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角色扮演电子游戏的启发， 艺术家郭柏青为M+数码委约项目创作出《谜图》，并从中重拾自己的成长经历，并与之对话。在这个对谈中，M+数码特别项目制作人辜雪婷、客席策展人Kerry Doran与郭柏青探讨《谜图》背后的创作思路及过程，并谈及他的创作实践，如何激发观众对真实生活及数码世界中复杂系统的思考。

Kerry Doran：无论多么隐晦，你的创作向来受个人经历启发。这一点可见于你以Mac 应用程序协助用家探索家庭权力关系的《Family Maker》（2017–2018）、奉行白人至上主义的聊天机械人《Faith》（2019）、一组模仿白人特性的软件作品《The Pointer》（2018），还有将讯息覆盖博物馆主页的网页作品，展演关于机构包容性的权利内核的《Hateful Little Thing》（2021）。这些思路汇聚到《谜图》，这可说是迄今为止你最具个人生活影子的作品。是甚么让你在作品中融入更多个人经历？

郭柏青：我视个人经历为一个可供我转动的旋钮，在每个作品中调节隐私的透明度。在你提及的那些早期作品中，我故意采用间接手法，将自己放在看来冷漠或讲究技术的软件互动过程背后，立场有时与不带情感的对象混同。我想呈现出这种可带种族化色彩的看法，出自一个亚裔男性的精明计算是自动习得的操作。故此，我真正感兴趣的是软件以外的东西。在每一件这些早期作品中，我想凸显出既存的关系、处境或者体制是如何调教用家，最重要的是我感到它们正影响我的程度。

《谜图》更为复杂，因为它探讨自动化的多重渠道，以及它们各自如何体现于语言的瓦解、如何随时间推移在同一个体中交会。对我而言，它们是数十年来不断萦绕身旁而无法解开的思考回路。2020年，一场遭遇令我身心疲累，促使我最终立定决心，呈现这些回路一直以来对我的影响。为了把它们清晰地呈现在计算机荧幕上，我不得不放下心防，或者打破这种防卫心理。正如你所说，这并非我第一次在创作中加入个人经历，尽管有些部分经过修改或隐去，但我以高度透明的手法创作《谜图》。

Doran：语言、翻译和误译、理解和误解，是《谜图》的重心。你在日常生活中的谈话如何丰富作品的对白？

郭：当中许多直接引自（或误引自）回忆，有些则只曾在我脑海中出现。所有对白都以双语思维写成，由M+编辑钟玉玲提供宝贵协助。对我而言，每段对白都已形破碎，因我从很小开始就不能流利地使用母语。与一般移民家庭无异，我和家人不仅用一种语言来沟通，正因如此，不论你选择了哪种语言，对白都是中英夹杂的。

不论在任何情况下，语言都不复杂。比含义更有意义的，是字词的意图如何互相抵触，或擦身而过，纠缠于愈收愈紧的结，或完全置互相理解于不顾。情感在这种意义上讲更加复杂，回忆更鲜明，而且必然超越句法。这件作品想要传达的就是语言消失后遗留下的情感。

辜雪婷：与同样探索家庭关系的《Family Maker》相比，《谜图》更具体地取材自你过往生活中的对话。经由先后创作《Family Maker》和《谜图》，你对自己和家人有何新的看法？

郭：这两个作品对我而言截然不同。我绝不可能与家人分享《Family Maker》，但我创作《谜图》时就有此打算。《Family Maker》在文本和思维上均以英语为本，有意运用我从心理治疗中学到有关创伤、个体发展和父亲等概念。《Family Maker》不涉生平，这于我而言很重要，因为当我将自己的家庭引入作品框架时，诠释过程中唯我的意识会带来一种疏离感。这件作品应该要关上房门坐在扶手椅上体验。

如前所述，《谜图》处于多个互不兼容的理解框架之间。它们引起的冲突往往被轻率地以民族主义词汇，描述成对立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美国，一个移民穷毕生精力尝试消解这种对立的观点，已成陈腔滥调。我选择不按陈规，偏重呈现这种笼统说法的失效之处。当我后来与双亲分享此作时，父亲马上理解到作品中的冲突以及我对之的描述，是他们表达爱的方式。这有助我重新看待自己过去二十年的行为。我非常意外，说出这一切的人是父亲。

辜：你形容自己是个游戏玩家，此前也曾任电子游戏记者。你在《谜图》融入许多游戏元素。可以谈谈具体的素材或参考来源吗？

郭：作品参考了《最终幻想》、《勇者斗恶龙》等早期角色扮演游戏。我没真正玩过这些游戏，不过它们在视觉上令人记忆深刻。砖块图案借鉴华裔美国数学家王浩在 1961 年开发的系统“王氏砖”绘制而成。这一系列常用于角色扮演游戏，绘制出流畅自然的环境，令玩家在特定位置和时间中体验到一个连贯的世界。我与网页程序编写员 Tommy Martinez 合作，为作品开发出一套算法，指示浏览器将王氏砖逐一摆放，铺成无限扩张的独特页面。《谜图》运用这项算法，将王氏砖的多层图片迭起，每层代表一个不同的主题，描绘一个特定的时间范围。

主窗口下方的对话框，亦采用了角色扮演游戏的元素。这类游戏的对话通常是逐字逐句出现，玩家能从中了解到游戏中的重要事件。我想令《谜图》中的每一行文字看起来都像是一件关键的事。王氏砖向垂直方向层迭，而对话则是一个来回往复的无效回路，有种陷于困境的旧日感觉。

