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文稿
(原文:英语)
杨嘉辉:我最初接受的是声音和音乐的训练。所以虽然我现在拍摄影片、绘画和制作物件,但声音和音乐仍然是我用来观照世界的方式之一。我在学生时代演奏低音提琴。低音提琴手演奏的部分并不多,大部分时间都是为即将要演奏的段落做好心理准备。我会无声地弹奏将要演出的段落。我记得当时曾想像,如果整个管弦乐团都这样做,无声地演奏一首乐曲,那会是什么情景。
促成整个「消音状况」系列的契机很简单。我获邀为一间图书馆创作一系列作品。当中的矛盾蕴含趣味。我们视图书馆为安静的地方,但它其实并非完全悄然无声。比如图书馆管理员会推着手推车四处走动,还会整理书籍。人们听到那些声音,但不会觉得有何问题。我开始思考各种状况,在当中你可以有所取舍地选择消除某种声音。我最终写下了二十种这类状况。
当我须要为悉尼双年展创作另一件作品时,我希望这作品是此系列的最后一件.所以我重新思考这个概念。我知道从声音表现上看,让整个管弦乐团来做这件事是可行;而这需要风格极度浪漫,乐手演奏动作很大的乐曲,像一层声音与另一层碰撞,整个弦乐组在跟管乐组对话。
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经常出现在电影和广告中,所以即使大家不认识整首交响乐,也能从不同部分认出当中的主旋律和段落,然后那曲调会隐隐浮现于你的脑海中。试想像你有一个遥控器,可以让你消除当中的某一层声音,却仍然保留其他层次的声音,那就是「消音状况」。在音调之下,还有节奏,还有身体的动态。这些东西都存在,只是没有被听到。在消音的概念背后,其实蕴藏澎湃汹涌的力量。
在消音的概念背后,其实蕴藏澎湃汹涌的力量。
杨嘉辉
艺术家杨嘉辉讲述他开始创作「消音」系列的故事。在此系列中,乐手跟着指挥无声演奏。影片设香港手语。
跨领域艺术家杨嘉辉是作曲家出身,2013年获普林斯顿大学音乐博士(作曲)学位。由于曾受正统音乐训练,他在艺术实践中结合实验音乐、声音研究与场域特定展演的元素。他以声音作为思考工具,剖析日常生活背后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议题。
杨嘉辉,《消音状况#22:消音的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2018年,高清录像、八频道声音装置及地毯,艺术家借出,2019年展览现场,摄影:何兆南
杨嘉辉在其作品《消音状况#22:消音的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2018)中,指导科隆的交响乐团Flora Sinfonie Orchester无声演奏。乐手将乐器消音,凸出演奏期间发出的其他声音,包括他们的呼吸、翻揭乐谱的动作,以及按动乐器音键时发出的声音。他迫使听众以原本被掩盖或边缘化的声音,重新想像及建构音乐。作品属于杨嘉辉自2014年起创作的大型作品系列《消音状况》,凸显平常备受忽略的声音,构建出崭新的音景。
梁美萍:集物之意 | 香港手语
视频文稿
(原文:粤语)
梁美萍:我想在八年前左右,因为当时须要搬家,很担心临时找不到可以摆放如此多东西的房子,所以打算找个货仓。当时没想过要把货仓当成工作室,因为我做的事情,未必需要一个工作室。我想我是处理物料的艺术家,所以我会用物料去做(创作)。
以呕吐袋创作期间,无论去到哪里,我都会时常收集,这些其实不算多。我觉得呕吐袋这物件很有趣,你去到哪里,没人陪伴也好,呕吐袋都会陪着你。
大件的(物品)有什么呢?大件的(物品)例如就有这些「龙凤」。这对应该是六十年代左右,有自己的云饰纹、木纹的特色。
访问者:你可以讲一遍你旅行时会收集的物品清单吗?
梁美萍:买水晶球、呕吐袋,拔别人衣服的毛……但在泰国比较困难,因为他们不穿毛衣。最近我对眼睫毛也有兴趣,假的,「一眨一眨」的那些,不知为何会想到这个。
物料有趣的地方,在于它不是纯粹由你制造出来,它可以是大量生产的。但它毁灭的状态、存在的状态,有很多的痕迹和过程,是跟一个现成物件在工厂拿出来时,是不同的。正正就是这种不同,要在极尽相同的对比下,才能看出当中的关系。
一万只,如果是180只一箱,即是50箱对吧?结果应该是50箱左右。
譬如我有很多作品都是用数量作铺排的,以突出量和质的关系。只要数量多,就会铺排出一个意思。一件东西是我个人的联想,但很多东西放在一起时,那个事实本身、存在本身,就会给你更大的空间,让你将自己本身的想法放进去。
这里有两箱……这两箱是茶包来的。其实不是(特地)浸的,是自己拿回家后饮喝过的茶包。愈是晒得久的(茶包),堆在一起时本来是湿的,颜色会愈来愈深,深得像深啡色那样。
茶包喝完、高兴完、思索完,你是没有伤痛的。但(茶包)在你自己手里,就不是再那么纯粹地探讨其象征意义,因为象征可能是你塑造出来的。
为何你会望着它那么久呢?为何会望着茶包在阳光下分组,一直变色,有什么状态,令你如此沉入去呢?
这里有一些箱子,是我以前摆放头发鞋子的,写明黑色头发做的鞋子180只。我会写在这些箱子上,这些是灰色的头发,完全干净。
原来染发或金色的头发,层次是很多的,又有粗又有幼。那段时间你会完全投入头发(创作)那里。但有段时间我一边做,一边摸着头发在手中编织起来的时候,老实说,很滥调,我真的流眼泪,我真的独自在流眼泪。突然间好像摸过很多人,你摸着他头上的头发,摸着陌生人的这件事,当中那种「众生」的感觉,我只能用这个字(形容),是真的。
梁美萍:把公仔都带来了,是吗?
