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我在开罗的跳蚤市场第一次见到娜芙蒂蒂（Nefertiti）缝纫机，我的埃及友人立即认出机身上的标志，标记着「54」这个数字。我当时以为那是缝纫机的生产年份，后来才得知它是生产此缝纫机的军工厂的名字，而这家工厂是以其成立年份命名。这款缝纫机是仿制瑞典品牌Husqvarna的设计，^[1] 在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开始生产。^[2]缝纫机呈开心果绿色，线条圆润，横臂上有以阿拉伯文写着「Nefertiti」的白色字样，机身下方印有恍似娜芙蒂蒂王后头像的彩绘图案，顶部则有工厂商标。背面的金属牌列明生产地及工厂名称，说明这台缝纫机的来历。

在1952年7月23日的革命（或称军事政变）后，军工厂成为埃及共和国的发展关键。这场革命是由纳吉布（Mohammed Naguib）及纳萨（Gamal Abdel Nasser）两名军官发动，两人先后在1952至1954年及1954至1970年成为埃及首任及第二任总统。现代化及国有化是纳萨政府的两大主轴，为纪念这场革命，埃及在每年7月23日均会启动各项计划、举办游行和出版刊物。首个广受支持的国有化项目就是苏彝士运河，运河自1869年竣工以来一直由法国及英国管辖，直至1956年纳萨在一场直播演讲中宣布将苏彝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一众军官走进运河公司的办公室把它接管。

苏彝士运河国有化后，以色列、英国和法国接连从陆空两路入侵埃及。纳萨为回应所谓的「三方侵略」，展开连串国有化计划，对象包括银行、公司及大工业企业，推动一系列工业、基建与文化项目，并起草土地改革法，重新分配土地拥有权，令地权能更公平地落入农民手中。不久后当局又在三家工厂开展制造飞机及火箭的计划，迄至1960年依然活跃的「333工厂」是其中之一，厂内有1,000名工人及工程师，在250名德国与其他国家的专家支持下秘密制造了火箭，另一家工厂则生产战斗机。

1960至1965年间，德国《明镜周刊》刊登了大量文章，揭露有德国专家被招募到埃及工作。德国在二次大战后禁止武器生产，许多专家都大材小用，转而设计及制作缝纫机、小型汽车及水泵，直至看到北非一家飞机厂在德国登报聘请「各类专业人员」才重操故业。招聘的目的是为了制造HA-300战斗机。此战斗机出自远赴埃及的德国飞机设计大师威利·梅塞施密特之手，在1963至1964年间进行测试。

另外，纳萨在任内发射了三枚国产火箭，分别为「Al Kahir」（征服者）、「Al Raed」 （开拓者）及「Al Zafir」（胜利者）。1962年7月，他在开罗靠尼罗河一处举行阅兵仪式，向公众展示「Al Kahir」火箭。从当时拍摄的影片中所见，火箭横放在卡车上，在数千名观众夹道观看下行进，通过总统及嘉宾所在的阅兵台。据说这些火箭是只有空壳的复制品，仅供阅兵仪式展示之用，原因是将真实火箭暴露在天空下（或在以色列的注视下）有很大风险。然而，埃及为令该国军队成为中东最强之师而展开建军计划，这些火箭是作为这项计划的终极成果而向公众展示。这场阅兵仪式检阅的并非士兵队伍，而是由本国工厂制造的武器。

纳萨倡议独立自主的工业计划，承诺小至一根针，大至火箭的所有产品皆由本国生产。^[3]尽管埃及的军工产业成果已公诸于众，但政府在1963年发布一份工业指南，汇整了埃及132个城镇或大型村落共3,280家工厂的纪录，当中却无任何军工厂的资料，即使那些生产民用品的军工厂也不见于纪录。指南中统计的工人总数为457,600人，投资金额为545,200,000埃及镑。^[4]每家工厂雇用至少十名员工，生产加工食品、香烟、皮具、塑料产品、建材、电视机及冰箱等，无所不包。^[5]

然而，一份1965年的清单列明每家军工厂专门制作的产品种类，例如电视机和收音机产自本哈（Banha）的144工厂，电话产自玛萨拉（Maasara）的45工厂，而缝纫机则是由又称54军工厂的迈阿迪军事及民用工业公司（Maadi Military & Civil Industries Co.）生产的首项产品，其民用部门同时生产绞肉机、手术器具、猎枪及农业产品。^[6]这些产品上均刻有其工厂标志及编号，于政府商店及百货公司出售。

