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寿琨档案由吕氏家族收集并慷慨捐赠，当中包含横跨1930至2010年代逾两千项资料。档案涵盖笔记本、写生画稿、剪贴本、手稿、书信、展览图录、相片、录音带及画具，内容多元广泛，反映他涉足众多领域。

从这些资料所见，吕寿琨生平中尤为有趣的是他与1950至1970年代香港艺术团体的关系。1948年，吕寿琨自家乡广州迁居香港，并在香港度过下半生。在他的艺术生涯中，吕寿琨以不同身分参与多个艺术团体，并且是连结这些艺术团体的少数关键人物之一。吕寿琨档案让我们更具体地理解这些艺术团体和它们所形成的网络，以及揭示这些团体的成立与解散如何显示文化趋势的转变和反映香港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

1940年代末，国共爆发内战，局势动荡不安，香港成为了中国内地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的避风港。他们有的在香港定居，或把香港视作中途站，当中包括来自广州艺坛的资深画家，他们不少是吕寿琨父亲吕灿铭（1892–1963）的知交；吕灿铭是备受尊敬的学者、官员、艺术家、艺术品商人，并于广州经营古董店。吕寿琨因着父亲的缘故，结识了许多知名画家，并凭其艺术天赋与中国传统笔法功力获得他们赏识。这群中国内地画家移居香港后成立不同艺术团体，在香港以至海外推广中国艺术。

吕寿琨是香港中国美术会最年轻的创会成员，该会由众多南渡来港的内地画家组成，成立于1956年，与专注于水彩与油画创作的香港美术会并驾齐驱。香港中国美术会可谓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团体，在1957年举办了一场东南亚巡回展览，展出142件身处香港的中国画家之作品，这些画家既有崇尚传统国画的古典画派，亦有融合西洋画法的岭南画派。在国画传统的发展该如何回应时代转变的争论中，这两个画派抱持着不同的立场。

同一时期，吕寿琨亦是七人画会的成员；这个短暂存在的艺术团体由吕寿琨与另外六位画家组成，包括著名画家赵少昂（1905–1998）和丁衍庸（1902–1978）。这个画会只举办过一次展览，展览于1957年在中环圣约翰座堂举行，一并展出的作品包括吕寿琨的香港山水画、赵少昂的岭南画派木棉树大型挂轴，以及丁衍庸的野兽派油画。

1958年，吕寿琨与父亲参加丙申社第二届年展。丙申社由赵少昂及其他画家组成，该展览的图录中收录了吕寿琨的作品《狮山》。逾十年后，吕寿琨于1969年丙申社第五届年展中，展出他的抽象水墨作品。

吕寿琨于大学修读经济学，因战乱与时局动荡，并未有机会接受正统的艺术训练。或许正是这种背景，他才能毫无包袱地按自己的人生经历来诠释国画的传统。他的艺术创作与他对国画及相关范畴的研究并行不悖；他大量阅读有关传统中国艺术原则和理论的书籍，亦钻研当中的历史源流和背后的哲学思想。自1950年代初起，吕寿琨开始为香港多家中文报章撰稿，与读者分享他在这些课题的研究所得，包括于《华侨日报》的专栏〈我的国画观〉连载文章，后来这些文章被结集成书并于1956年出版，全书十四万字，对国画传统的视觉元素提出独特见解。

吕寿琨亦是香港艺术家协会六名成员之一，这个协会由身处香港的华借、英借与美借画家组成，包括白连（Douglas Bland，1923–1975）和邝耀鼎（1922–2011），他们相信集合起来能为他们带来更多展出作品的机会。 ^[1] 1957年，《德臣西报》刊登了一篇有关协会联展的简评，形容协会成员是「他朝或可被称为『香港画派』的香港画家」。^[2] 王无邪（1936年生）也在这个展览上首次注意到吕寿琨的作品，两人随后结为好友；王无邪为杂志撰文悼念吕寿琨时，提及这展览是香港现代艺术一个里程碑，因为它体现了参展艺术家之团结，以及全面地展示香港前卫艺术的面貌。^[3]

