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西伯利亚铁路于1892至1905年间兴建之前，弗拉基米尔·奥德耶夫斯基亲王已在其创作于1830年代的科幻小说《4338年》中描述一条穿越喜马拉雅山和里海下方隧道，连接北京和圣彼得堡的“电力铁路”。尽管与其他描写太空旅行的科幻小说相比，《4338年》的格局未免有点不够宏大。可是，若果考虑到俄罗斯在1836年才开始建造短程铁路，而电气化铁路更在很久以后才被发明，《4338年》也算得上构思雄奇。在小说中，铁路将沙俄置于世界中心，而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地位则大大降低。从这方面看，奥德耶夫斯基的小说是最早的古典欧亚主义作品之一。古典欧亚主义是一场思想运动，旨在为俄罗斯建立一个独特且能自给自足的文化空间，包纳其东方根源，与西欧区别开来。^[1]

古典欧亚主义在1920年代诞生，宣扬绝对的文化相对论，批判西方的主导地位，承认文化是混杂和有所差异的。每个地缘文化空间都有其独特之处，应该依循各自的道路迈向现代化，而非跟随西方的步伐，即所谓欧洲文化霸权。

在当时的古典欧亚主义者眼中，世界划分为多个各自具有相对封闭的地缘文化的领土单元，其中之一就是俄罗斯－欧亚大陆，是在具有东方特质的俄罗斯自我认同概念下联合起来的超国家地缘文化；当中各国命运与共，亦具有各自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情况就如西欧、印度或美国。 ^[2]

可以说，欧亚主义者预视了后来由查克拉巴蒂、施碧娃等理论家提出、以文化相对论和策略本质主义为基础的后殖民主义论述；^[3] 而最令人忧虑的是，在俄罗斯政治策略家亚历山大·杜金的带领下，右翼“欧亚”政治运动在今天重新冒起。杜金自2000年代起支持欧亚党运动，借用欧亚主义为思想资源来推动一个反美而实质上是新帝国主义的俄罗斯政治运动。在地缘政治陷于混乱之际，杜金的欧亚主义鼓吹俄罗斯在欧亚建立势力范围的扩张目标，以海洋文明和陆地文明的对抗为隐喻，描绘一个与欧亚大陆有关的陆上体系，并谴责自由派知识分子盲目地跟随海洋──太平洋，只懂朝西方看。

科幻小说不仅是对未知的推想，有时还可积极塑造未来的面貌。在《4338年》中，以地缘文化的企图心与科技推测为根据的地理想像，预示了一系列“科幻现实”──一个扩张主义加速、军事活动频繁的大博弈时代，至今仍影响着中亚和东亚的地缘政治。

对地理的想像深植于欧亚大陆的政治主张当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期间，日本受亚细亚主义思想影响，实行领土扩张，推出了“大东亚共荣圈”计划。此计划覆盖东北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建立在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连结起来的共同体。以互相提携和共同文化为宣传口号，主张各国在日本领导下摆脱欧洲列强的殖民统治；而在物质层面，基础建设发挥重要作用。日本实行或策划庞大的基建项目，打算与其伙伴合作铺设从日本到西欧以及贯通整个东南亚的铁路网络。

在另一种语域中，“天下”（意指“天下万物”）这个儒家的世界秩序观在历史上代表着一个层级分明的世界体系，这个天下体系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周边国家则与中国保持朝贡关系。你可从两者间直到近代的互动中看到这一点。尽管理论上朝贡体系是不平等的，但它非正式地给予了藩属国一定程度的平等地位，让各方均可根据各自的自身利益，进行公平的交流和贸易。在政治和地缘政治方面，朝贡体系的参与国更无须进行军备竞赛，可获更大的安全保障。^[4] 通过这种方式，此体系有助于不同民族和政体的和平共处。这概念延伸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2013年倡议的“一带一路”，此计划旨在将中国与古代丝绸之路和接通东亚与非洲和欧洲的海上贸易路线的所经之处连系起来。