娜芙蒂蒂缝纫机便是其中之一。

寻找关于娜芙蒂蒂缝纫机的数据并不容易，皆因当时出自军用设施的产品，其设计并无纪录，生产线也不见于任何图片。埃及国营杂志《Al Musawar》曾以大篇幅图文报导埃及文化、工业、政治和传统习俗的现代化过程。其旧刊现收藏于1960年被纳萨收归国营的Dar Al Hilal出版社的档案室。我翻阅1954至1970年纳萨在位期间，以及1970至1981年埃及第三任总统沙特（Muhammad Anwar Sadat）执政期间出版的期数，除了报导1960年代国家支持的纺织、钢铁及火箭工业革命成果外，还看到一则娜芙蒂蒂广告。广告介绍这台缝纫机的特点──可靠手动、脚踏板或马达操作，并可于隶属政府的Omar Effendi百货公司及胜家（Singer）商店购买。

娜芙蒂蒂的实际生产日期无从稽考，很可能是在1958年左右，纳萨与叙利亚在那年结盟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联）之时（此乃纳萨其中一项为人称颂之举），或在1971年纳萨去世，埃及改国名为埃及阿拉伯共和国时。这可以由缝纫机背面一块以阿拉伯文写有「UAR制造」（UAR为阿联的缩写）的金属牌推断。我在开罗购入了我最早拥有的五台娜芙蒂蒂缝纫机时，我仅为牌子写着「ARE制造」（ARE为埃及阿拉伯共和国的缩写）的一台拍照。后来我到约旦安曼参与叙利亚画家Zaid Dalloul举办的工作坊，向Dalloul展示那些照片，他表示由于有金属牌不是写着「UAR制造」字样，我认为缝纫机是自纳萨时代生产的假设有待商榷。及后我查看其他缝纫机，发现我在2008年所买的五台机器中，有三台是标示UAR制造的。

生于1953年的Dalloul说，纳萨执政期间，许多阿拉伯领导人都想与他结盟，或者跟随纳萨的步伐在自己的国家推动工业化。纳萨挺身对抗法国、英国和以色列等帝国主义势力，在殖民统治结束后领导建立共和国，鼓舞了其他前殖民地对抗其殖民者，令他迅速为一众阿拉伯国家引为楷模。例如，阿尔及利亚第二任总统布迈丁（Houari Boumédiène）在其1965至1978年任内，在全国广建大型炼钢厂，并生产大型卡车以便运送钢铁。1958年伊拉克发生军事政变后，第二任伊拉克总统阿卜杜拉·萨拉姆·阿里夫（Abdel-Salam Aref）在1963至1966年执政期间，效法纳萨把当地银行及多种工业国有化。 娜芙蒂蒂的实际生产日期无从稽考，很可能是在1958年左右，纳萨与叙利亚在那年结盟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联）之时（此乃纳萨其中一项为人称颂之举），或在1971年纳萨去世，埃及改国名为埃及阿拉伯共和国时。这可以由缝纫机背面一块以阿拉伯文写有「UAR制造」（UAR为阿联的缩写）的金属牌推断。我在开罗购入了我最早拥有的五台娜芙蒂蒂缝纫机时，我仅为牌子写着「ARE制造」（ARE为埃及阿拉伯共和国的缩写）的一台拍照。后来我到约旦安曼参与叙利亚画家Zaid Dalloul举办的工作坊，向Dalloul展示那些照片，他表示由于有金属牌不是写着「UAR制造」字样，我认为缝纫机是自纳萨时代生产的假设有待商榷。及后我查看其他缝纫机，发现我在2008年所买的五台机器中，有三台是标示UAR制造的。

