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语言和发型等文化物件，正以前所未见的速度跨越地域和国界传播。之所以出现这种加速现象，除了因为互联网速度增加和日益普及外，也由于旅游业、跨文化媒体与全球广告业同时在迅速发展。跨国公司将各种业务外判，如生产、分销、广告宣传和贸易等，令文化习语、符号、劳动力，以及对利润与风险的态度，能够因应情况而伺机结合，全球资本的力量也因而大增。此外，在商品、潮流风尚和资讯的往来大增之同时，文化政治和公民社会活动人士论述的流动亦与日俱增。文化政治方面，最明显的莫过于有关人权的论述，但这也见于激进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新语言；公民社会活动人士则希望宣扬其全球平等、权利和公民身分的理念。追求现代化仍是全球文化流动的重点。现在跨国公司在争夺各种市场，如生物科技、数码媒体、食水、能源信用额度，还有我们今天所知的金融衍生品及其他商品的市场，而这些市场在1970年前几乎都尚未出现。

与此同时，非法或非官方市场到处涌现，将全球各地的社会和政府连系起来。这些涉及买卖人体器官、军火、贵金属和性工作（此处仅举四例）的地下市场，广泛借助互联网和人造卫星传输的力量，使用手提电话及其他先进通讯科技。它们亦充分利用不同国家松紧不一的边境监管、众多遭破坏的农村经济，以及世界各地腐败的政府。这种非法商品流转回环，比方说在非洲的那些，借着把雪柜、冷气机、汽车和其他耐用消费品等日常用品在全球的流通，将破败的经济体连接到鹿特丹等主要港口和商业枢纽。钻石市场是由复杂的网络组成，这些网络将矿场与军队、印度的切割和营销中间商，以及伦敦、安特卫普和纽约的主要经销商和陈列室连系起来，现在还与塞拉利昂、扎伊尔和安哥拉等地的极端社会暴力事件有莫大关连。^[1]

我们必须明白一点，这些林林总总的商品流转回环是互相连系的。因此，全球的金融市场参与者以电子化手段将大量金钱在国家间转移，于世界各地创造新的金融市场并加以利用，这不单在一些巨型城市造成新的不平等现象，更对近期突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孟买、香港或圣保罗等城市，这些不平等现象令低下阶层的人数增加；他们可能会被全球犯罪集团利用，参与传统的走私活动、跨境贸易，乃至新兴的都市恐怖主义政治活动。最后一种罪行带有政治性质，犯下这种罪行的犯罪网络已从孟买蔓延至卡拉奇、迪拜、加德满都、曼谷及其他地方，创造了新的地理格局，将波斯湾与南亚和东南亚某些地区连系起来。他们直接参与喀什米尔和南亚其他地方的暴力政治，并利用上述商品网络，支撑阿尔盖达等组织网络的金融基建。阿尔盖达当初就是透过拉登家族的跨国建筑企业成立的。

细察这些众多的商品网络和商品链，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新的流通形式，例如全球金融市场、工具和法规，也影响旧有商品链的整体资本价值，这些旧有商品链既有合法也有非法，涉及劳工、毒品、武器和贵金属的流动。简单而言：这些新事物借助旧事物，并将之加以转化，令其重新活跃。全球化令金融资本与其他资本形式之间的关系更为变化不定和模糊，同时令许多社会的战争、安全与和平的政治，与全球商品流动与之间出现更危险的关联。

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全球商品链，全都有另一个特点，那就是政府及其对手都日益大量采用极为先进的工具，以电子方式储存、分享和追踪资讯。对世界而言，复杂的全球文化流动，对于我所称的“地方性的生产”和地方主体性的生产，有很深远的影响。 ^[2] 这些流动和网络为构建主体性带来新的原料，因而扰乱了文化适应、文化接触和文化混融的旧有模式。例如，有关世界各地灾难的图像四处流传，凝聚了新的情感共同体，激发起跨越文化鸿沟的同情、认同和愤怒。例如戴面纱这个问题，虽在伊斯兰世界各有不同习俗，但在欧洲一些国家，包括过去对鲜明的宗教身分标记颇为包容的法国，已在教育、时尚和政府权威方面引起极大争议。

极能体现全球话语流动的一个有力例子，是自联合国成立以来，有关人权的话语广为传播，已成为政治词汇的核心。自那时起的半个世纪，几乎在每个为人所知的社会中，都有人和群体从人权角度着眼，醒悟到自己所应具有的政治地位。不同的少数群体，包括妇女、儿童、移民、难民、政治犯和其他弱势公民等，如今都懂得向政府施压，要求自身的人权受到尊重。这一过程对人类学史饶富意义，因为它把文化差异这个社会事实，直接放进政治领域，并将文化多样性与最基本且普世适用的人权连系起来。