梁美萍助手:是的,就是那些。
梁美萍:你看到这些全部都是别人捐出来的,不是买回来的。我买的话,就算去大型连锁玩具店,我都选不到那么多不同(种类)。
它们(公仔)怎样才能连在一起呢?主要是在某个位置中,我们放进了磁石。我会教你们怎样锯开某些位置……
我觉得动物会出现在公园里,其实是一个驯服的过程,是驯服一个文化。里面这些动物(公仔)其实是一些经济「动物」,它是一件商品。作为经济产物,它们是绝对驯服于你的。它们要很用力将磁石拆开,但分拆了之后,若你把这些「动物」并排而放,它们又会自动连在一些。这是一个抗衡的过程。
我们很早就问了救世军,救世军是不接收二手公仔的。之后大多数(公仔)我会给社区中心。南亚社区中心也接收不了那么多,所以如果再没有人接收,过一段时间,就会把它们送去堆填区。
我有个学生也问,接下来你会用这些公仔来做什么?因为她说,她们两姊妹分享这些玩具,分享了很长时间,直至现在读大学。她不舍得,「不舍得」是原有的决定,但你做一个决定,你想捐出来,其实就代表了一件事。就是说,的而且确,你到了某一个阶段,你不想它们再在你身边。 「取」和「舍」之间,这个过程,在纪录之中,其实是重要的。
你完全没取舍,你是一个怎样的人生?如果你「舍」的话,你「舍」什么,又是另一个人生。
梁美萍:你开铺每次都要搬吗?开铺后每次都要搬来搬去吗?
黄先生:差不多每天都要搬的。
梁美萍:这是黄先生。
黄先生:你好,你好!
梁美萍:不是「龙凤」,是一张很长的桌子,还有个圆形的灯,有个「寿」字那个。如果有人要的时候,你告诉我,我把它送回来给你。那个不是我的,只是先暂放于我那儿。
黄先生:会不会是弄坏了别人的车那一件?哈哈!
梁美萍:哈哈!
梁美萍:我觉得这间铺重要的地方,是旁边有人舍弃东西。即是整个区,尤其就近的地方,(人们)会舍弃东西。舍弃的物件集中后会来到这里,黄先生再会再检查一次。你会知道这些东西是在怎样的脉胳之下,有着怎样重要的文化发展。
「有权使用一切武器。」
黄先生:那个是……暴动。
梁美萍:我的天,是1967年!你在哪里找的?是否别人收藏后被你拾到?
黄先生:是的。
妇女:很重!
梁美萍:她秤完(废物)后就会放到此处。
妇女:是不是稍后可以开车了?
梁美萍:是的,差不多了吧!是不是可以开车了?
黄依依:他日这里会兴建豪宅的了!政府规划了兴建地铁或是什么的。
梁美萍:这是最后的宝藏了,这些建筑。
黄依依:用土地来建楼宇,比用来放置这些(废物)更值钱。
梁美萍:我不时会过来看看。看什么呢?都是看重复的东西。人家丢掉的东西是重复的,你看的东西又是重复的,但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那种不断重复。这个很日常的部分,是我们看不到的。
你说,多美丽?对我来说很美丽。
他们可能真的当是一份职业,但对我而言,是他怎样将一个社区中,我们所遗弃的东西重整、分类,再回到循环的位置上。而循环的阶段,跟工业大厦的生产与生产出来的物件,绕了一个大圈。其实又回来这个区,又放回此处。
这个连系……我相信你作为艺术家的话,或者说你做创作,别说艺术家,你的观察、敏锐度,其实是你自己创造时,其中一个可以把玩的能力,或是支持你做创作的能力。
麦海珊:逝去的美好 | 香港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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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海珊:以纪录形式为基础的话,作品一定由现实出发,是关于人的故事。就算没有人,我只是拍摄观塘的公园,还是有一个公园在那里。就算我拍摄公园的一棵树,还是有一棵树在那里。因为这是实际上,现象上的东西,空间其实就是人,就是人的活动。拍活动影像,很多时候是用空间说故事。
我很喜欢超八底片,底片的质感相当不同,会有机一点,亦不太像真。你看到的影像,其实不是你真实中看到的影像,甚至非常不同。可能你会疑问:这里是否那个地方呢?当中多了一层次,你才会把看到的超八影与脑海的影像作对照,当然不纯粹是影像上的对照,因为当中一定牵涉个人感受、回忆,牵涉你经历过的事情。这就是我喜欢的质感。
1998年时,我曾经大病,病得无法工作。但那时候,就有一些空间让我向内思考,去想想自己是怎样的,所以我才会做《Tra(i)nsient》这类从感觉出发的作品。当时的伴侣是上海人,我们经常坐火车回上海,其实就是这些时刻。旅程中在想什么呢?自己的感觉是怎样的呢?多了思考自己是非常重要的。我开始对散文电影感兴趣,还有自传式民族志,于是想到很多关于文字、影像的内容,所以之后就创作《单行道》。
(城市,如所有事物一样,在长久的影响与交叉感染中,会逐渐失去了自身的特质,让含混暧昧取代了本真独特)
用日记形式去讲述自己,以及自己与历史的关系。那时我去了美国,又很久没回观塘,所以再回来拍摄时,也有种很重的思乡意味,也想再知道香港多一点。是一些美好的,某程度上又已逝去的东西,然后可能是对自己的将来一种未知的状态。将片段式、比较诗化的语言放进活动影像当中,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呢?我用了许多对比结构,甚至尝试分割画面:从前与现在、黑白与彩色、真实与幻想的东西。
