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里光影

在黎巴嫩艺术家伊黛‧阿德南的作品中，文字和图像交织在一起。阿德南的艺术生涯长达数十年，创作涉猎绘画、诗歌、电影、织锦、陶瓷等多个领域。她曾说：“每件艺术品都是一扇窗口，通往一个只有艺术才能探索的世界。这些世界是无法被定义的；它们是顿悟，是愿景。”我也会如此形容我最喜欢的导演和诗人的作品；在他们的创作中，文字、声音和影像融合在一起，给予观众打开他们世界的钥匙。

当M+邀请我以写作人的身分分享对诗歌和电影的看法时，我脑海里马上浮现那些我所珍视的艺术家，他们的创作都有着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世界往往由诗歌和电影双双组成。这些电影创作人毫不掩饰他们对文学的热情，而诗人也总提到电影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丰富养分。他们包括：诗人兼作家Durga Chew-Bose，她的社交媒体帐号显示了她是多么狂热的电影迷（不得不提的是，她正制作第一部执导的电影作品）；Agnès Varda则将自己的电影创作风格描述为“电影写作”（cinécriture）；田中绢代，其经典电影《永恒的乳房》改编自短歌诗人中条富美子的一生；还有Cheryl Dunye，她首部实验性录像作品启发自一首诗歌，结合了艺术与政治。

若要理解诗歌和电影，也许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追溯这两种媒介的历史。不过这种方法也存有限制，因现有对诗歌电影的研究大多聚焦现代主义和前卫运动，并且从白人主导的欧美视角出发。有鉴于此，我将聚焦于两位我喜欢的艺术家及其作品，分享诗歌和电影的相互影响。

Durga Chew-Bose曾经写道，她看电影时通常聚精会神，但也总有点心不在焉。她所指的是，电影中最意想不到的细节往往使她入神，例如《属于她们的片刻》（2016）中Kristen Stewart用包着餐具的餐巾擦嘴的样子，或者《发晕》（1987）中Cher的脸颊在雪中变红的模样。她形容，令人难忘的电影画面就如被吹熄的蜡烛──火焰瞬间消失，但气味依然萦绕。

对Chew-Bose来说，最好的电影会为你提供切入点，例如侯孝贤的《千禧曼波》（2001）。纽约布鲁克林音乐学院电影部在2018年举办了名为“银幕顿悟”的节目，每月邀请不同文化人士精选一部燃起他们对电影热情的作品，而Chew-Bose正正选择了这部电影。当被问到为什么选择《千禧曼波》时，Chew-Bose解释说，她被电影开场一幕所震慑。镜头跟随着女主角Vicky（舒淇饰）在蓝色灯光下漫步于长长的拱形隧道，并加上电子音乐配乐。根据这个描述，你可能会认为这一幕并没有推进任何剧情发展，而这也正是Chew-Bose被这一幕所打动的原因。这一幕吸引她的并不是情节，而是足以让她陷入恍惚的情绪。

这个《千禧曼波》场景所包含的可以被描述为垂直诗学（vertical poetics）。实验电影创作人Maya Deren于1953年在Cinema 16所举办有关诗歌和电影的研讨会上，首次提出这种概念；她认为垂直结构所代表的逻辑，并非依靠行动推进故事发展，反之更为关注情感和意义的品质和深度；这种垂直的时刻经常出现在电影开首一幕中，正是Deren口中形成诗意的元素。

《千禧曼波》首两分钟的开场镜头并没有线性叙事，而是专注于铺垫电影的基调和情绪。虽然Vicky的脚步貌似轻快又无忧无虑，但在无尽的朦胧灯光映照下，她的影子却显得虚无飘渺。这一幕可以解读为形容甫踏入千禧年的台湾社会：在充满希望的短暂表象背后，却隐藏着不安和波动的情绪。针对这一幕，Chew-Bose问道：“难道每部电影不都应该始于一个挑战吗？难道不都是这样的吗？”