辜：《谜图》一直令我想起“程序”这个词，不仅是因为作品中的生成程序决定并变更叙事的走向，亦因为当中的对话令我不禁思考，人生有多大程度是由个体的过去定义的。这个作品令人受困于数码机制、亦让我有种与个人历史纠缠而挥之不去的梦魇之感。关于数码技术与真实生活之间的关系，你能再深入谈谈吗？

郭：我从小接受的教育，令我觉得自己当下的每个选择，日后都会直接影响我的家庭。或许我理解错了，但我就是这样内化孝顺和现代儒家思想的。我不觉得我所作出的决定是完全出于个人意愿的，因为它们已属于一个凌驾于我和我家庭之上的决策体系。我一些未来的可能性早已被排除，因此《谜图》探讨家族中一场尚未发生的死亡。

在西方，我们假设自己凭个人意志行动，不论我们是数码体制下的顺从用家还是苛刻的批判者。采取不作批判的立场，是把循规蹈矩误认为自我赋权；取批判立场者想象自己置身体制之外，并把体制当作放在底座上、被射灯照亮的文物那样暴露人前。我这样说并非为了否定批判的动机，因为我显然亦有批判冲动，而且我是无可救药的西方文化产物。我这样说是因为，有人认为我对科技的兴趣是带着批判意识，对我而言这只是其中一环。相信自己孤立于他人是适得其反，因为这与当今数据霸权所宣扬的信念如出一辙，将每个人建构成系统内的单个原子用家，这更方便管理。

我不装作要逃出这圈套，既然我的立场已定，但工作更实际。你曾告诉我说《谜图》看着混乱又令人费解，但最终能从无尽回路中找出意义，这就是我想传达的。

Doran：对于某些观众来说，《谜图》缺乏互动元素让人意外，或甚至令人沮丧。你可谈谈这个选择吗？

郭：我认为对作品可互动的预期本身就是个问题，因为很难找到一种未受西方游戏或用家体验设计原则影响的方式，来实现点击或卷页浏览。如果我在作品加入互动元素，作品只会是简单地卖弄自主的感觉，然后把它剥夺，就像是用蜡笔作画一样。我认为挑战观者接受作品“自说自话”更有意义；而要参与投入，比起自由观察一个过程，来得更累人。

我亦注意到日常生活中的互联网体验并无固定形式，打开新的浏览窗口，无止境、无目的地滚动页面实在多余，所以我调整了 Tommy 的脚本语言，令程序如无形的大纲，有独定的步伐与节奏。而《谜图》非关互联网。它可轻易地在一个空间中陈列，它只是恰巧用了网页浏览器来运作而已。

Doran：压迫可以是充满暴力，但更通常是平庸淡然得悄然无息。社会学教授艾弗里·戈登（Avery Gordon）在著作《鬼事》（Ghostly Matters）中讨论无形、荒诞、惯行的权力关系，她写道：“我们可以且必须用人所共知的名字称呼（权力），亦要记得权力以各种形式出现，由公然的白人至上主义与国家恐怖主义，到‘没有记忆的家具’”，后者指涉小说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小说《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对戈登而言，没有记忆的家具比作“我们每日毫不质疑地经历其存在”的权力结构。她提到“我们所坐的椅决定我们的姿势，其结构引导我们眼前所见，决定我们有多舒适”。我觉得这亦适用于接口设计，或具体而言《The Pointer》中平凡单调的办公室家具。你创作时如何思考乏味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郭：我平日是技术写作员，职责是优化句子，直到抽象系统的使用方式与用家实际使用它的出发点之间毫无差距。产品接口隐入因果关系，同时投射出权力并消除问题的任何痕迹。

我的艺术创作以此作为要处理的第一个问题，即一种追求“毫无问题”的需求，不止加诸系统层次，亦可见于看来无争议的陈述，例如“我们要保持冷静和理性”。用系统创作的有趣之处，在于系统如此集中于创造一个确切的体验，而忽视新的消除形式。这为权力结构带来新鲜的模拟，例如没有记忆的家具。

我视这些模拟为封在框架内的孔洞，这让人想起双重否定。例如非同质化代币暗示真实对象的存在，是透过将一个虚拟世界中的数字从一个“位置”转移到另一个来证明的。在这种情况下，对象的唯一痕迹，是一个孔洞：一种假想的距离由转移的价值而合上。另一个例子是如何在数据表中完成审查。与其删去一项不便提及的数据，不如选择不在荧幕上展示它。这是一个拖延问题而不必在技术上毁灭历史纪录的方法。不过，此举消去了人将问题带到未来的角色。在这个情况下，孔洞合上的原因是缺乏明显冲突，这种缺乏是有其实质后果的。

辜：我可视《谜图》为你暴露在爱和暴力下的数码躯体。作品每次运行时，这个数码躯体经历人生大事的次序就被重置，成为一场独一无二的展演。在不断的流变与困惑中，你是如何讲自己与这具数码躯体联系起来的？

郭：《谜图》是关于一具躯体是如何尝试维系和谐的。这躯体学习自行节制其冲动，定期消弭自我。我把这个作品绘制为一具充满孔洞的躯体，不过我要声明，这副躯体并不完全属我，而是延伸到我的家人以及任何一个理解我语境的人。

辜：你非常善于分析、你的作品层次丰富，令人想到复杂的系统、结构和情感。你如何勾划出各种关系和思虑的细微差异？《谜图》的草图本是怎样的？

郭：构思作品比之后分析它来得简单。我首先列出数个主题，然后找出主题之间的关连。这些关连成为程序所遵循的分支序列。由于程序以半随机方式选择分支，我依靠它来令最终结果更加复杂和出人意表。

我按16×16 的网格尺寸画出王氏砖。这是不同的层迭组合被程序解构前的效果。我认为这一层迭表达出我们在此谈及的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