阿里夫本想加入阿联，然而阿联在他1963年掌权前两年已经解散。1966年阿里夫坐上一架按照苏联和英国设计制造的直升机，在伊拉克巴士拉坠毁身亡。其弟阿卜杜拉·拉赫曼·阿里夫（Abdel-Rahman Aref）翌日从莫斯科返回巴格达，获告知将要接任为伊拉克新总统。在此约两年前，即1964年5月15日，阿卜杜拉·萨拉姆·阿里夫与赫鲁晓夫（Nikita Khruschev）、阿尔及利亚首任总统贝拉（Ahmed Ben Bella）及纳萨一同到埃及南部的阿斯旺，站在举行仪式的平台上。纳萨正准备为阿斯旺大坝计划按下按钮，炸开拦截尼罗河水的围堰，将河流引向一条历史的新道路，履行为埃及农业与工业社会发电、促进其兴旺繁荣之承诺。拍摄这次仪式的导演Youssef Chahine为摄影机设下定时器，纳萨收到定时器发出的讯号后即按下按钮。

与此同时，为了象征苏联与阿联在兴建阿斯旺大坝的合伙关系，纳萨释放了一群自1959年以来因严厉镇压本土组织而被监禁的共产党人。其中两位是作家Adel Rifaat及Bahgat Elnadi，他们获释后移居巴黎，共享笔名Mahmoud Hussein写作，并在1969年发表《La lutte de classes en Égypte de 1945 à 1968》（意为「埃及的阶级斗争1945–1968」，英译版为《Class Conflict in Egypt 1945–1971》)，探讨埃及的棉花产业如何沦为对人口施加政治控制的殖民手段，并引致贫穷问题。该书更剖析了纳萨瓦解封建制度的方法，即作者所称的资本主义过渡期，这基本上是一场令埃及（或阿联）成为中东地区重要势力的激烈工业运动。^[8] 此书着于阿拉伯国家在1967年的中东战争大败于以色列之后，作者写道：「为响应我们因这次战败而须残酷面对的问题，我们试图从其渊源开始解析纳萨时代的政治社会矛盾。」^[9]

另一位获释的共产主义者是作家Sonallah Ibrahim，他获释后迅速前往阿斯旺大坝工地，用了三个月时间把所见所闻记录在笔记本上。Ibrahim其后定居柏林，继而移居莫斯科，在当地撰写并演出《Everything is Alright, Officer!》。这是Mohammad Malas于1974年执导的电影，记录1967年因中东战争而入狱的人物故事，当时以色列大举空袭埃及空军，把该国大部分战机摧毁于地面之际，却有埃及战胜的假消息流传。从电影所见，当广大埃及民众痛惜国家战败，入狱者则在欢呼庆祝。

埃及在这场战争中败北，纳萨为此在电视讲话中宣布辞职。大批民众涌上街头，要求他重新掌政，最后他回心转意。数月后，纳萨再次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各项工业的投资均已带来回报，有800多家工厂落成，尽管部分尚未全面投入运营。他说：「这些工厂肯定为我国生产足够产品，令我们无须依赖外国进口。」^[10]谈到尚未开始发电及带来利润的阿斯旺大坝项目，他续说：「要是我们没有大力投资于工业，我真不知现在我们会处于何种境地。」 ^[11]

1967年埃及战败后，一场大规模的捐献运动席卷全国。埃及传奇歌手Umm Kulthum每周在电台呼吁妇女贡献黄金，以支持所谓的「整军备战」。Kulthum自1967年这场战争结束后，便积极为阿拉伯世界「整军备战」筹款，在阿拉伯国家举行了多场演唱会。我听说Kulthum从军工厂购下缝纫机，赠送给1967年阵亡将士的遗属与因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我猜那些缝纫机就是娜芙蒂蒂。有了这些缝纫机，妇女就能够赚钱养活自己，免于流落街头，并在自1964年起每年举办的「家庭展览」出售自家制品。

Umm Kulthum与纳萨时代的泛阿拉伯工业化计划的这一关系，为娜芙蒂蒂这台线条圆润、并刻有著名法老王后名字的淡绿色缝纫机增添意义。1967年下半年，Kulthum在埃及和法国举行了三场慈善音乐会，她表演时身穿一袭绿色长裙，当时有文章推测她所选的衣服色调与其农民出身的背景有关。^[12]Umm Kulthum化身成娜芙蒂蒂，就像这台缝纫机最终成为纳萨本人及其推行项目的象征──针变成了火箭，家庭日常化为了政治。