《单行道》之后的作品,我反而想做一些我不认识的题材,而(这些题材是)我很想知道,同时又觉得其他人可能也想知道的,还有对香港是重要的。制作《浮城》时,我有一个主题,主题就是有关空间的故事。因为有这三个地方,我要去查看观塘工厦的政策:何时开始转型?工厂何时开始撤离?做音乐的人何时进驻?就是要做这类型的研究。
(那个朋友起初为什么会在这边租地方呢?最终可能无法追溯,但实际上(他们)真的是因为这里的人而留下来。试想譬如在荃湾,(租金)可能较易负担,但在观塘、牛头角区,就是整群玩音乐的人都在这里。)
我以前的作品比较多表现自己的想法,但从《浮城》开始,我想探讨其他人的想法,然后再讲述他们的故事。所以那时候,我对一个地方的故事感兴趣,然后又想拍摄关于音乐的主题,所以就跟这三个音乐人合作,由他们去选一个地点,唱一首歌。他们决定了地点与歌曲后,我才到那个地方做研究。
(有时候,我就是想不起来,我们一起做过的事情。轻风、微尘、清晨还在,但再也不会和从前一样。)
做以纪录形式为基础的影片,你要有一个出发点。为何我要去这个地方?你要经过这个过程,才会得到一些材料,才会想到如何处理这些材料。 《浮城》或者这些影片作品会有资讯性的内容,也有真实故事,而这些故事,如果是香港人,大家也可能共同拥有,而当中一些情感部分,也会触动到自己。
徐世琪:悬浮 | 香港手语
视频文稿
徐世琪:艺术跟科学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但其实也是同一种东西,我现在尝试将两者合一,游走在两者之间。
两者都需要想像力,并以数据和现实为基础。 (两者都)提出另外的视角去理解我们所看到的现实世界、我们这个宇宙,挑战我们已经接受了的现状。
我想我对身体的内部结构有些迷思,(觉得)很神秘,想去再看更多、再深入点、再挖到更里面。 肢解、拆散再重组,或者将这些东西混合,变成一个生物——70%的机械、20%的昆虫、1%的人,你还是人吗?可能你有自由意志……这其实是很科幻的问题,或者是很哲学性的问题,你如何界定什么是一个人呢?
你知道我为何特别喜欢对称吗?
(场馆的左侧和右侧,要重叠做出双重的感觉)
可能小朋友都会做过,你打开一本书,滴两滴墨,盖上再打开就会有图案出来。从你看到的东西,别人就尝试进入你心里边的境界。你看到A之后能否再看到B?两者同时存在的那一刻、那个瞬间,我觉得是神奇的,现今社会其实很多事物都很分化。尤其是有社交媒体之后。这个人看到的世界,跟另一个人看到的完全不同,两者无法沟通。当我知道这个人的世界是如何的时候,我还能返回到自己的世界吗?
科学有权威,但其实并非如此;科学绘图很多都是骗人的,或是有艺术诠释在里面。纪录片也是将事物营造成事实出来,但在背后,我加一点点东西,穿插1%、2%,或10%的假的(东西),于是别人看的时候通常就会相信,会反过来问我:“其实是否有这种东西存在?”
形式都是用来服务我的概念。身体跟机器,我可以用绘画来表达,我可以用录像表达,我可以用动画,我可以写小说。你从不同的切入点,就会理解到徐世琪是什么样的人、我想表达什么。我的画都是转化,我不妨也让自己变形。
身体、女性身体、转化、讲故事、创造世界、心理疾病,林林总总;科学、科学绘图,真真假假,疑幻疑真[枪声],其实所有东西混在一起才能表达我心里无法表达的东西。
我之前铺排了一些故事,一个纪录片。 (当中)有个主人公,有些事发生。突然间,就去了徐世琪的世界。到底徐世琪是里面的角色吗?到底徐世琪的位置在哪里? (情节)由一个实质的东西变成很虚幻的东西。我喜欢这种交错、这种张力。
郑文荣:瘦点,瘦点,全世界的女人都这样说。比如说,当你拍摄时身体上下倒转,戏服的须边也会全部上下倒转,令你步向一种……很奇怪,有点像奇异生物的感觉,还你自己的本色。
徐世琪:我的主题是关于悬浮,有很多社会意义在里面,或是一些更广义的东西。其实为何人类盘古初开,那么渴望飞上天上?可能是追求自由,可能是追求一些升华,自己做不到的东西。我明知道做不到,但仍然会坚持去做。
悬浮也可以是反抗的意识,是对地心引力的反抗。为什么超级英雄大部分都会飞?其实是对一些社会机制,可能是艺术机制、艺术体制的不满的反抗。
自由意志是什么?还是说你做的所有事情,已经由你的基因和一堆化学物质预先决定了呢?这个选择有多少是发自你真正心灵上的东西,还是全都是化学反应?我要做出改变,因为只有不停地做改变,才能有变数。这些改变是好是坏,没人知道,但如果你没有改变的话,你这一辈子就这样了,世界永远就这样了。你唯有冒险一试。
我喜欢创造神话,我喜欢创造世界,创造我自己的世界。我有自己的故事要讲给别人听。
塑造香港 | 香港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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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午寿:(粤语)这个是「Tic-toc钟」,后面有个钟摆,教导孩子要积极,不要只拆件,要学习安装。它上链后大约可以运行8小时。
孙启烈:这个不锈钢调酒器是建业自己设计的,(杯身)由双层塑胶制成,中间夹层放满烈酒标签,而双层设计亦有保温功能。这些烈酒品牌,老一辈的酒友都耳有所闻。塑胶业大概在五十年代初开始萌芽,香港工业早期的技术基本上是由欧洲协助我们提升的。
丁午寿:我们于1948年进军香港,一开始是做塑胶筷子,用以代替象牙(筷子)。但(筷子)模具使用日久,会出现披锋而需要修模,便寄回美国修理。维修需时一年多,所以我们就决定自己做塑胶(模具),这就是香港塑胶业的开始。