吕寿琨在香港扎根日深，他对国画的研究亦更深入，并将研究范围延伸至欧美现代艺术思潮。吕寿琨与艺术家李锡彭（1908–2001）合作将赫伯特﹒里德（1893–1968）于1931年初版的著作《The Meaning of Art》（《艺术的意义》）翻译成中文，作为个人参考资料。到1960年代初，吕寿琨在创作中重新发掘国画传统中的抽象和表现元素，发展出备受赞誉的「禅画」，同时亦偶尔重拾传统画风。与此同时，他在艺坛的网络继续拓展。

随着吕寿琨于香港艺坛声名鹊起，他成为了年轻一代艺术家的友师。1960年，王无邪等现代文学美术协会成员，邀请吕寿琨担任其协会所主办的「首届香港国际绘画沙龙」的荣誉顾问暨审选委员会主席。展览展出了逾八十项本地与国际艺术家的作品，包括南韩的金基昶和法国的Xavier Longobardi。七人画会和香港艺术家协会的画家亦有获邀参展；吕寿琨在展览图录的序中，就展览作品写道：「（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文化艺术）经过了同化，变动与滋长，在此一时代中公然混交，产生了自发自觉，独创自成的绘画艺术。」^[4]

对于以临摹历史名作为尚，贬抑个人创意的方针来教授和学习传统国画，吕寿琨向来不以为然。他强调这种教学方法已不合时宜，须要革新，点出对国画传统的「正确」理解应为鼓励自我表达，并指出国画要与时共进、保持严谨的话，新的课程乃至关重要。吕寿琨在1950年代开始私人授画，约莫在1964年，他受邀到香港大学建筑系教授国画。一年后，王无邪邀请吕寿琨到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现为香港中文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授课。吕寿琨当年所授的多个课程，是他所构想的水墨本科学位课程结构的雏型；他于1960年代中开始以「水墨」一词代替「国画」，因为他认为这个名称更切合国际艺术发展的轨迹。在吕寿琨档案中，他的不同笔记本记录了他如何随时日修改课程内容。

1968年，吕寿琨的十二位学生成立元道画会，成员包括后来成为著名画家的周绿云（1924–2011），以及后来于香港艺术馆担任总馆长的谭志成（1933–2013）。为了推广新水墨，元道画会在1970至1972年期间举行了一系列名为「每月艺谈」的公众节目，吕寿琨亦以主讲人身分出席，他的讲辞摘要于1972年《南北极》杂志分两期发表。回头看来，这些讲辞可以堪称是「新水墨运动」的宣言。

另一个由吕寿琨学生成立的团体是一画会，大部分成员都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修读水墨画课程。一画会于1970年代举行过几场展览；在1976年，即吕寿琨逝世后一年，他们所举行的展览展出了十四位艺术家的大型绘画，可说是「新水墨运动」的一大里程埤。1985年，一群旧生联合筹办了展览，纪念先师逝世十周年。

吕寿琨的艺术生涯是多方面的，他既是画家，也是艺评家、亦是作者、教育家，也投身不同艺术团体。他对新水墨运动发展的影响，因他卒于五十六岁之龄戛然而止。然而，许多曾师从吕寿琨并受其启发的学生日后都成为独当一面的艺术家、设计师、教育家与策展人，在形塑香港艺术发展轨迹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新水墨运动」更广被视为香港文化身分建构的关键时刻。

吕寿琨档案涵盖了这位艺术家创作实践的丰富细节，并揭示由艺术家与艺术爱好者形成一个个分散的网络，呈现香港战后艺坛的面貌。这些团体对香港艺术的传承都贡献良多，不过随时日过去，它们的事迹已渐渐湮没。吕寿琨档案所包含的珍贵相片、展览刊物、剪报等原始资料，正能将这些艺术团体的历史「出土」。吕寿琨虽被认为对香港艺术发展有重要建树，但对于他的作品及思想的现有研究，此前一直散落于其他艺术家的档案或出版物中，而今吕寿琨档案及其中的丰富资料，不单能详细重现吕寿琨的贡献，更有可能带来各种新发现，成就艺术史的崭新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