“一带一路”的使命是促进和推动区域多边合作。迄今为止，此计划已扩展到亚洲、中东、非洲、欧洲和大洋洲约70个国家，占全球生产总值三分之一，以及全球外国投资流量四分之一。^[5] 然而，由于出现坏帐导致严峻政治局势的个案，令人关注“债务陷阱”的问题。例如在2015年，斯里兰卡政府无力向中国贷方偿还债务，遂与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签署为期99年的租约，将汉班托塔港的控制权授予中国。近日有研究显示，中国的财务影响力仍然有限；在很多情况下，重新谈判后的结果都对借方有利。^[6]

在2017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国大力捍卫全球化，与“自由世界”的保护主义和退缩恰成对照，获举世关注，“天下”的政治意识形态因而引发不同政治阵营的兴趣。古代的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经常被相提并论，将新与旧的地理想像融合在一起。与此同时，关于“天下”作为新旧中华帝国的世界秩序的学术研究亦激增。例如，赵汀阳曾提出，就所有民族和谐与共同福祉而言，“天下”作为全球治理形式比“国际政治”更为理想。^[7] 学者蔡孟翰通过追溯该词的用法，对人们以笼统化的方式来描述它提出警告。

重要的是，蔡孟翰提出“天下”的论述早在宋明两朝已逐渐消失，直到十七世纪中叶的清初，在当时辨亡国与亡天下时才再次提出来。时人相信，满人即使入主征服中国，也永远无法亡“天下”。 ^[8] 这似乎代表在清初那个时刻，“天下”概括了一种中国文化主义（尽管有其解放作用）的原型民族主义，而这又显示了“天下”和欧亚两个概念耐人寻味的演变发展，这是指两者有时具有实验的潜质，指向和平共存与全球治理，但也被挪用来合理化新帝国主义实践。考虑到目前这些纠缠不清的欧亚大陆坐标，艺术和推想性地图又能做些什么？

体认欧亚

“Unmapping Eurasia”是一项长期的艺术和跨文化研究项目，由Casco Art Institute: Working for the Commons 总监Binna Choi 和我发起，旨在破除阻碍欧亚视野和实践的因素，包括殖民主义不同立场两端的殖民处境，冷战时期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人为对立，以至上述种种有关欧亚大陆的主张。

这项研究聚焦并实行了各种新旧多的中心活动，以实践“共合”、分享思维和生活方式，以及推行以“共合”为原则运作的社会体系。“Unmapping Eurasia”的灵感来自欧亚游牧民族、旅行家及潜水员，他们构成了跨历史的推想性地图。这项目随着将不同地区纳入其中而不断发展，而项目有不同的“活动”模式：包括长期研究和学习计划、展演兼研讨会、艺术创作委约项目与展览，以及与其他社会政治机构合作进行的基础研究，全都欢迎新兴的实践，接受各种敏感议题及生态环境。

其中一个活动名为“One Northeast”。活动的其中一环是我们在海参崴Zarya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 举办的一个展览，目的是从地缘政治及地缘诗学培养人们对东北亚的理解。我们在海参崴进行资料搜集时，参观了私人博物馆Artetage，期间看到出自俄罗斯东北马加丹的现代画家Igor Dony 之手的《Petroglyphs》（1993）。这幅现代画作描绘了鲸鱼和鹿，风格让人联想起史前岩画。鹿是草原上各个游牧部落的典型图案，最早可追溯到2500年前的金属雕像；而驯鹿因其鹿角的形状，则被认为是人类与“腾格里”（意指上天）交流的媒介。鲸鱼是东北亚沿岸部落的传统图案，可说是反现代的哺乳类动物，因为即使鲸鱼完全能适应陆地生活，但仍坚决回到海洋。