孙启烈:我父亲是创办人,于1953年购买了塑胶机,以「山寨厂」(小型工厂)的方式(生产),当时他并没有从上海携带大量资金来香港。我想我们是最早使用两种不同的材料,混合成为一件产品的企业。
黄钰雯:我觉得香港塑胶产品设计很有趣的地方,在于同一个款式(的产品)有很多颜色选择,或者模仿其他物料,例如木、象牙、金属、珊瑚和玉石。
梁馨兰:仿水晶系列,当时爸爸觉得与其只印刷图案在表面,为何不尝试利用不同角度或数据原理,把普通、看似一条直线的线条变出多元化的视觉效果?它们是用人手逐个逐个绘画出来的。
丁炜章 :1970年代,(香港)开始研发自行组装的巨型家具,由塑胶和铝管制作而成。 (制造自行组装家具)所需的啤机(注塑机)很巨型,而当时,香港没有1600吨的啤机,要从德国运过来。我们的影像播放器约于1977年设计,菲林可循环播放30秒至2分钟。
孙启烈:最早的客户一定是英国客户。我们生产了梳子,销售至非洲,而该客户与我们仍有合作。
梁馨兰:在爷爷的年代,除了工展会之外,他也会和塑胶商会到欧美、中东交流,推广香港制造的产品、香港品牌或是香港的塑胶业。
利志荣:对于我来说,塑胶(产品)以低成本就能生产,可以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物品亦能普及化。我发现我之后的设计,都是希望有很多人能享用,所以我会选择(使用)比较经济实惠的材料,制作过程亦不会太复杂。
这件产品是为文化葫芦的展览而做的,该展览关于香港家居发展。设计时,我想将悬吊式的街市灯转化成另一个状态。它可以变成家中的台灯,或者座地灯。
欧阳伟航:塑胶以前是很耐用的,只不过现代人令其变得不环保。其实塑胶可以用很久,但(人们)使用的时间太短,很快就丢弃。我读设计,发现原来香港在设计史中也有很精彩的一面。现在我介绍产品时,都会以设计的角度讲解。我叫客人不要理会产品的年代,这些设计放诸现今社会仍然很实用、很特别。
木下一:建所未见 | 香港手语
视频文稿
(原文:英语)
木下一:望着香港的天际线,我发觉香港的魅力、香港的形象就在于其海港和背后的太平山。前景的建筑物,一片密密麻麻。我觉得香港是一个充满矛盾景象的城市,但亦因此而充满生命力。多元混杂的建筑风格,也许正反映这个情况。
当时的城市面貌带有强烈的殖民地色彩。市内有不少殖民地时期的建筑,如太子大厦。还有旧邮政总局。殖民地建筑随处可见。香港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建筑物唯有向上发展。康乐大厦,现称怡和大厦,基本上是一座塔型建筑物。高楼拔地而起,地面则预留空间作开放式广场。为方便行人来往,我们兴建了一条横跨干诺道的行人天桥。中区行人天桥系统便是由此展开。始于康乐大厦,横跨干诺道。
我们必须建造窗户,将光线引入办公室。我将其中一些设计方案带返家中,妻子Lana边看边说:「噢,看起来好沉闷,你为什么不尝试其他,例如圆圈?」知名艺术家维特·瓦萨雷利以方形和圆形进行创作。我十分欣赏那幅作品,因此兴起采用相同手法的念头。于是,我们就着手为办公室设计圆形的窗户。
在香港这个商业化的地方,实践建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主要都是建造摩天大楼。我对应否留在香港发展感到犹疑,于是征询妻子Lana的意见。她说:「你为什么想离开?」我说:「香港是文化沙漠,优质设计难有作为。」她回答:「那你为何不去挑战现状?为什么不做些事情去改变它?」面对这个事实与挑战,我接受邀约成为(巴马丹拿的)合伙人,竭尽所能为他们设计出最理想的方案。我从没后悔。我决心全力以赴,在建筑界尽展所长。
白双全:生命的刻度 | 香港手语
视频文稿
(原文:粤语)
白双全:我觉得我在城市中游荡,其实像写诗。即是我行过那儿,见到这(那)个画面,然后捕捉下来。就像在诗中找到很漂亮的文字,把它形容出来似的。但因为我的(作品)不是诗,是需要行为介入的创作,所以我的行为就是诗句的一部分。
我每日都会在地图上的一格流连。走到东京街那一格时已差不多晚上,我突然望上去,见到这幢大厦,颇突出的。 (这大厦)好像是一件物件,突出来的,我格外跟它有种对应。
整幢大厦是一个对象,但是你又知道每盏灯代表一个家庭,你像是和一个家庭的人互动,就是靠光来做一个讯号。他困了,就按下一个按钮,关灯,灯熄了他就去睡觉。其实是用光连系我和一群人的生活习惯。
所以我等的时候,有一种很浪漫的想法,就好像是陪伴一群人慢慢去睡一样。如是者等啊等,我有种期待,就是等所有人去睡了,我就离开。其实很有趣,因为到最后还有一伙人,一个人留在单位内没有关灯。到最后还是出现「一」这个数目,而「一」这个数目好像能跟我对等,一对一的状况。
有一天我来到九龙塘地铁站附近的范围,心里就「跳」了一个想法出来:如果我就这样站在这里等,要等多久才能等到一个朋友呢?那么我就站在这里试试。最后大概四个小时左右,有一个我大学三年的同学,毕业后两年都没见过面的,那时我们关系蛮好的,他叫Jacky。大家就拍了张照片。
你想像一下我等待的状况是,其实我整天都没有事做。我要赋予自己一些条件,赋予(令)自己觉得那些时间是有意思的,但我不知道当中有多长是有意思的。似乎是我达到了一些任务,而这任务就给了我一些意思。
我会如此形容,其实它在我人生的时间线上,我不断通过创作给自己刻度。但作品面世后,其实它已变成另一样东西。十年过后,它变成我跟我那位朋友发展关系很重要的基石,而我的创作基于这个基石不断推进。
谢淑妮:协商练习 | 香港手语
视频文稿
(原文:粤语)
