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学术期刊《October》刊登了〈视觉文化问卷调查〉，提出四条关于视觉文化研究的问题，并附上艺术及建筑历史学家、电影理论家、文学评论家和艺术家的回应。获《October》授权，这四条问题以中英文重新刊载，检视自1996年调查刊登以来人们对视觉文化的理解有何变化。以下是官绮云的回应。

假若我在1996年回应《October》的视觉文化问卷调查，我的答案应该不如今天这么战战兢兢。当时我还是刚到美国攻读中国艺术史的研究生，首次接触到有关视觉文化优胜之处与艺术史前途的热烈讨论。这些讨论大部分由西方艺术学者掀起，他们所关注的是：视觉文化那种包罗万象的特性，会否抹煞历史的特殊性；无实体的图像（经常被简化为「文本」）如何否定媒材的智慧；将艺术简化为视觉范畴，又会如何收窄讨论空间。尤为重要的是，它排除了艺术家反思自己与视觉分庭抗礼的自我意识。^[1]

与此同时，提倡视觉文化的人士力争在此学术研究囊括「所有」图像，并从根本改变其研究范围，以扩展至视觉性的新领域和有关观看的社会实践。但也许更重要的是，视觉文化（以及其他新艺术史理论）促使艺术界反思自身。相对之下，我所属的领域加入这股洪流的步伐较慢，1996年时它仍受精英学府的男性学者主导，而他们研究的对象，亦以同样被推崇为文化领袖的男性画家为主。对我这个一直在保守的英国体制接受教育的女研究生来说，视觉文化似乎是个气象一新的世界。

当时视觉文化尚处于发展初期，但在中国艺术史中已略见其影响。例如文以诚1992年的《自我的界限：1600–1900年的中国肖像画》等出版刊物，在身分及其表述方面提出了多元中心的世界；柯律格1997年的《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则探讨十六世纪的图像性和视觉流动。这位拥有蒙古文学博士学位的策展人，大力发展中国的视觉感知概念及视觉体制的意识形态权威，令其有了长足的进步。

视觉文化的一大优点，在于它能轻松套进其他研究方法和理论。在非西方艺术研究中，视觉文化与后殖民主义形成相辅相成的伙伴关系。强调地缘政治的后殖民研究推动了区域研究的发展，而区域研究则反过来从地理角度提供框架，约束视觉文化无所不包的倾向，从而创造一个聚焦点，勾勒出更多以往被边缘化的范畴。这有助于实现后殖民主义更宏大的抱负：创造一张没有「他者」的世界地图。

视觉文化与后殖民主义研究相辅而行并不足为奇，因为它们都是衍生自后现代主义。两者都提出了一些概念，用以评价主流英语传统以外的文化生产，并宣扬多元主义的论点；它们同样具有跨学科的特性，研究兴趣在于权力、主体性和主体化等问题；再者，它们所运用的材料，许多都是传统上处于主流学术研究的边缘。然而，全球变化已令中心与边界的位置为之改变。在这个年代，区域研究取向以外的势力正重新塑造新边界，而仍以地缘政治为基本框架的后殖民研究，亦受到重新审视。

为免偏离正题变成讨论后殖民主义的去向（读者如有兴趣，可在其他地方找到许多相关的辩论），接下来我所要谈的，是视觉文化的关注重点从方法转向学科时面临的限制。^[2]我想具体地谈香港艺术的情况，并且从广泛层面，阐述我对视觉文化日后重要性的关注。视觉文化对香港艺术研究的发展至关重要。某程度上，这是由于人们普遍抱有一种怀疑态度，认为艺术史学家过分着眼于考虑艺术品的自主性，并觉得随之而来的判断价值观是为艺术市场服务，更不用提香港在艺术市场所担当的角色。视觉文化既为观众也为那些想远离商业化习气的艺术家，提供另一种观照模式。

人们不信任以艺术史方法审视香港艺术，令其作为一种论述取向的效用被边缘化，而这种边缘化却被比较文学的兴起抵销了。^[3]对于比较文学的这一兴起，Akbar Abbas 1998年的著作《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在书中指出，香港的一些部分不断消失，并以「已逝」（déjà disparu）的形式自我重塑。这本书启发了无数后继而来的文章和书借，它们通过不同的类似材料，包括艺术、电影、摄影、期刊、纪念品和短期出版物等，同样将视觉描述为丧失与复得的征象。但是，我们切勿误以为这一系列材料便足以代表视觉文化，对之构成细大无遗的理解，因为上述组合剔除了科学图表或建筑绘图之类无用于构成「视觉文化」的东西。^[4]

但是，如果艺术史已从香港艺术的研究中慢慢消失，那么视觉文化的主流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成功故事。视觉文化现已被纳入学术体制，成为一门学科，几乎每所大学都有相关的硕士课程。尽管我不否认这确是一大成就，但也担心艺术史和视觉文化之间的鸿沟愈来愈大。这些硕士学位都不是由艺术史系开办，这已清楚说明了问题，故此必须问：我们所教出来的学生，是否研究影像却欠缺对之做深入探究所必需的技巧，也缺乏反诘自己立场所需的语言和知识？我已听过太多对艺术的意象和物质属性带有偏见甚至恐惧的演说。将视觉文化扩展成为学科，是否牺牲了其作为研究方法的潜在批判力？

