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应该是一间实验室。」德国汉诺威下萨克森州博物馆馆长Alexander Dorner在二十年代曾提出这观点，认为富实验性是博物馆的重要特征。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博物馆变革已是大势所趋；在变化迅速的环境下，博物馆该如何定位？而M+作为崭新的视觉文化博物馆，又如何看待其教育实践？

博物馆一直以来都有着收藏、保存、研究、展览及教育等主要功能。根据国际博物馆协会所订之守则，「博物馆须致力发挥其教育角色，从其服务的社群及地区中扩大观众群。与社群互动，推广其文化，乃是博物馆作为教育机构必须肩负的重任。」^[1] 从中可见，博物馆的教育使命相当重大，与观众之间的交流互动尤其重要。

M+从很早以前把「教育」二字改称为「学习」。因为在字面上，前者予人从上而下灌输知识的印象；后者则提倡教与学的平等身分，强调学习在人生的重要性。今天的博物馆应与广大的观众一起终身学习，学习模式亦要与时并进。M+自许为一个开放学习的平台，其存在意义远不止于单方面向参观者提供资讯。我们希望无论是策展人、创作人及或观众皆可不分高低地互相交流，以达致教学相长的目标。

过去数十年间，当代艺坛百花齐放，不少策展人、艺术家与教育工作者亦对艺术体制、展览形式和创作手法提出不同的想像和提问。以下，我们将透过这些宝贵例子，吸取灵感去发掘另类的学习模式。

早于七十年代，结合策展、艺术创作和教育等元素的创作概念已经出现。著名德国艺术家Joseph Beuys在1961至1972年间于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任教，曾表示自己「最出色的作品就是成为一位教师」。他凭着「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理念，不设门槛地为所有人提供学习机会，并于1973年创建了免费国际创意与跨领域研究大学。这是一所常规体制以外的教育机构，提供非竞争性、跨学科、开放的免费教育，涵盖文化、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他相信艺术源于对日常生活的体察，而跨界知识则能助人扩阔视野，对艺术创作以至全人发展皆有裨益。身为教育家的同时，Beuys仍然保有其艺术家身分，可以说办学本身就是他的艺术创作。1977年，Beuys获邀于第六届「文献展」举办「百日免费国际大学」，也就是1973年计划的延伸。他再次选择教育活动作为艺术创作的媒介，设计了十三个不同学科的讲座和工作坊供观众参加。

在千禧年之际，随着19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及「关系美学」的出现，不少艺术家受到启蒙，发起一连串饶富教学元素的艺术计划，当中以艺术家及纽约《e-flux》杂志主编Anton Vidokle为先锋。他于2006年受邀加入第六届「欧洲宣言展」的策展团队，计划将展览设计成临时学校，强调对话、参与和开放等元素，以打破艺术展旨在予人观赏的观念。虽然展览最终因政治原因被取消，但Vidokle并没有放弃这理念。翌年，他与志同道合者于柏林筹办了「联合国广场」计划，提供非传统、非官方及免费的教育活动，计划长达一年之久。2008年，他更将此创作模式带入纽约新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为期一年的「夜校」计划，通过讲座、工作坊及放映会等活动培养公众的批判思维，与参与者从实践中一同学习 。

此等艺术活动的涌现，拓展了艺术教育的社会性，令人反思博物馆教育在社会上可扮演的角色。这一风潮后被称为艺术的「教育转向」，部分例子后于2010年由Paul O’Neill和Mick Wilson结集成《策展与其教育转向》^[2]一书。这些艺术创作手法不拘一格，利用课堂、讲座、工作坊、图书馆、文献库、阅读室或对谈等形式，跳出了以展览呈现艺术作品的传统框架，尝试发掘展览以外与观众的沟通模式。2008年，伦敦大学金匠学院教授Irit Rogoff 发表〈转向〉一文，表明所谓「教育转向」的重点不在于表面地以美学呈现教育理论，而是艺术界在态度上的真正转变──将对话平台开放予观众参与。^[3]

在策展、艺术创作与教育结合的情况下，博物馆、策展人、艺术家、教育工作者和观众原本泾渭分明的角色已变得模糊，而教育在博物馆的语境中亦不再只与活动挂钩。博物馆不只以展示和传递知识为主，更致力与不同人士共同创造知识，并拉近观众和博物馆之间的距离。博物馆亦从被动的展示空间，慢慢转化为主动的交流空间。泰特不列颠博物馆总监Alex Farquharson曾说过一句发人深思的话：「如果白盒子展厅于本星期举行展览，下星期则用作录音室或举办政治工作坊，那么就不再是由空间的属性来界定其内容是否艺术，反而是内容决定了空间的身分。」^[4] 所以，博物馆的空间功能已变得模糊，可以被重新定义和使用。著名艺评家和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Claire Bishop则从自身的教学经验出发，指出教育与艺术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同样需要想像力和大胆创新。参与者在教学过程中并非被动的接收者，而是共同创造知识的一分子。她提出艺术家和参与者之间的身分变得流动，甚至消失；「事实上，从其最严格的意义来说，参与式艺术消除了观众是被动旁观的传统观念，并带出一种对艺术的新理解──展览可以是没有观众，因为每个人都成了创作者。」^[5]

由此可见，策展、艺术创作和学习之间已难以划清界线，但这亦为博物馆界提供了契机，鼓励同业在工作时也抱持创作的实验精神和批判思维。长久以来，我们或许已习惯被动的教育方式，忽视了主动创造知识的能力。然而，教学模式从来不是千篇一律，正如艺术创作形式一样。M+作为诞生于二十一世纪的博物馆，深信学习并非附加项目，而是博物馆的核心部分之一。我们希望在教育实践上，借参与、合作、对话和开放的历程，让创作人与观众一起从实践中学习。「M+ 敢探号」就是很好的例子。

「M+ 敢探号」是富实验性的大型校园及社区计划，着重「参与式」的创作，让参与者与艺术家合作，从而促进人际互动和对话，探索创作的种种可能。在过程中，艺术家与参加者无分高低，从构思到实际执行都一同参与，展览内容也是大家共同累积产生。当然，实验的本质就是充满挑战和机遇，正如曼彻斯特大学教授Sharon MacDonald所说：「实验主义不仅关乎风格或崭新的表现形式。相反，它是一个冒险过程，聚集人和事物以求带来差异，达致产生重要影响。实验在创造新事物之余，也力求打破固有概念和扰乱现况。」^[6]「M+ 敢探号」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学习和累积经验的有机体，所以我们的工作团队在筹划和执行计划上，很自然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挑战和不确定性。我们期待以此出发，跟所有参与者共同冒险，正如计划的名称「敢探号」一样，发掘二十一世纪博物馆教育的另类实践模式。

Dorner视博物馆为实验室，正好提醒我们要不断提问、激发想像力和大胆创新，以寻求属于自己的答案，为如何改善博物馆教育这课题另辟蹊径。在此，我希望策展人、创作人、教育工作者以至观众都能时刻抱持好奇心，因为这对终身学习攸关重要，特别是当身处这个不断在变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