Dony 的画作最瞩目的部分在于他将鹿和鲸鱼并排描绘。我们知道西伯利亚的萨满巫师会喝下吃了毒蝇伞的驯鹿的尿液，当中含有已消化的毒蝇伞成分，能让他们进入出神状态。^[9] 这会否就像媒体理论家Namsoo Kim 声称的那样，这头鹿跳回大海变成鲸鱼？鹿和鲸鱼是否体现了同一转型过程中的不同视角，就如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 的美洲印第安视角主义所描述的？在Viveiros de Castro的理论中，非人类物种在其世界中就是“人类”，像人类一样看待事物，只是他们所看到的事物并不一样。根据此理论，鲸鱼和驯鹿可因而被平等看待吗？

我们的推想性地图从时间、空间和文化方面同步推进。在公元前四世纪的道教经典《庄子》中，第一篇描述了北海一条名为“鲲”的鱼，有几千里那样巨大；它化成鸟时名为“鹏”，其背部亦有几千里之宽，翅膀就像天边的云彩。根据文中所载，“海运则将徙于南冥”，意指大海起风时，鹏就会迁徙到南海，亦即“天池”。^[10] 一般人对这个神话的理解是，鱼到鸟的转化被直接解读为奇幻的形态变化。神话学者袁珂将“鲲”解释为鲸鱼，因为“鲸”的古字是“䲔”，跟海神和风神“禺疆”（通常以人面鸟身的形态呈现）相似。另一方面，学者杨儒宾则推论“鹏”其实是凤凰，因为“风”和“凤”的古字互通，而且发音相近。^[11]

这就把断桥连起了：鲲和鹏是同一生物的不同形态，更有研究表示这“生物”其实是转化中的“气”（能量、以太）。因此，我们可以推论鲲代表水的能量（阴），鹏则代表火和风（阳），所以这种转化是发生在“气”而非形态的层面上。^[12]

另外，还有隐藏在星星中的其他坐标。敦煌藏有许多保存完好的中世纪纸张，当中包括占卜文书、星图和历日，这些都是与神祇和星体力量交流的实践。敦煌星图可追溯到公元700年以前，是世界上同类星图中最古老、最完整，而且保存完好的，代表一种“宇宙科技观”，可视为一门科学的同时，亦深深蕴涵对于星相预兆和宇宙正义的探寻。五千公里外，考古学家Al-Jallad 最近破译了在黎凡特南部沙漠中出土的字符，当中包含了赛法语（Safaitic，一种古老的阿拉伯语）。这些曾被以为是地名的文字，原来是一组阿拉伯星座坐标，是游牧民族一边在地上移动，一边以石头记录的“天上之地”。 ^[13]

这些地理位置超出了现代欧亚大陆地图的范围，后者只基于民族和文化的归属和划界。但与此同时，“欧亚”也并不只于其字面意义，亦不仅是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感兴趣的对象。相反，它们是具有能动性的推想和物质层面参与，因而需要不同程度的批判与行动，同时亦自我协商。这种思想上的地图是来来回回的，有时会自相矛盾，以在不同层面确定所想。例如，在理解亚洲或游牧民族的宇宙论、时间性和社会变动时，我们在确认和驳斥差异之间来回游移，皆因若“本土”思想简单地认定为一种后殖民主义批判，可能会掩盖其他形式的自我东方化和文化精英主义。这种思考过程采取解构（以一种负生产方式）和动态转化（这包括了一种递归的复原过程），因此有重新考虑和修正的空间。试想想历史上游牧民族所精于的骑射技术，骑射是在马背上瞄准移动目标引弓放矢射击，在多种移动中构成一种亚稳定状态。

最终，“Unmapping Eurasia”不仅想把欧亚大陆作为研究模型，更要把它视为研究欧亚大陆的道德原则，也就是说，想办法实践法国无政府主义地理学家雷克吕斯（Élisée Reclus）所说的“与此行星形成一体”。^[14] 艺术是一种“推想性制图”，能在我们依据某些存在的坐标生活之同时，构建那些坐标。^[15] 艺术集合了多种不同的角度，参与其中让我们在思考跨文化和跨历史活动的地图时，可以绘制属于自己的推想性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