谢淑妮:有时我会想像某些个体或会觉得自身与周遭事物无甚关系。但我希望观众能在展览中看到,很多时候,每个个体对整个场景皆有关系,所以他(观众)是一名与事者。
我的概念是将截然不同的东西并置。这些东西并置时必须经过协商的程序,去迁就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重量,从而得以稳立,共同抗衡地心吸力。
除了组件和组件之间的协商之外,我想说的协商也是与空间以及身体如何在空间之中运行的协商。比如你一走进来就看到一座拱门,我把它堵住了;这也是关乎观众来到这空间中需要如何协商的过程。当他们进来后发现不能前进,就会寻找另一入口,继续参观这件作品。
「香港在威尼斯」的展场有室内的部分,也有室外的部分。室内的装置作品对空间的处理,是比较贴地而行的,而室外则会向高发展。
《Playcourt》这件装置作品,你可以看到多种不同元素之间的互动和协商。在这么多脆弱的雕塑之间打羽毛球,其实是一种有点超现实,甚至荒谬的意象。小时候,我很喜欢跟哥哥和姊姊找寻空地打羽毛球。我觉得,在香港的街道上打羽毛球,是一种重夺公共领域的动作。身为市民,可以利用公共场所进行某些活动。在这半仪器、半人体的雕塑组合中,使用业余无线电通话也是重夺公共领域的例子,借此呼应展场内富有生活感的交谈内容。这件装置作品的很多部分皆没有预先想好要如何处理的,很多时候要到装置时,透过协商的程序,才会知道最后的形态如何。即使这件作品去到不同场地,也会有很不同的布局,让观众走进展场后会发现:看!这里好像有一个游戏。然而,这个游戏该如何玩?游戏的规则是怎样的?我希望留有空间,让观众想像一下。
黄炳:动辄荒谬 | 香港手语
视频文稿
(原文:粤语)
黄炳:我对动画其实兴趣不大,即是不太看动画。只是,这个方法令我可以完全表达自己的想法。我创作的那一刻,正反映着我在香港的那个状态。譬如(作品)《忧郁鼻》(An Emo Nose)。
香港的矛盾,我想是在于那种密集式,令我又爱又恨。那种密集式的生活,是方便、温暖一点的,但亦同时间影响到生活上的问题。因为我创作时只有一个人,(但因为香港的)地方很挤迫,外出时会遇见很多人,又会令我觉得很温暖。
其实我大部分的作品,可能有六成都是当下的感受,或者是反映香港的政治环境也好,生活空间也好,所以和香港的连系很大。
(制作)《狮子胯下》 (Under the Lion Crotch) 的时候,很多朋友叫我移民。我当时是⋯⋯他们邀请我离开的时候,我不懂得去反应,我没有走。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很软弱、很懦夫。今时今日我做《过奈何桥》(The Other Side)的时候,看到他们多年后的变化,(我)发觉全世界都是一样,都一样的差。
很灰心地想,其实可能你走到那里都逃离不了,或者这个世界就是如此,所以回头再看那些事情时,其实是不是自己的包袱才是最重要呢?我想这可以回溯到第一天,(我)为什么无端地开始想表达自己,写东西也好、画东西也好,就是有那种不安,才能写出第一篇文章。一直做,做到现在。
主流情歌的创作歌手会说:我要不停保持着失恋的感觉,才能创作。我想香港就是令我不断有着失恋感觉的地方。
清友寿司吧:从东京到香港 | 香港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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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SCHLAGMAN:﹝英语﹞当你走进清友寿司吧,就会立刻知道只有仓俣才能做出这样的设计。这是他的巅峰之作。处处都是他的风格。
IKKO YOKOYAMA:﹝英语﹞仓俣以其家具作品在国际上享负盛名,包括他为孟菲斯设计集团设计的作品和其他产品。他也设计了超过350个室内空间,但只有少数保留至今。
陈伯康:﹝英语﹞仓俣这位设计师提出了一些概念:有形与无形、轻盈感、透明感,存在与不存在的物品,以及它们保存记忆、说故事的功能。他是其中一位把这些概念带进全球设计的设计师,从1960年代起,一直到1980年代。
郑道炼:﹝英语﹞从一开始,我们已很清楚清友寿司吧是他少数仅余的建筑作品,它独一无二,并且会是M+一件重要收藏。
IKKO YOKOYAMA:清友寿司吧是仓俣较后期的作品,在1988年设计而成。和其他较为梦幻的空间不同,清友寿司吧比较平实。他利用石头、木材和其他自然物料营造出有剧场气氛的用餐体验。
五十岚久枝:﹝日语﹞清友寿司吧黄昏才开始营业,不提供午餐。附近的街道灯光昏暗。寿司吧的入口是一条又窄又暗的隧道,直至你拉开门才有光线。仓俣先生尝试凸显光暗之间的对比。
三保谷友彦:﹝日语﹞仓俣总在作品中展现日本人的身分。他也喜欢魔术。他会制造视觉幻象,人称「仓俣魔法」。例如洗手间的门,它的大小便足以令人惊叹。他就是调皮,喜欢给别人惊喜。
RICHARD SCHLAGMAN:原来的店主因日本经济泡沫爆破而陷入财务困难,被业主收回物业。我当时冲动地说我想接手这个地方,即使我当时完全没想过可以怎样处置它。后来我遇上了M+。
IKKO YOKOYAMA:Ishimaru是1988年建造寿司吧的承建商。Ishimaru曾建造并实现了很多仓俣的室内设计。
胜俣震一:﹝日语﹞第一次看到设计图时,我心想,这真是非比寻常,即使以仓俣来说也不寻常。那很难形容,但好像突然间踏入了一个「和」的世界。这个空间有种轻轻漂浮的感觉,那正是仓俣这个寿司吧的特点。然后有YaYaHo灯(Ingo Maurer设计)在空间里游过。我觉得这是很巧妙的平衡。
