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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18日 / 吴明兰

知识生产的流沙

三幅垂直插图并排而列。左图可见一个女人蹲在地上,身旁有一只像是拉布拉多犬的狗,场景中央有一个黑白的长方形图案,上面画有一只狗的侧面。中图可见一个人向天举高手,拇指及尾指内收,其余三指并拢竖直,此人的脸孔被一个黑白长方形遮盖,长方形内有一只手做着相同手势。右图可见一个撑着伞的黑衣人,此人的脸孔被画有盖伊·福克斯面具的黑白长方形遮盖。

插画:Furze Chan

1996年出版的《October》视觉文化问卷调查,将视觉文化确立为一门崭新的跨领域学科,据我了解是最早这样做的著述之一;这门新学科尝试改变被认为限制甚多的艺术史领域,甚至取而代之。

然而,在1980和1990年代的后结构和后殖民主义相继盛行的时期,这种学科进步主义政治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是很普遍的。[1]的确,我从事的两个学科,即人类学和东南亚研究,都同样被这种学术政治所席卷。作为研究文化他者性的领域,它们面临着来自新兴跨学科实践的挑战,这些学科旨在为非西方知识去殖民化。人类学的主要对手是后殖民和文化研究。东南亚研究在受到这两个领域挑战的同时,亦面对其他来自如国际关系、战略研究、全球研究等新兴领域的竞争对手,它们主张以超越疆界限制的观点来看冷战结束后的世界。

然而,人类学和东南亚研究借着令自己与当时的讨论息息相关,而在这些争议中幸存下来。人类学的韧性归因于一种「非学科」的发展,[2]产生了远比该领域的标准惯例具有差异和掺杂的实践。至于在北美地区宣告失败的东南亚研究,则采取一种「来生」的形式,在其所研究的区域内生存。[3]然而,其在地区上的复兴也无法逃脱学科进步主义的政治。[4]为了在区域内复兴东南亚研究所作的努力,被亚际文化研究谴责为仅仅是殖民范式的复制而已。亚际文化研究是文化研究的分支,促进亚洲内的比较,并以旨在取代区域研究的激进学科自居。[5]

两幅插画左右并排,中间有一条斜线将两图分隔。左图可见一个男人高举一只手,拇指与尾指内收,其余三指并拢竖直;三人包围并拉着他,后方还有一个身穿西装的男人站在白色讲台上的麦克风后。右图可见一群人把手高举,拇指与尾指内收,其余三手指并拢竖直;有些人举着以英文写有「不要军事政变,还泰国自由」及「拒绝独裁」的标语。

插画:Furze Chan

这种对于学科的恶性两极化意见或许是不得要领。如果新学科的兴起硬要摧毁其他学科,那就有违它们谋求进步的初衷。相反,当今世界正进入未知的领域,这个时代需要明审细辨的开放态度。与其彼此对抗,竞争的学科实践亟需互相充实补足,以在复杂、分化却又互相联系的世界中,建立多向的理解和道德介入。因此,身为学科以外人士,同时是学术政治流沙的同行者,我将在此回顾《October》的〈视觉文化问卷调查〉。

身为旁观者,我会说尽管有关其学科一致性的问题尚未完全消失,视觉文化在过去二十年已蓬勃发展,成为一个丰饶的探索领域。除了《October》的〈视觉文化问卷调查〉外,该领域现在已得到许多其他权威著述支持,更不用说它在世界各地已获确立为一门大学学科。[6]先从事情的背景说起,视觉文化问卷调查中所反映的视觉文化与艺术史之间的角力,无论在过去甚或到现在,均主要是北美的学术论述。这是因为视觉文化发轫于北美艺术史内部对之的批评,然而它后来与文化研究、文学研究和批判理论结合,有助它在1990年代后期巩固其学术地位。

除了北美模式,视觉文化还有其他模式。在视觉文化研究最初在北美出现之际,另一种模式的视觉研究亦同时在英国冒起。英国视觉文化源于文化研究,此乃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的产物,可追溯到1960年代。[7]这个模式将英国文学视为视觉文化的竞争者。某程度上,这解释了英国视觉文化对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和移民文化的强烈关注,当时传统英国文化正迅速受以上文化影响。

插画中可见一群头戴盖伊·福克斯面具的黑衣人,全都举起手做出五指张开的手势。

插画:Furze Chan

另一边厢在拉丁美洲,视觉文化与批判理论、哲学、传播和符号学密切相关。[8]放眼亚洲,视觉文化在香港大受青睐,显然与当地对亚际文化研究、电影和文学研究的广泛兴趣相关,亦反映邻近的台湾和韩国的趋势。视觉文化在东南亚学术界没有很高的学科地位。话虽如此,亚际文化研究、新媒体研究、艺术史和视觉人类学全都重视视觉与视觉物件,这些学科之普及,显示人们对视觉文化的同样兴趣,只是在此地区内标签为不同学科而已。

回到《October》的〈视觉文化问卷调查〉,视觉文化与艺术史之间的高低区别,亦即它们所争夺的道德优势,在今天已站不住脚。视觉文化这门学科,本应研究在艺术领域以外的大众文化中,视觉物件的传播发展,但它已折返到如博物馆等传统艺术空间;M+的成立就是一个好例子。所有这些博采兼纳的发展,都显示视觉文化现在是一个确确实实的(跨领域)学科,与其暧昧含糊的起源形成了对比。