然而，这个过程并非全是无害的：在许多情况下，那些我称之为“少数”的群众是能够以文化差异之名提出强烈的政治主张，从而可能造成族裔动员，甚至种下种族灭绝的祸根。^[3] 自1990年代初前南斯拉夫的暴力冲突以来，欧洲社会反应不一，包括在法国、奥地利、瑞典、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公开反对移民的右翼势力崛起。安德烈‧金格里奇（Andre Gingrich）和马库斯‧班克斯（Marcus Banks）最近从人类学角度大致整理出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4] 人权价值观在全球散播，也显示法律和合法性出现复杂的新形式，许多经历急剧转型的社会，其秩序与混乱就正受这些新形式影响。

简而言之，长久以来，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文化流动都是有所取舍和缓慢复杂的，但今天已不复如此；过往，大部分社会都是设法把外来的意义体系，纳入自己的宇宙论架构之中，从而透过辩证上的偶然、借结构上的组合来促成转变。^[5] 今天的全球文化流动，无论是由宗教、政治还是市场引发，均会导致地方主体性的产生，从而改变了生产地方意义的体系，以及经这些体系处理的材料。故此，西方公民、立法者和许多自由主义者从多元文化主义、双重爱国主义、移民侨居的尊严，以及文化权利的角度，来辩论难民权利问题；所有这些角度就如他们尝试调解的争论一样，都是前所未见的。同样地，这个时代（约由1970年代至今）的特征不仅在于文化内容的流动，还在于文化形式的流动，如小说、芭蕾舞、政治宪法及离婚等，不一而足。

这些形式的流动一直影响一些世界历史重大的变化过程，如民族主义的发展。 ^[6] 然而，如今形式的流动也影响了知识的本质，因为整个学科、技术和思维方式，都会在此过程中流转和变化。这种知识形式在全球流动的例子包括：网络游戏在中国日益流行；即日买进卖出同一股票的做法，在东京、上海等地日见增加；尼泊尔等废除君主制后的社会开始撰写宪法；以及日本漫画等视觉形式风靡世界各地。

要理解这些文化流动，就必须先要厘清流通的形式与形式的流通之间的关系。小说、电影和报章等形式，汇合了宗教、移民和贸易等确立已久的流通路径和流转回环。但另一些文化形式，如芭蕾舞、动画、时装摄影和草根政治运动，则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流转回环促成流通。因此，现已实际流通的文化形式，与部分是由文化形成的新兴流转回环或网络，这两者之间在二十一世纪出现新的张力，而后者塑造和涵盖了多种不同的流通路径。这种全球文化形式的双重结构，亦制造了妨碍许多文化流动的障碍，或许可称为“路拱”。例如，中国政府以自己有管理信息和维持社会道德的权利为由，竭力钳制互联网；与此同时，法轮功成员则利用在全球抗议和传播信息的技术，削弱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关注住屋问题的社运人士充分利用其全球盟友和流转回环的力量，阻止地方和城市政府迫迁贫民窟居民；争取妇女权益分子每天都要与人角力，这些人借文化差异之名，利用全球文化的流转回环去提出自己对于两性角色的看法，并将之合理化。由此可见，全球文化流动存在某种耐人寻味的内在矛盾，它们制造了一些妨碍其自由流动的障碍，却又神奇地拥有自我调节的能力，令其能轻易地逾越文化界限。简言之，跨越社会界限的流动、交流和混融，在人类史上一直存在，有见及此，我十分重视“长时段”（longue durée）这个观念。同样的动力既促成不同的文化流动，又制造妨碍其自由流动的路拱、障碍和坑洞，这一事实令我们对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流动，有了极为重要的新认识；而有些人担心全球流动会导致出现一种趋于简单和同质化、并且举世皆同的文化体制，这点也可令他们感到宽心。

好一段时间以来，社会科学家和从事区域研究的学者，包括研究建筑形式的学者，都一直思考一个基本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将社会物件做比较，因为世界上大多数这些物件，无论是国家、观念、技术还是经济，似乎都是紧密相连。在比较文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等不同范畴，传统的比较概念系于一个想法：要比较的事物必须截然不同，这样比较时才不会受相连性影响。纵使在人类学和演化生物学等领域，研究重点在于形式在历史和演变上的家系，如亲属关系或语言，其在做比较时所采取的策略，还是将要比较的事物视作互不相干。事实上，比较曾是历史和世系研究的指南，反之则不然。