香港视觉文化研究早期的成功，确立了两种研究方法：其一为勘察文化生产的实例，由此引伸出「香港性」的结论（稍后我将回头讨论这一点）；或将所有相关的视觉材料都解读为「文本」，以致电影海报、带有文字的绘画、表演艺术和霓虹招牌，都被视为可互相比较甚至是彼此类似的材料。这两种方法虽带来一些饶有趣味的成果，但也有其不足之处。人们倾向以目的论取向来探讨当代作品，过分轻视历史发展和变化的力量；另外，也有一股趋势是将视觉文化视为文化的时代精神（此亦为艺术史学家Michael Baxandall受TJ Clarke等人诟病之处），以及社会各种细微不同的状态和其对视觉的影响。^[5]此外，将任何无实体的影像等同于文本符号，认为两者为可堪比拟，足以成为比较讨论的题材，这一想法亦很少顾及物件之间的物理（以及历史）差异。这种对历史研究的缺乏（所指的历史不只是作品背景），抹煞了历史居中引导我们观照事物的作用，这不同于实际所见事物的历史。也许因着此等原因，视觉文化从未在艺术史上找到容身之所，而艺术史学家亦对视觉文化抱有怀疑。

但是，我所关注的并非艺术史或视觉文化是否应如此这般进行研究；我所提出的是，应该要有一个地方让实体影像去扩展上述所用的方法，无论是通过视觉文化或艺术史。我也主张物件这个概念的回归，但这是超越媒材和形式（传统艺术史中惯常的模式），而能进入想像、直觉和经验领域的物件。我认为这样可以开拓更富深度的研究路线，而不只是由已不再新鲜的后现代叙事所提倡的涵盖广度及多元论。还有一点要补充的是，其他同侪也正以不同方法，以探讨诸如行动主义、展览和文化传统等主题，以此来构筑香港艺术。但是，我们也不可见林不见树。无疑，要充分理解艺术是怎样的一个文化物件/主体，我们必须解读组成艺术品的所有元素，包括影像、尺寸、媒材、制作、演绎和寿命等；以上种种我都将之纳入艺术史的范畴。如果我们要诘问影像有何作用，就不应回避通过艺术框架去审视影像（反之亦然）。

我明白我的建议或许呼应康德的理论，但我要提出的是一种更具分析力的形式，将艺术（和影像）视为「以富有想像力的方式，借着间接手法把所呈现的意念加以扩大延展，并须以合理的形式，赋予这些意念具体内容」。^[6]这提供了一种关键视角，可以联系艺术实践、艺术史和视觉文化，并将历史艺术和当代艺术结合起来──这是视觉文化一直未做到的事情。^[7]

简而言之，视觉文化的功能是诘问而非解释，而我们似乎忽略了这一重要区别。此刻有没有人能明确地区分流行文化和高级文化？在这个视觉商品的世界，在此企业全球化的年代，还有民族文化这回事吗？那些曾几何时令人血脉贲张的字词，现在似乎都已是明日黄花了，而且今天常常被人用来扼杀意念，而非激发思考。也许这就是我对视觉文化存疑最深的一点：当影像被视为社交生活的象征时，我们不再试图突破知识探究的极限。

关于香港艺术和视觉文化，还有一个问题是我必须探讨的。人们反对艺术史的其中一个常见原因是，艺术史是西方的产物，我们须要一个更「香港」（通常与「中国」通用）的方法。这个「香港方法」^[8]的提议其实是「亚洲作为方法」概念的延伸，此概念的基础来自陈光兴和竹内好等学者的著作。^[9]虽然我一度颇认同这种倾向本土立场的思想，但一直不大肯定「香港方法」是什么意思。陈光兴所提出的「亚洲」作为方法可行，是因为他视之为一个无决定性边界或定义的地域，成为可操弄和不断重组的灵活力量，因而可以作为批判性研究的主题。此外，陈光兴的研究重点不在于提供教学工具，而是为了消除惯性思维。虽然有学者提倡香港作为「方法」这个同样开放的概念，但它缺乏实际和真正的论说工具，并有沦于对「香港性」的本土身分盲目崇拜之虞，以致封堵了辩论的空间。到底是否真的有所谓欧洲、香港或中国方法？这种思维中把研究方法视为具有文化决定性，若循着这种思维迈进，只会为有关文化真实性的已根深蒂固的讨论火上加油，当中的辩论绝不有趣，更遑论达成令人信服的定论（因为这不可能的）。

我对艺术史的立场既非激进也不新颖，但必须一再重提，因为这门一直备受忽略的学科。几乎所有1996年《视觉文化问卷调查》的回应者都认为Michael Baxandall是视觉文化的主要提倡者，但不要忘记，尽管他不理会艺术史学家的作用，但也主张历史重建有助人对图像的阐释力培养更敏锐的触角。^[10]如果我们将视觉文化视为研究艺术史的一种方法，将会有什么变化？别的不说，最大的影响之一，就是视觉文化会迫使艺术史质问自己的实践。与1990年代相比，我的领域已面目全非。

最后，我要作出一个正面的结语。在现今社交媒体当道、充斥哗众取宠行为的高速数码世界，无实体的图像获赋予更大力量。事物流动的速度和规模上的差异、运输和流通模式的不同，以及从视觉走向虚拟的转变，已在实体和视觉之间造成更多更大的脱节，甚至切断彼此的联系。我们只须注意到货物如何轻易地跨越边界，而我们自身的迁移却受到诸多掣肘和严谨审核，便会明白天翻地覆的转变正重新勾勒和建构我们的感官世界。要了解这些转变，也许视觉文化是有最大潜力引领我们迈步向前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