矶崎新:﹝英语﹞木匠从没处理过这样的接驳方式。每次,他都要自己设计每个细节。他仔细研究如何避免使用传统的接驳系统,或尝试混合不同的系统,将它改良。
岛崎洋行:﹝日语﹞情况就像是他为我们准备了一个挑战。所有工匠在成功解决难题时都有种畅快的感觉,好像:「我做到了!至少这次做到。」
山下喜左荣:﹝日语﹞其中特别艰巨的任务是拆卸柜台。当年他们制造柜台时,将石板压在与柜台一样长的金属板上,并以胶水固定位置。如今我们去掉石头上的胶水时要小心翼翼,慢慢来,否则石头就会裂开。
IKKO YOKOYAMA:两年半前,我们认为时机已到,因为我们开始筹备博物馆准备,准备好安装清友寿司吧。
胜俣震一:第一次建造寿司吧时,我们首先处理石地板,然后才建造框架,封上木板。但这次,我们先建造基底,封上木板,才放入石地板。程序完全是倒过来的。我想那才是最困难的部分。
IKKO YOKOYAMA:另一位造就这个项目的关键人物是梅笑凤,她是M+第一位藏品修复员。
梅笑凤:﹝英语﹞2014年当M+刚将寿司吧纳入馆藏时,我已开始处理这个项目。我断断续续地进行它的修复工作,直至进入安装阶段。藏品修复就像做侦探。你要调查某样东西是怎么制作的,这样你才能认识它所用的物料,或了解它的状况。每件藏品背后都有其历史。
IKKO YOKOYAMA:例如入口处那道蓝色墙,我们发现上面涂了三层色调不一的蓝色油漆。我猜仓俣不喜欢第一种蓝色,才在安装时作出更改,而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胜俣震一 :我安装墙板时,从头到尾都能在板与板之间保留两毫米的间隔。我认为这一定是奇迹。没错,这就像仓俣从天上下来帮助我们一样。
岛崎洋行:直到昨天,我们还一直铺着蓝色的苫布 。然而,当拿走苫布,看到这件艺术作品出现在博物馆的地板上时,我很意外自己居然有点激动,有种「终于完成了」的感觉。
华安雅:﹝英语﹞我视这个博物馆为滋养灵魂、启发思想、吸收知识的地方。希望大家能感受到日常体验的特别之处。我们提供了一个场所,让人思考自己和物件的关系,当中包括我们和日常物件、日常经验,以及建筑体验的关系。
杨嘉辉:未被听见的声音 | 香港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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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英语)
杨嘉辉:我最初接受的是声音和音乐的训练。所以虽然我现在拍摄影片、绘画和制作物件,但声音和音乐仍然是我用来观照世界的方式之一。我在学生时代演奏低音提琴。低音提琴手演奏的部分并不多,大部分时间都是为即将要演奏的段落做好心理准备。我会无声地弹奏将要演出的段落。我记得当时曾想像,如果整个管弦乐团都这样做,无声地演奏一首乐曲,那会是什么情景。
促成整个「消音状况」系列的契机很简单。我获邀为一间图书馆创作一系列作品。当中的矛盾蕴含趣味。我们视图书馆为安静的地方,但它其实并非完全悄然无声。比如图书馆管理员会推着手推车四处走动,还会整理书籍。人们听到那些声音,但不会觉得有何问题。我开始思考各种状况,在当中你可以有所取舍地选择消除某种声音。我最终写下了二十种这类状况。
当我须要为悉尼双年展创作另一件作品时,我希望这作品是此系列的最后一件.所以我重新思考这个概念。我知道从声音表现上看,让整个管弦乐团来做这件事是可行;而这需要风格极度浪漫,乐手演奏动作很大的乐曲,像一层声音与另一层碰撞,整个弦乐组在跟管乐组对话。
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经常出现在电影和广告中,所以即使大家不认识整首交响乐,也能从不同部分认出当中的主旋律和段落,然后那曲调会隐隐浮现于你的脑海中。试想像你有一个遥控器,可以让你消除当中的某一层声音,却仍然保留其他层次的声音,那就是「消音状况」。在音调之下,还有节奏,还有身体的动态。这些东西都存在,只是没有被听到。在消音的概念背后,其实蕴藏澎湃汹涌的力量。
曹斐:建构《谁的乌托邦》| 香港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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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普通话)
曹斐:《谁的乌托邦》的创作里,我当时分了很多步骤,一点点去接近这个结果。所以一开始做了一些问卷,要求工厂发散给不同生产岗位上的员工,最后确定了大概二、三十个员工,作为我们这个项目小组主要的工作坊的员工,然后就每周定期跟他们聚会,还有做一些小的工作坊。所以在这过程里面,慢慢发展到他们每个人身上的故事。因此在这影片里面,其实也将她们一些没被实现的愿望或者梦想,在工厂里面的舞台给他们做了一次呈现。
那影像里面又分了三段式。第一段就叫做「产品的幻想」,因为我们做了大量的纪录影像部分,也花了这半年时间的一部分,拍了不同生产线上、流水线上的环节。在声音部分,观众除了能听到隐隐约约的机器的部分外,例如张安定他对声音也做了一个抽空的、重组的一个处理,所以你既像在工厂环境里面,但它又有一种比较空灵的感觉,就能把工人的内心那种孤独的东西给勾出来。然后,影像的第二部分就是童话吧,是吧?就是看工人们在这个生产环境里面跳舞,舞蹈包括芭蕾舞、霹雳舞。这一部分的结尾,是在他们宿舍里面,看着这个厂区、这些货车、物流输送到远方。最后就是每个人的肖像。