我建议将流通的问题与相连性的问题加以区分，并视不同时期为有不同的流通程度。例如，在某些时期或环境相连性或很高，但流通情况却不见蓬勃；佛教在公元一千纪期间从印度传播到大部分亚洲地区，正是这种情况。今天的情况却完全相反，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两者程度都十分高。许多低技术和地理上偏远孤立的社会，无论在相连性还是流通方面都非常有限。而在当代土耳其和德国，虽然有大量土耳其外劳频繁进出德国，流通于两地，但两个社会之间的相连性却没有因此明显变得更紧密。

在思考区域研究时，我们必须清楚明白地理格局是由历史制造的，而非反过来。因此必须摆脱一个观念──时间是在某种空间地景上谱写它的故事。反之，地理格局是由历史主体、制度、行动者和大国制造。当然，地理是有不同性质，比如商业地理、国家地理、宗教地理、生态地理等。它们并非原本就存在，让人可行事于其中，或借助它们来行事。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中，都有关于地域、地区乃至文明是如何自人类的所作所为中形成的知识，故明白地理是由历史制造这个观念，我们便能更深入了解这些知识。这些事物的出现包括我之前所称的“想像力的作用”，即人类借想像力来增加生存机会、开拓发展机遇、增加财富与安全。^[7] 这些活动绝非仅是现代的产物，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它们亦是我称之为“地方性的生产”的特征──当人类运用其社交能力、技术和想像力，包括使用暴力、诉诸战争，以及从事罔顾生态的自私行为，他们实际上是在塑造自己的生活环境，包括其生物及物理特性。历史制造出地理格局，当然亦会进而影响历史行动者的发展，此概念放诸各大小地域皆准，于城市层面亦然。在多种不同领域中，“流通”、“比较”和“相连性”这三者关系的重点，在于“结构取向”与所谓“历史取向”之间的内在张力，前者强调比较，后者则偏重相连性。故此，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制定出一种的方法，以便无须在着重比较和侧重相连性之间二择其一；而要找到解答，我们须回归到“形式之流通和流通之形式”之间的关系。

我所指的“形式”，是包括风格、技巧或类型的一系列现象，它们可以盛载特定的声音、内容、讯息和材料。可是，把形式与内容加以区分这个哲学难题，非本文所能解决。我使用“形式”一词，只为暂时将全球流通的议题置于略为抽象的层面。最近为人以此方式讨论的形式有“民族形式”和“小说形式”；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其著作中淋漓尽致论述了两者的关系，他把民族主义连系到印刷资本主义、民族和叙事、阅读和公民身分，以及想像的共同体和受影响的社群等不同概念，从而将民族主义重新定义。^[8] 另外还有一些研究追溯小说形式与其他文学形式及类型如何流通传播，以及其在此过程中的演变。有关民族形式的流通较少为人讨论，但霍米‧巴巴（Homi Bhabha）、李湛忞和少数其他学者均指出，民族形式也以复杂的方法传播并落户到不同地方。^[9] 民族观念得以散播，部分原因也在于出现了新的大众读者群，以及新的写作和出版形式。正如邦尼‧霍尼格（Bonnie Honig）和杰伊‧弗利格尔曼（Jay Fliegelman）等学者指出，“我们人民”一句话不仅仅是伟大的美国宪法中的述行语，更因其广泛流传，而在不同地方激发起对集体身分和民主项目的想像。^[10] 这些有关民族与叙事的例子正好提醒我们，不同形式以五花八门的路径流传，产生形形色色的解读，并形成各个并不齐一的地理区域。有些有小说而无民族，有些有民族而无小说，所以全球化并非一个面面俱到的项目，各地域受其影响程度不一。事实上，形式的流通衍生出崭新而独特的类型试验，其中不少类型被逼共存，形成并不均等、格格不入的组合。由此可见，我们须果断地超越克里奥尔化、混杂、融合和综摄之类糅合不同内容的现有模式，转而探索不同形式的共存，如小说与民族，因为这些形式事实上以独特的方式相互影响变化，建构出新的脉络。