同样，Chew-Bose的首部著作《太过又没有心情》（Too Much and Not the Mood）以一篇长达90页的诗意文章〈心脏博物馆〉开首。〈心脏博物馆〉一文占据了全书近一半的篇幅，并由一个似乎无关痛痒的问题开始：那个附有字母H的粉红色建筑物表情符号到底代表什么？Chew-Bose本来推测那是心脏专科诊所，后来才知道它代表的是时钟酒店。作者接着采用意识流手法，滔滔不绝的向我们分享她父亲的心脏手术、让她感觉自己是“沙漠中的戴森吸尘机”的心碎经历，以及孟买一位把医院称为“心脏博物馆”的人力车司机。紊乱的思绪和零星的顿悟固然难以理解，但这篇文章的价值以及与表情符号相关的复杂象征意义，更多是在于它们矛盾含糊的存在。“‘心脏博物馆’一词犹如一个具象的地方；记忆在当中时而闪闪发光，时而变得黯淡无光、不复存在，并在你最需要它们时意外地爆发。”她写道。

这也是Chew-Bose当初被电影所吸引的原因。她乐于思考围绕电影的未知，写道：“没有什么比不确定性那令人不安的力量更忠诚、丰富和令人兴奋，让我感觉自己刚刚观看了一部新的经典。”对Durga Chew-Bose来说，一部电影就像一座心脏博物馆──反复无常、模棱两可，而且总是离题。

1996年，Cheryl Dunye向世界发布了电影《寻找西瓜女》（The Watermelon Woman）；直到今天，该电影仍然被认为新酷儿电影运动的重要作品。Dunye将自己的作品称为“Dunyementary”，一种糅合纪录片、自传和喜剧的独特类型作品，突显她作为非裔美国女同性恋者的声音。

Dunye在最早期的作品中已致力探索黑人女同性恋主体性，并凭她的实验性创作在电影圈崭露头角。她的首部录像作品改编自酷儿表演诗人Sapphire（原名为Ramona Lofton）的诗歌《狂野的东西》（Wild Thing）。Sapphire在诗中采用了1989年中央公园五人案中一名被捕少年的声音，当时一名白人女子在公园慢跑并遭到性侵和袭击，五名青少年在案件中被误判有罪，到2002年才无罪释放。Dunye把Sapphire朗读诗歌的声音录下来，配以新闻图片和她拍摄的影像创作蒙太奇。这件作品让Dunya意识到录像艺术可以成为她表达观点的方式，而“艺术和政治可以并存”。从那时起，Dunye创作了一系列短片，包括《珍妮》（1990）、《她不褪色》（1991）和《来自非洲的问候》（1995年），且经常一手包办编剧、导演和演员。

Sapphire的诗歌常常采用粗暴的意象，巨细无遗地描述被社会忽略的人所遭受的痛苦经历；Dunye的伪纪录片几乎完全相反，以富有幽默感的手法诉说轻松的故事。尽管两位艺术家的风格和说故事的方式截然不同，但他们创作的核心都是以现实元素作为虚构叙事的基石，以及针对性和种族主义等主题进行探索。

在《寻找西瓜女》中，Dunye将她自己的故事，又或是她对自身经历的内省，与一个虚构角色的历史交织在一起。这个角色名为Fae Richards，是位活跃于1930及1940年代的黑人女演员，经常在银幕前饰演“姆妈”（mammy）这种刻板印象角色。电影采用纪录片手法拍摄，直到结束时才揭露Richards的传记为虚构的。我们之所以假定电影中一切属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Dunye在摄影师Zoe Leonard的帮助下，为Fae Richards创建了一个虚构文献库，其中包含档案片段和生动逼真的照片。

历史学家Saidiya Hartman将这种以档案研究为基础创作叙事，继而推进推测性论证的创作手法归类为“批判性虚构”（critical fabulation）。正如《寻找西瓜女》的片尾字幕所说：“有时你必须创造自己的历史。”无论是在Sapphire还是Dunye的作品中，关键问题均是：当历史被压抑但又必须被讲述时，你该如何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透过想像Fae Richards的虚构人生，Dunye不仅对黑人女性在荷李活影坛中缺乏记载表达不满和作出批评，亦以叙事回应那些在历史洪流中消逝、不复存在、稀少或缺失的一切。

对于诗与电影之间的关系，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部电影的片名。导演Payal Kapadia解释她为何将首部作品命名为《一无所知的夜晚》（2021）时说，这是她拍摄抗议现场时，一位不知名诗人在墙上写下的一行字。她说：“我们在拍摄时偶然发现了它。”无论是电影中的诗歌，或是诗歌中的电影，只要我们用心的观察，电影和诗歌的交融往往出乎意料之外，比我们想像中来得更为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