美展」。

任曙林偷带出来的是一台甘肃光学仪器厂（甘光）生产的手动上发条电影摄影机，这为池小宁本已艰巨的任务带来更大挑战，因为他希望捕捉眼前发生的真实事件，但摄影机每次上发条只可拍摄三十秒，整盒胶片亦只可拍摄三分钟。这样的时间限制，加上要避开警察，都在考验池小宁的临场应变。

池小宁爬上围栏背面，拍摄途人观看展品时讶异惊叹的面部表情特写。跟其他「星星」艺术家的作风一样，池小宁关注平民百姓，例如工厂工人、带着学生的老师及老人，记录他们因多年来紧跟官方政策，习惯隐藏在面具下的真挚情感和随意表现。

「星星」艺术家的作品运用自由形态和抽象元素，具备新颖独创的现代主义风格和内容，为影片增添后设艺术的层次。池小宁在一个视拍摄这举动为抗议行为的年代，为前卫艺术家拍摄了一部前卫电影，这正是为艺术而艺术，并为了表达自由而制作关于表达自由的作品。池小宁的镜头揭示了观众观看这些前所未见的艺术作品时的表情，这些作品有的挑战共产党一直宣扬的美学规范，有的刻画以扭曲现代形态呈现的女性裸体。对「星星」艺术家和对更广大的艺术原则而言，展览的首天得到圆满成果。

翌日早上，池小宁和任曙林回到美术馆外的围栏，为摄影机装上胶片准备拍摄。此时警察突然来到，把星星画会的展品拆除。当警察逼近，池小宁钻进人群，在一片混乱中转移阵地，任曙林后来形容他「拍摄作风像战地记者」。警察从围栏撕下展品后，把池小宁和任曙林包围起来，二人无从逃脱。警察没收了池小宁的摄影机，并拿走放在任曙林的书包里拍过的和没拍的胶片。

「我当时很紧张，」任曙林忆述：「机器要被扣，单位还不开除我。小宁很沉着，在一间空旷的屋子里依理据争。」他们被关在美术馆内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几小时后，胶片和摄影机竟突然莫名其妙地归还他们。那天当权者对艺术家生起同情之心，令人难以置信。

另一方面，「星星画会」的艺术家为展览被中止和作品遭没收而十分愤慨，他们联同其他政治运动活跃分子策划示威集会及游行。他们心里知道，组织者也许要为此身陷囹圄。

当时「星星」集会受外国媒体报导及记录，对共产党领导来说是一次重大挑衅。游行计划在10月1日举行，那天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的国庆。原来的国庆大巡游因毛泽东于1976年逝世而取消，而「星星画会」成员及其支持者却以游行取而代之，计划由民主墙游行至北京市委大楼。池小宁打算随行拍摄，却告诉任曙林别去，因为一旦被抓，他将需要任曙林帮忙冲洗和剪辑影片，二人不可一同被抓去坐牢。

游行开始，池小宁站在民主墙上拍摄。当队伍向着市委大楼前进，池小宁带着摄影机在当中穿梭进出。他走进工厂，以工人视角从窗边拍摄游行；他把镜头移向驶经游行的巴士，把镜头拉近捕捉乘客从车窗注视游行时的反应；他也拍摄示威人群在街上冒雨前进，并放大水坑上纷沓的脚步。

当游行进行之际，任曙林正整天焦急地等候朋友的消息，当年尚未有手提电话和传呼机。池小宁手执一部16毫米摄影机，在十分显眼的地点拍摄，难免再次招惹当局无处不在的耳目注意。据池小宁的朋友兼「星星画会」艺术家王克平说，池小宁曾告诉他自己把未用过的胶片曝光，以此瞒骗警察，令他们以为胶片已报废，借此保存片段。影片除了展现出池小宁的无比才华，他在拍摄过程中一直冒着被捕的风险，亦使其影片更精彩和更有紧迫的临场感。

池小宁拍摄了圆明园公园湖畔的恬静景致作为游行的辅助镜头，与影片里主要的动作片段形成鲜明对比。然而，在看似宁静的假象之下，辅助镜头其实同样前卫。从天气状况明显可见，池小宁于两个不同的时刻拍摄。在第一天，平静的湖水与人物神态一致，他们在湖上划船、弹吉他、打麻将、在林间小径漫步和野餐。这样的悠闲慵懒，与官方纪录片中「模范人物」的「英雄」行为背道而驰。湖面波平如镜，亦呼应展览首天的风平浪静。

在第二天的辅助镜头中，强风吹得树木歪斜，桥上的红旗猎猎翻动，影射示威游行的混乱。池小宁借拍摄公园内截然不同的天气，对应影片人物的内心情绪，以及围绕他们的政治事件。这些辅助镜头以带有拟人和自省意味的特写呈现日常事物：如军队般排列的无人小艇、一箱箱的空汽水瓶（可口可乐刚于1978年12月输入中国）、在摊贩注水的胶袋中游动的金鱼，这些在当时皆是不宜于纪录片出现的镜头。

这些片段的拍摄风格在今天回看非常突破创新，任曙林为此解释时说：「〔那时的〕中国纪录片的拍摄基本都是宣传性质的产物，没有拍摄者自己意志的表现。我们对这一点有明确的认识，这就决定了在思想主旨、影片结构、视觉语言使用等方面都与当时的记录片大相径庭。」

尽管这部未完成的影片意义非凡，人们直至最近才知道这件作品。它共有47分钟不按序排列的原片，过去35年一直被藏起，以免被当局发现。池小宁恐怕危及家人和朋友的安全，遂把些辛苦保存的片段藏在密友家中，并要他起誓保密。

池小宁在2007年去世后，没有人知道片段的下落，就连任曙林也没有头绪，因为它一直秘密地在朋友之间辗转收藏。后来片段终于重见天日，其唯一拷贝现在成为了M+的馆藏。

池小宁和任曙林的《星星美展纪录片》，反映并记录「北京之春」期间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变迁。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件珍宝将成为一众电影制作人、历史学家和艺术史学家发掘探索的材料。艺术和行动主义在民主墙合流，形成强大力量，促成了这个中国历史上孕育民主运动的关键时刻。与此同时，因为一位纪录片摄影师及其摄影助手勇敢无畏之举，这些记录激昂岁月的影像永远为历史留下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