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观省察 砥砺前行
“希克奖2023”展览策展人谭雪凝撰文分析六位入围艺术家的艺术实践及展出作品
在新冠疫症肆虐全球之前,旅行是日常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事。星期五傍晚登上客机,就可以享受一场周末之旅。在全球艺坛,艺术家、策展人和收藏家无时无刻穿梭世界各地,出席展览、双年展、研讨会等活动,互相交流。疫症蔓延之时,出入境口岸关闭,全球进入封锁状态,社交与经济活动大大受限。自在交流、流动迁移的世界似乎不再,隔阂藩篱却变成新常态。
范加和杨沛铿的创作探讨隔离背后的体制和文化亲缘的概念。范加在《Sites of Wounding: Chapter 2》(2023)中聚焦香港原生树木土沉香。土沉香是名贵香料沉香的来源,而沉香的形成,则是从树干受到真菌入侵或外部损伤后分泌出带有香味的树脂而来。由于香港昔日为运输沉香的重要港口,故这个城市由此得名。范加由香港到越南源溯土沉香与这两个城市的文化与经济渊源,将受伤的观念与人体内部或他所称的内在创伤扣连起来。透过进一步追溯植物迁徙的轨迹与转瞬即逝的特质,作品诉说出香港的身分,以及人即使在步履不停的生活中,仍能与自己的文化背景保持关联。《Sites of Wounding: Chapter 2》延伸了《Chapter 1》运用马氏珍珠贝(又名阿古屋贝)进行创作的手法,反映范加继续尝试运用非人类生物呈现社会和文化创伤,以建立一套有关归属感的叙事。
在本次展出中,杨沛铿以《队》(2023)及另外三件作品,重现在入境关口排队等候进入隔离酒店的经验,邀请观者亲临这个短暂但受处处严格管制的环境,当中隐藏的细节营造出一种情感和行为体验。从《红光明》海报到被捆绑吊起的发财树、蘑菇灯,艺术家把人受困室内寻求慰藉又倍感沮丧的矛盾心情展露得淋漓尽致。这一体验令我们可审视在疫症大流行期间所受的种种管制和隔阂,但也正是这些管制让人加倍留意日常生活和周遭环境中的细枝末节。
这种对于日常生活的觉察,在谢南星和于吉的创作中也有迹可寻。两位艺术家曾经接受正统的绘画和雕塑教育,在钻研这两种艺术的创作技法同时,亦力图突破。他们的创作并非在想象出完作模样后循序渐进地将之实现,而是不断与创作媒介及生活经验进行对话。
谢南星认为绘画创作不仅是基于艺术历史遗存或囿于令观者共鸣的共同现实。在他的画作中,对象的形象往往模糊不清,题材图像被弱化,令人无法从画面梳理出清晰的叙事线索。《剔牙之歌》(2022)远非对荷兰文艺复与画家老彼得·勃鲁盖尔作品《盲人引领盲人》(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1568)的重新诠释。该作是勃鲁盖尔结合《马太福音》中盲人带领盲人走路的寓言以及象征手法画成,影射十六世纪欧洲经历的社会变革。谢南星则在《剔牙之歌》中运用高饱和度的灰、紫、红色调,以及粗犷的笔触和兀突的线条轮廓,画面满是无可辨认的面孔、怪兽般的生物、下水道系统和一群即将跌落粪坑的鸭子。由此可见,谢南星在改造经典图像元素的同时,故意避开具体有形的再现,以营造视觉上的戏剧效果和张力。至于作品的含意,则留待观者根据各自的日常经历和社会背景而得出。他不对绘画语言作具象与抽象的二元划分,这一手法传递出一种无可抒解的沮丧感和难以按捺的心理压抑。
于吉亦重新思考雕塑的语言,摆脱东西方艺术史中具象和抽象的造型分类。本次展览展出的三件《石肉》系列作品,是她在2018至2021年间创作的。她在创作中参考传统佛教雕塑,但弃用正统的雕塑手法,以混凝土制造破碎的身躯,形态有如附上金属盔甲和钢筋的巨石,放在她从作品创作地一带收集而来的废弃家俬上。她的雕塑含意不明,干扰各种文化、社会或政治象征的解读,反而这些残躯能与所处的现实环境对话。