在研究娜芙蒂蒂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我的访谈对象将自己形容为这件产品的产物，意指他们的家庭是靠运用娜芙蒂蒂制衣或修理娜芙蒂蒂为生。有些人了解到娜芙蒂蒂在自己的历史中占一席地，感到津津有味，其他人则对它所代表的东西有清晰的见解。比如那位曾与我交谈的开罗修理店老技师，就把娜芙蒂蒂比作那架纳萨制造、连带飞行员一同坠地的飞机。

在1975年Aly Badrakhan执导的电影《Al Karnak》中，描述两种理想幻灭的交错：1967年中东战争中的民族战败，以及因理想、道德与大片土地丧失导致的战后余波。^[13] 戏中一位医科学生走进贫穷父母的公寓，看见母亲订购良久后终于收到的娜芙蒂蒂缝纫机，感到十分兴奋。她的父亲把这台向政府月供1埃及镑而得到的机器视为杂物，而她母亲则确信这台缝纫机是很有价值的收获。

不久之后，政府情报部门拘捕了医科学生及其同学，在审讯期间向他们严刑拷问，务求逼他们供认从事危害国家的行动，并供出同党名字。这位学生回家后躺在床上，被父母和邻居包围着。她对大家的慰问毫无反应，然后众人逐一离开房间，走在最后的是她那位伤心的父亲，此时从门口可见放在客厅的那台娜芙蒂蒂缝纫机。在这幕之后，它就没再出现在电影中。

《Al Karnak》改编自Naguib Mahfouz的小说。这位小说家向来不替作品标上日期，却在此小说文末以阿拉伯文写上「1971年12月」及「完结」。有趣的是，小说并没有提及任何缝纫机，可见娜芙蒂蒂出现在电影中的一幕，是电影制作者刻意加入。或许他们意识到娜芙蒂蒂的地位，希望记念此物的特别含义，于是在电影中加入这台缝纫机，让它担当沉默的演员，虽不能发声，却是一个可供人指点议论的对象。或许这部电影是利用纳萨推行的计划，掉转其矛头反过来抨击它们。纳萨去世后，继任总统的沙特察觉自己的民望难以与纳萨相比，一些文化界人士遂主动提出揭露纳萨时代种种不曾为人述说的弊病。

在沙特执政的时代，经济及政治观念有所转变，新自由主义项目与私人投资者开始分占埃及国营工厂的市场，进口产品增加，对本国工业基建的支持减少。为了令这些转变显得有理，社会需要一部电影，由知名演员与剧组制作，讲述在纳萨统治时代的埃及，年轻政治活跃分子所遭受的残酷待遇。这种电影需要两大元素，一是一个如娜芙蒂蒂缝纫机那样，不至于太露骨，却又能让人想到纳萨时代工业运动的象征物；另外是政府默许人们对之公开批评。《Al Karnak》是经沙特先行观看并准许后才发行。为对沙特表示答谢，监制把电影的部分收入捐给埃及军队。《Al Karnak》带动了一股「Karnaka」风气，大意为「持续进行的Al Karnak」，或「效法《Al Karnak》」。在《Al Karnak》上映后，不少电影都对纳萨时代进行类似的批评。

阿拉伯国家一方在1973年的中东战争中取得一些成果后，不只持续开放其市场，连埃及本身、埃及总统与第一夫人Jehna Sadat的形象也变得更为开明。某天她到访沙特家乡阿布库姆村（Mit Abul-Kum）时遇上一位妇女，她那个沉迷赌博的丈夫不但卖掉她的缝纫机，更将她与女儿抛弃。为此，第一夫人要求市长提供一幢建筑物和一些缝纫机，以让妇女们能自力更生，市长最终给了她一座位于Talla镇的空置旧警署。沙特夫人用手提扩音器向镇上妇女宣布:「想工作的女性，明晚前来旧警署吧！不论单身、已婚、丧偶还是已离婚的，一起来吧！不论你已有一技之长，还是希望受训，都一起来吧！如果你打算勤快工作，赚钱养家，那就一起来吧！」^[14]到场的妇女获告知她们制作的衣服会送往开罗出售，这是另一项把缝纫机用作促进经济成长和社会进步的工具的新计划。其后在1979年，沙特总统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承诺裁减埃及军队人数，并将大量退役官兵从前线被调到军工厂工作。