许多学者面对“地方”与“全球”的难题，要摆脱此难题，或许首先应接受“全球”并非偶然而成的场所，单单是让到处流通的全球元素聚合或混杂，反之，它是一个让民族与小说这些正在流通的形式相互转化的场域。这种转化总是透过我上文所称的“想像力的作用”发生，而地方性是由“想像力的作用”产生。我于1996年出版的《Modernity at Large》一书中强调，并非将“全球”这个图画倒过来描绘就叫“地方”，它本身是一个经持续不懈努力才制造出来的成品。今天，这个论点相对容易为人接受或同意，甚至视之为理所当然；但我想补充一点，这种工作和挪用主要关乎形式、风格、习语和技巧，而非实质的故事、理论、组织或书籍。因此，较诸任何具体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民族形式是更为重要的流通要素。小说形式较任何小说类型的作者或变体重要得多；“人民”的概念也比任何民粹主义意识形态都来得重要；而对于国家政体而言，其奠基法律文献的理念亦远较任何特定宪法重要。最后，“想像的作用”和形式的流通，这两者产生地方性的方式，并非借着把内容、艺术、意识形态或科技加以杂糅，而是靠彼此协商和互相角力。正是这种协商创造出复杂的容器，进一步塑造地方实践的实际内容。

最后，让我讨论一下流通的形式。流通的形式与其发生的流转回环、速度和规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并非所有事物都循相同的流转回环流动：人类乘船艇、火车和汽车等往来各地；图片、文字和意念通过各种其他流转回环散播，现在更包括各种网上途径；血液以其特定的流转回环输送，金钱、武器、毒品和疾病亦然。速度既影响了不同形式的流通，同时也是各种流通形式的要素。例如，从2002年美军入侵伊拉克的战事清楚可见，当时大量信息、物资、人力，以及媒体报导，均以速度不一的方式传送。

空间范围是流通过程的另一个形式上的重要特质。在语言学上，媒介传播形式往往有特定的种类，并影响某些地域。由于流通本身具备以时间、空间和规模为主的某些形式特质，我必须修订先前提出的论点。我之前使用“族群景观”一词，提出各种不同景观之间存在的不对等关系，造成了全球文化经济中的关连与差异。今天，我提出一个更有力的论点，那就是路拱与障碍、断裂与差异，是由文化元素的流通中所见的各种不同流转回环、规模和速度造成。以上论点可以用亚洲的某些例子和问题来阐明：香港和孟买的电影业界，何以在剧情、人物、叙事手法、财务、制作或发行方面没有多作交流？诚然，在过去数十年来，孟买电影制片人都有到香港、新加坡和少数其他重要地点取景；部分原因是为了抵销远赴伦敦和纽约等地拍摄的高昂成本，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部分印度制片人，尤其是来自马德拉斯市的泰米尔电影业者，对东亚地区的独特消费文化十分着迷。相反，中国、日本或其他亚洲主要地区的电影业界却没有南下印度，以扩大自己对现代世界的想像。问题是，他们为何不感兴趣呢？中国大陆上有多少人看过印度肥皂剧？又有多少印度人看过或欣赏中国的热门电影？有多少印度知识分子能以权威身分论述印度与北韩的关系？信奉世俗主义的印度知识分子有否想过，奉行共产主义的中国何以如此苛刻对待国内的宗教少数群体？印度和中国之间原本看似热络的交流和友好关系背后，是有阻隔、路拱和干扰，而上述问题全都与这些事物息息相关。一般来说，任何快速频繁的交通，都是由商品和服务市场、资本及其流动，以及创业动力所带动。而某些环节交通显得稀疏，则大都关乎文化偏见和政府政策问题。所有现代性都是形成于频繁和缓滞的交通之间的张力。换句话说，虽然历史制造了地理格局，但它们的外形、形态和持久程度，则关乎障碍、路障和交通阻塞的问题。为了理解“他异性”如何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形成，我们既要思考流通的形式，也要考虑我所强调的形式的流通。事实上，我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一套能把流通的形式与形式的流通连系起来的理论。这套理论会有助我们理解为何大学传播普及的速度不如AK47之类的武器，以及为何民主体制比美国总统更受全球推崇。

我认为现今全球化时代的特点，是在于高程度的相连性及流通，在此背景下，若想应对做比较时所面临的挑战，就须深入了解流通的形式和形式的流通是如何造就条件，促成地方性的生产。我强调地方性，因为对人类至关重要的档案资料，就存在于地方性中。无论是在此世界的“地方性”，抑或是这里论及的“地方性”，都是在全球流通的各种形式彼此暂时协商的结果，它并非从属于“全球”，而是反映全球实况的主要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