于吉大部份作品思考身体与空间的关系,装置《疲倦的肋骨》(2019)显示她将对三维空间的探索拓展到更广阔的脉络,触及地方、记忆和日常。展览中有一张特大的吊床,上面放满在香港拾得的建筑废料。瓦砾间她的雕塑碎片有如显示地质年份的化石。这件作品看来如此沉重,吊床几乎碰到地面。于吉收集工业废料并将之凿出新形态的过程,是一场耗费工夫的实地考察,既重拾往昔,亦在一个前景未明、动荡无定的时代下将人们连结起来。她的作品见证了物质与躯体的极限,以及把她的雕塑与地方及其历史扣连起来的事物。谢南星与于吉的作品均情感充沛,探求脆弱与韧性的交集与平衡,同时提出思考传统媒介的新方法,并审视周遭世界。
过去三年的时间扭曲变样,疫症大流行让我们关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纠葛牵连,令我们得以评价历史与当下。王拓在 《东北四部曲》(2018–2021)中提出人类生命、神话与历史之间的微妙关系,而苗颖的《桃源十二村》(2019–2023)则是对人类与数码现实共存的及时反思。这两件作品描绘出时代蜕变不定之中的平行世界,并表达出适应这些艰难困境的渴望。
《东北四部曲》是王拓历时四年完成的重要作品。此作由四个独立又相关的录像组成,包括《烟火》(2018)、《扭曲词场》(2019)、《通古斯》(2021)和《哭阵门》(2021)。该作的复杂叙事从当今社会中的农民工经验出发,并与过去一世纪东北亚地区的历史和分裂交织而成。录像并置了不同地点、时代与文化元素,带领我们领略档案、虚构叙事、文学和电影片段背后的叙事。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人物反映出王拓的“泛萨满化”概念。这个概念是根据他长期研究萨满仪式所得出的,意指具体之人的肉身进入无意识状态后堕入历史轮回的体验。王拓的作品并非笼统归纳历史或直述时事,而是道出时间、空间和国族之间难以言喻的关连,强调错综复杂的历史伤痕和真实生活经验。
反之,苗颖注视现实与数码世界并存的当下和未来。她的多章节作品《桃源十二村》(2019–2023)构建出一块中世纪魔幻之地。艺术家参考行为心理学家史基纳(B. F. Skinner)的乌托邦小说《Walden Two》(一译《桃源二村》),在这个实时仿真作品中运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贯彻实行意识形态教条和合符期望的行为,尤其是透过「社会牧羊人」监视被描绘成蟑螂的公民并维持社会秩序。这件作品的创作过程适逢人工智能的新近突破,特别是自然语言处理聊天机械人「ChatGPT」的出现,它在互联网中收集信息后生成拟人回应,由创作故事到按提问生成精简回答,无一不可。苗颖的创作论及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科技应用,以批判角度审视社会信用评分制度作为政权操控社会的新形式。疫症大流行加剧了我们对科技的依赖程度,以应对保持社交距离的相关措施,而社交距离这一行为守则将永不会消失。科技企业与公共机构获取信息的范围变得更广,甚至可从我们的日常活动中收集数据。从这个方面而言,苗颖的作品不再是个假设,而是一个即将到来的平行现实,聚焦科技对人权和人性所造成的影响这个基本问题。
这个展览的策展过程必然要考虑艺术家如何以创作实践作为一种与此时此地息息相关的表达方式。即使出入境口岸现已重开,疫症的余波仍在影响我们的心理和日常行为,而地缘政治的张力与冲突亦未见消弭之势。六位艺术家透过创作表达出渴望藉充分理解这些创伤来重拾昔日,以及探索人、科技与文化共存的方式。当代艺术提供的不是解答,而是一些可能的方法,令大家可一起面对未知的未来。我们希望今次展览能把这些对话,从大中华地区带给广大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