Sonallah Ibrahim的小说《Zaat》（1992年），一边以不同总统管治下的社会制度变迁为背景，一边叙述一名埃及妇女对改善生活的渴求。故事带领读者经历纳萨的国家社会主义，走过沙特的新自由主义，再过渡到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提倡的私有化改革，穆巴拉克是在1981年沙特于阅兵仪式上被伊斯兰激进分子刺杀后当上埃及总统的。这本小说的女主角是位报馆职员，负责在已出版的刊物上校对错别字，并审阅同业对手出版的内容。书中章节交错，一章叙述这位报社职员的人生，下一章翻印关于当时埃及工业衰退影响生活环境的新闻剪报。Sonallah藉着这些纪录勾勒出国家工业运动局部瓦解的局面，同时描绘过度沉溺于物欲的女性面貌，她代表了当时沉迷购物不能自拔的消费主义心态，想要买更多物品，不只是纳萨提倡的本国产品，还想买进口的、昂贵的商品。《Zaat》穿插新闻片段的章节，以官员的声音告诉读者，当时的工业基建在面对竞争时，并非立于不败之地。

娜芙蒂蒂缝纫机是否在1980年代末停产，目前尚难稽考，但沙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容许廉价产品进口，充斥埃及的本土市场，这些进口产品包括缝纫机。而54工厂民用品部门首任主管的儿子认为，正因本土市场受社会主义式垄断所支配，才令国产品无力与国外进口的新产品竞争。由于娜芙蒂蒂的备用零件数量不足，其忠实用家遇到缝纫机损坏时，只能靠东拼西凑为它换上生锈的旧件。Muhammad Abdel Wahab在1984至1993年担任穆巴拉克政府的工业部长，在他看来，国有化及私有化皆是「致命的错误」。他在一次采访中谈到，到访的美国部长及世界银行官员要求埃及实行全面私有化，而1990年代的「新口号」是「颂扬私有化……而非推动工业进步」。^[15]Wahab形容当时「实行私有化的方式导致公营部门倒闭，而没有创造新的工业生产能力」，而由于公营厂房打算出售，所以没有再获投资。^[16]

1997年，埃及乐蜀（Luxor）发生了一宗严重的恐怖袭击，穆巴拉克随即镇压了伊斯兰激进组织。这一年，在纳萨推动建军时期将许多德国科学家与工程师带到开罗的埃及制HA-300战斗机，被送到德意志博物馆，在梅塞施密特基金会筹办的展览中展出。该基金会购下这架已被放弃的战机，把它运至慕尼黑，花了两万小时，亦即五年半时间将之修复，以在博物馆中展出。出席展览开幕仪式的人包括几名曾驻开罗的德国专家，以及当时负责试飞HA-300战斗机的印度借机师。这位试飞员提到在HA-300初制成时，他怎样为测试事宜进行协商，又如何在试飞前要求当局修改设计，以及德国专家不断对他的意见不予理会，又谈到他如何驾驶飞机滑行通过纳萨总统面前，而总统还向他询问对飞机构造的意见。

在约16年后的2013年，《Zaat》这本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并加入原著没有的细节：主角买了一台缝纫机在家工作。剧集其中一幕描述她掀开盖着缝纫机的保护套，她的丈夫随即大喊：「是胜家！还是德国制造的！」^[17]剧中的丈夫是政府公务员，对他来说，在减薪和收入不足的时势下，购买西方产品简直是任意胡为。这幕舍弃采用国产的娜芙蒂蒂缝纫机，也许反映了在《Zaat》原著撰写时娜芙蒂蒂已经停产，又或者电视剧拍摄之时，离娜芙蒂蒂的时代已远，人们不复忆记这台缝纫机。也可能编剧及道具设计师根本不知道有娜芙蒂蒂的存在；又或者，胜家缝纫机在剧中的出现是刻意为之，存心要让人感觉到娜芙蒂蒂被抹灭。

2008年8月某酷热的一天，我在开罗的跳蚤市场买了五台娜芙蒂蒂缝纫机。我的朋友帮忙把机器抬到出租车上。我们徒手抓住刻上「Nefertiti」的缝纫机横臂，感受金属机身的滚烫灼热，走在市集的泥路小径，路上尘土飞扬，令人昏头转向。每台机器重逾12公斤，表面积满灰尘和油脂。