所以我觉得,很多观众在看第一部分的时候以为是纯纪录片。它很有意思,因为它是个灯泡厂,它是照亮我们这个物质世界,但同时有没有照亮他们这个内在,或者有没有照亮他们的生命呢?所以也是这个影片的题目,《谁的乌托邦》。我没有用到问号,很多人问到打这个作品的时候是不是加一个问号,其实我说不需要一个问号,因为这个「whose」就是代表了谁的。所以这个问题也在问我们、也在问他们,就是我们的乌托邦是由谁来建构的。
何藩:决定性的瞬间 | 香港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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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粤语)
何藩:其实我偏向喜欢黑白。我不是不拍彩色照,但我发现一件事,彩色没那么适合我的世界。黑白给予我一种距离,怎样的距离呢?跟现实人生的一种距离。我觉得这个距离很重要,现实人生是七彩缤纷,黑白好像抽离了一样,更能够令观众、观者,有一种思维,一种沉思默想的空间和深度,跟我、大家产生共鸣。
我好喜欢黑色。黑色好像一种力量,好伟大,好神秘,好像可以主宰世界的一种力量。我觉得我拍照很随意,意之所至。例如我住在半山麦当劳道,中区,我由中区走下来,当时没有地铁,就背着相机,由麦当劳道半山走下去,路见横街窄巷,烟雾迷离,有些小人物,芸芸众生,草根阶层,弱势社群。我觉得他们所表达的一种香港精神,是最令我难忘的,小人物拼搏求存,一直在挣扎奋斗。
我很注重光。我觉得摄影是光的艺术,我要光合我心意,不谈对错,便要等光。当时有感而发,我就表达当时的心境,我的一种感觉。大文豪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说过,他说艺术除了感动之外,便什么都不是。伟大!他说得伟大。
这一张呢,我必须坦白告诉各位,不是我的功劳,是上帝跟我开的一个玩笑。根本我不是在拍小孩,底片是四方的,实际上我在拍电车路。初初看,实在不行,看着看着,一旁有两个小孩,更好玩,更有趣。放学后,两家那样,这样好像⋯⋯有着节奏一样。我喜欢玩剪裁,像制作电影一般,我很喜欢玩剪接,那是怎么样呢?剪接可以令你的作品起死回生。摄影也是一样原理,那边是死的,这边是活的,那就把它剪掉。真正的好相片不在相机,而是在你本身,是在你的眼,在你的脑,在你的心,不是在于冷冰冰的机器。
石汉瑞:设计香港品牌 | 香港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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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英语)
石汉瑞:我敢说,有什么样的客户,就有什么样的设计师。如果你遇到一个锐意创新的设计师,就千万不要错过。
与我合作过的很多客户,名称都有「香港」二字,例如香港上海汇丰银行、香港置地、香港上海大酒店、香港国际航空等等。我想毫无疑问的,那是为香港建立品牌,打响其名号。
我在1961年来港,那时我正为一本名叫《The Asia Magazine》的杂志工作。它在纽约有一个办公室,当时他们决定逐渐进驻香港,我就打算来闯一闯。
我来香港的时候,是做了充分准备。其中一点是我带了很多「弹药」。我的武器有两种:概念和对比。我一直为中国视觉文化及日本文化着迷,我也尽量将之运用,但同时会加上一点现代元素,正如我所说,一些已知和一些未知的事物。
其中一样我很引以为傲的东西,举例来说,就是牛奶公司的标志,它在中英文绝对对等。我们使用相似的字体,虽然分别是英文字母和中文字,但我们让中英文看上去感觉一样。颜色相同,字体大小亦一致。它们可以互换使用,而那代表了一种彼此尊重。
我创立自己的公司后,承接了各式各样的项目,其中一项是设计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钞票。我使用了银行大楼的外观,银行的旧大楼外观很独特,我也使用了狮子作为银行的吉祥物。你需要有一些能抓住观者注意力的东西,足以令你的产品,你希望推销的任何东西,在竞争者之间以及流行的风格当中脱颖而出,这样你才有突出之处。
我没有让自己定型为酒店设计师、书刊设计师、钞票设计师,又或是设计舞厅的,是以全才的设计师自许,可以设计海报,可以设计包装,什么都能设计。
困难之处在于要令设计富有趣味,让人观看年报或宣传册内的插图会觉得赏心悦目,并令图片不只为说明某些内容而存在的附属品,而是本身就是有其价值的精彩事物。很多人不理解当中差异,但设计所表达的情感、蕴含的概念,以及你所下的工夫,就是能吸引和打动人的要素。
杨东龙:不可言说的空间 | 香港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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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粤语)
杨东龙:画画是去制造那不可言说的空间。可以吗?
冯美华:这是相片对吗?