然而,北美视觉文化研究的宿敌艺术史并没有停滞不前。随着时间过去,在艺术、大众文化、资本主义商品化,以及整体虚拟和社会世界之间的界线已然消失,艺术史也愈发具有自我反省能力和社会文化意义。的确,视觉文化和艺术史均已成为人类学和区域研究等其他学科探索当代社会影像和视觉的桥梁。这种跨学科发展令知识更丰富。例如,近期欧陆哲学、视觉文化和艺术史融合起来,产生了一些新概念,提出图像/美学拥有解放思想和行动的力量。[9]

插画由六幅图片组成,每幅都由斜线分隔,呈现不同人在一只狗身旁的情景。从左上到右下的景象依次为:一个人把一只小狗抱在怀里、一个黑色卷发的女人抱着一只围着红色围巾雪橇犬、一个头戴伊斯兰头巾的女人脸带微笑抱着一只长毛吉娃娃、一个头戴伊斯兰头巾的女人抚摸一只金毛寻回犬、一个人伸手抚摸一只白色中型犬,以及一个小孩坐在一只像是拉布拉多犬的狗身旁。

插画:Furze Chan

因此,在《October》出版〈视觉文化问卷调查〉二十年后的今天,视觉文化和艺术史仍分庭抗礼,亦继续跨进彼此的范畴。视觉文化已成为图像和视觉研究的先驱。同样,艺术史亦一直处于当代艺术/美学和视觉讨论的最前线。在这种情况下,为学科定出阶级高低和划下分野,已变得毫无意义。相反,当务之急是要思考在人类历史中这个混沌不明的关头,这两个领域如何能够对人类多样性和可能性,提出严谨缜密乃至具批判性的思考。

就这方面而言,视觉文化和艺术史对于重新思考当代东南亚乃至全世界激进政治的未来,有着独特意义。此地区内的公民社会严重分裂,在此背景下,具有鲜明视觉、虚拟和非典型政治表达的新生公共领域正在悄然成形。[10]我们必须理解区域抗争复杂的视觉与虚拟生态,以及其对跨文化政治思想的影响。对此,视觉文化和艺术史都是有用并且相关的。它们互相重叠的知识论重视视觉、感官、触觉、短暂和互动的东西,有望揭示并整合另类的存在、观看和行为模式,以在一个分裂的世界中促进批判的更新。

图片注释:松散的公民运动借着发起启发思考的活动,以静悄悄或间接的方式参与政治,而这些活动的图像在社交和网上媒体上再现,建立一个另类的公共领域,容许其他社会政治评论。在泰国,荷李活电影《饥饿游戏》中出现的敬礼手势被民众挪用来抗议军政府,该手势更被军政府禁止,此举与香港因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而订立的禁蒙面法无异。在马来西亚,民众在2014年于吉隆坡附近的都市公园举行了「我要摸狗」活动,其图像被复制和连载,成为对穆斯林禁狗这官方论述的巨大挑战与伸延,并为此禁忌话题开辟了公共辩论的空间。 —吴明兰

此文章原于「M+ 故事」发布。此简体版本由机器转换自繁体版本。

吴明兰是印尼大学人文学院区域研究系客座教授。她曾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南亚研究系任教,现为独立学者。她的研究领域包括东南亚的城市空间和文化政治、思想史、 种族-宗教民族主义,以及跨文化创意生产。

  1. 1.

    有关此阶段的学术政治的背景,参见:Louis Menand (ed.), The Future of Academic Freedo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及 Amanda Anderson and Joseph Valente, Disciplinarity at the Fin De Siec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2. 2.

    John Comaroff, ‘The End of Anthropology, Again: On the Future of an In/Disciplin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12 (4) 2010, 524–538.

  3. 3.

    Masao Miyoshi and Harry Harootunian, Learning Places: The Afterlives of Area Studi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4.

  4. 4.

    见Beng-Lan Goh (ed.), Decentring and Diversifying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erspectives from the Reg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1), 1–59.

  5. 5.

    Beng Huat Chua et al., ‘Area Studies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A View from South East Asia’, South East Asia Research, 27 (1) 2019, 31-48.

  6. 6.

    例子可见于:Ian Heywood and Barry Sandywell (eds.), Interpreting Visual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9);W.J.T. Mitchell, ‘Showing Seeing: A Critique of Visual Culture’, Journal of Visual Culture, 1(2) 2002, 165-181;James Elkins, Visual Studies: A Scep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3);及 Richard Howell, Visual Culture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3)。

  7. 7.

    参见:James Elkins, Visual studies: A Scep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chapter 2;及 Stuart Hall,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risis of Humanities’, October, 53, 1999, 11–23。

  8. 8.

    参见:Alejandra Uslenghi, Latin America at Fin-de-Siècle Universal Exhibitions Modern Cultures of Visuality (United Kingdom: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9. 9.

    有关两个崭新观点,参见:Alain Badiou, Being and Event (tr. Oliver Feltham)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5);及Jacques Rancière,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tr. Gabriel Rockhill) (New York: Continuum, 2004)。對於Badiou思想的詳細詮釋,亦見於:Peter Hallward, Badiou: A Subject to Truth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10. 10.

    参见:Beng-Lan Goh, ‘Uncertainties, Perils, and Hope of an Asian Century: A view from Southeast Asia’, Cultural Dynamics, 27(2), 2015, 203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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