同年Contemporary Image Collective在开罗市中心的匈牙利文化中心举办「PhotoCairo 4」展览。我将这五台娜芙蒂蒂逐一清洁干净，放在白色底座上，排成一条（生产）线，旁边更以投影方式播放长11分钟的录像，让记得这缝纫机的观众恢复对娜芙蒂蒂故事的记忆。我更把两张缝纫机的照片印在金属襟章上赠予观众。

观众开始与我分享关于他们拥有的娜芙蒂蒂的故事，或者同时期其他由国营工厂生产的家用品的点滴片段。这些讨论带来一些问题，那就是消费品在人民生活及整体社会中的位置。工业体系乃至于其产品，明显对人民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而对象成为时代的标志，甚至被赋予人格。为此，我与埃及作家Motaz Attalla合作，收集了关于娜芙蒂蒂缝纫机、烤箱、肥皂、香烟包装盒、电视机、打字机、汽车、名叫「火箭」的巧克力等20种纳萨时期国产品的口述历史，并集结成名为《从针到火箭》的小册子。

在开罗展出《Nefertiti》后，此项目亦巡回至丹麦奥登斯及约旦安曼，并于2010年在伦敦Delfina基金会的展览展出。当时我举办了一场讲座，阐述我对娜芙蒂蒂历史的研究工作。一群来听讲座的大英博物馆策展人表示，如果我有关于这个项目标文档资料，他们愿意购藏这件作品。但我没有，所以这个项目就继续巡回各地展出。

两年后，我到柏林新博物馆观赏娜芙蒂蒂王后的半身雕像。同行者中有人看不见任何禁止拍摄的告示，就想上前拍照，却遭保安员阻止。原来入口外已贴有「请勿拍照」的告示，这告诫观众在进场观赏此半身像前，应先充分了解它的重要性。如果这件艺术品的魅力有令人产生拍照留念的冲动，那么亲眼见到实物前先看到的警告，就必定压抑减损了它的这种魅力。这表示任何与此历史文物的关系，无论是地理、文化还是历史层面的关系，都不足成为理由，令博物馆容许观众在馆内拍摄雕像的照片，而此物的历史及当代论述，实际上就是由博物馆来规定。

2016年，我在大英博物馆的通讯上看到一则征集现代埃及对象活动的消息，已萌生这个想法。通讯上说：「此活动并不征集专为美术馆和博物馆而做的事物」，^[18]而「仅收集一些能够体现现代埃及物质性的东西，比如路标、电影海报、纳萨时代具有强烈现代主义风格的缝纫机等」。^[19] 娜芙蒂蒂缝纫机与「照片、回收物料制品、造型各异的斋月灯」等一同纳入征集之列，并与空瓶子、打字机，以及以穿着法老服装的「现代」女性为封面的杂志同场展出。^[20]展览刻意「避免把埃及呈现为一种以农村为主、传统或依赖手工艺的社会」，却似乎变成了另一种关于「埃及的『民族志式』征集活动」。^[21]

目前一间历史文物博物馆展出娜芙蒂蒂缝纫机，其馆藏文物大多来自殖民时期，例如棉花。当时埃及一直种植和收成棉花，并在埃及的工厂（于1960年转为国营）编织成补贴布料（阔幅布）发售或赠出，或由丈夫离家参军作战甚至阵亡的妇女，以得到补助购买的缝纫机缝制，为她们带来收入。尽管博物馆内容许拍摄，但娜芙蒂蒂的展示方式，限制了公众与之互动，因而无法觉知此缝纫机与更广泛复杂的历史的关连。例如，娜芙蒂蒂是靠墙摆放，因而机身上说明生产地的金属牌贴向墙壁，令人无法肯定它是不是生产于阿联时期，尽管从其制作规格判断，这台缝纫机无疑是该时期的产物。

这种缺失就像一场明显的中和过程，叫人难以忽视或视之为正常。在那个沉迷去殖民化的时代，娜芙蒂蒂缝纫机是尝试赋予家庭力量的举措，它是实用的符号，象征一个有其予人希望、同时有其扩张和压迫措施的反殖民主义项目，也是能为人提供脉络的参考架构。缝纫机背后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若被抹去，就形同一个空洞的容器，那它还剩下甚么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