杨东龙:这是相片。这些我都当是相片。
有一个限制,其实画框本来就是一个限制。你有这个限制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做些什么,把那限制变成不是限制,或去超越限制。其实有不同的方式。
补充一句。收声,收声。我指的限制是生命体的限制。任何一个画画人也好,一个创作人也好,任何一个人都要面对的,就是一个生命体的限制,你就去选择语言。
倒转头亦可以,就是那选择呈现那个限制。
访问者:所以你是一直在跟限制去共舞? ,
杨东龙:我喜欢这个字眼──共舞。
冯美华:这个可以没有的?
杨东龙:对啊。
冯美华:但你又放了进去。
杨东龙:但有了就好看嘛。 (笑)那实在是好看嘛。
访问者:就是这么简单的事?
杨东龙:对啊。如果你看到某些事物是好的话,你不需要去寻求解释。对吧?这部分就是说了太多。
这幅在这批中较早的,这幅应该较早,大概在95年左右,或93、94年上下。这张跟那张有点相似。
有些画看上去没有任何形状,但其中的肌理、厚度,其实很多时跟具象画的肌理之类有关。例如我一直对光线变化,光线投射在人身上,或投射在物件上的变化,我一直都很感兴趣。这是由抽象到所谓具象,其实一直用得着。刚才那地板,对我而言其实也是一种抽象。切走上面那一部分,下面其实是抽象来的,不是吗? (笑)
访问者:为何突然想要如此贴身?
杨东龙:脚踏实地嘛,因为做爸爸了。是很简单的。你对婴儿可以谈什么呢?谈艺术史吗?知道婴儿的视觉发展,由开初看不到东西,到后来朦朦胧胧看得到,会追着光线来看。我首先想到的是,要在一盏灯附近画一些什么给她。她应该知道吧,因为这个故事我很少跟人说,是她契爷说出来的。
阿杰,这个让我来!
访问者:你画了这么多大的画,要搬到别处时怎么办?
杨东龙:是的,所以当时丢掉了许多(作品),这是这样。搬不动了唯有丢弃。有些事情我会想得比较实在。如果当时想到要背着这么多画,可能现在我只懂背着那些画,不懂画画了,对吧?正因为当时全丢弃了,只有全丢弃才能画新的画,于是我就丢掉了。
是的,还有两块。
我相信有价值的事物会在我现在的画中走出来,甚至它走出来我也未必知道。
有许多弃画的方法,有些人真的会毁灭掉一幅画。我已记不起当初有没有这样试过了,但很快我就不再试这种方式。我用了一种更懒惰的方法,就是我搬到街口。有人要就要吧。
油画本来其实是非常「工匠」的手艺,你永远有事可做。一张画要画什么,其实我没有很清楚,只是随意找个起点,所有事情都在过程中产生。一幅画对我而言不是要你明白些什么,反而是产生思想上的空间。我觉得这一点更重要。
当你画到某时候,你会进入一种状态,你不知道自己在画什么。于是你自己又会问,这个状态是否真实?其实是一种纠缠,跟现实的纠缠。所以为何我要画具象画,也是一种纠缠。因为具象画首先给你看到外在的东西,然而当具象画说的又不是外在的东西,它就会开始产生别的意思。
我并非那么重视艺术的探索,反而是人生的意义。我只是借艺术探索去呈现人生的意义。我觉得我的生命有限,我宁愿认认真真去做好一种物料,比不断去尝试不同的物料要好。我自己觉得这是穷一生去做的事情。
画画是「过日晨」,也对的。那是有前设的,什么是「过日晨」呢?你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所以你喜欢怎样去「过日晨」,没有人可以加任何意见。
张晓刚:血缘与家庭 | 香港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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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刚:把这个作品当作一个系列的正式开始是1994年,然后,它的灵感来源和准备工作,大概是1993年下半年开始的。其实起因很简单,就是来自于对家庭老照片的一个发现,感觉为什么照片会那么触动我。历史里面包含很多的东西,是过去我们忽略的东西。而且,看我的家庭的照片吧,看到我父母的年轻的时候,跟我们的青春的这种对比,就感触很深。我就觉得「家庭」这个概念很有意思,一个是我觉得我的「大家庭」,跟我个人的家庭的影响也有关系,另外一个就跟我的生活的环境也有关系。
我觉得我始终很关注我们的家庭里面的变化。另外一个在我生活的单位上,我们的学校是吃、住、教学、创作,全部都在一个院子里面的这么一个单位。我天天在那儿,我就感觉好像也像一个家庭一样,人和人的关系那样复杂。后来随着我的家庭发生了改变,因为我孩子在1994年出生,(孩子)出生以后对我个人的生活发生很大的改变。这个时候大客厅里面开始出现小孩,联想到我的童年、少年,这个时候「家庭」增加了一些深度了,就不是表面的一个公共和私人之间的关系了,它可能就像后来取的名字一样,跟血缘也有关系了。
从黑白的中间,我喜欢使用一点其他颜色,包括一些光斑、红线这些处理,来加强这个被改动的部分,但是颜色都是没有冷暖的关系,都是黑白的关系。只有色阶的关系,没有色彩的关系,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而红线最早还是受芙烈达(Frida Kahlo)的影响,但她有另外一个意思——生命跟生命有关。我也想把这些人都串在一起,他们可能是亲人,也可能是朋友,也可能互相都没有关系。我想这样把它像个网络一样串在一起,形成一个家庭的感觉。
制作人员
- 监制
M+
- 香港手语
香港展能艺术会
- 影片制作
Adam Studios
- M+制片人
苏浚、丘雪君、伍韵怡
- M+策展研究
皮力、谭雪凝、胡宝雯
特别鸣谢香港展能艺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