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脏俱全的香港建筑设计
以人烟稠密闻名的香港,土地问题一直存在,不少建筑师都会从建筑设计着手,试着解决这个难题。这一点在住宅范畴尤为显见,无论是公共屋村还是私人楼宇,不少都集休憩空间、商铺、居所于一身。
多年来,香港房屋的设计虽发展出不同模式,但这种灵活多变的特质依然一脉相承。 M+一直收集和记录香港都市与建筑发展的资料,设计及建筑策展人王蕾(Shirley Surya)在本文介绍馆藏中不同年代的房屋项目,揭示香港住屋规划的沿革流变,以及它如何与房屋政策、经济、基建等社会转变息息相关。
彩虹村:实现「城中城」
彩虹村于1959年开始规划,属香港早期成功实践「城中城」概念的公共屋村,由设计过许多香港地标的巴马丹拿集团负责。当时,这类一应俱全、四通八达的屋苑甚少,是一种崭新的住屋规划模式。彩虹村建于平地之上,建筑师却巧妙地为它增添节奏和变化:「村内楼宇并非一行行整齐排列,而是每座面向不同方位,高低不一的。从高空向下望,你会看到重要的设施都集中在中央。八幢20层高的座数在外围,而七层高的座数和相连的低矮建筑物则在中间,所以不会阻挡视线。 」
1990年代落成的茵怡花园同样采用错落有致的布局,更加入了可持续设计,将多个花园置于其中,不只有利于通风和自然采光,更可保障住户私隐。地面的植物和行人通道可遮荫挡雨,同时阻隔街道噪音。
Shirley提到,欧洲也尝试过在房屋规划中将住宅与商铺结合,例如德国柏林Märkisches Viertel的公营房屋,却未能像香港公共屋村般充满活力,「他们没有意识到店铺要开在楼宇地面,还有市场、学校和教堂也可以这样,因此过了很多年还不够蓬勃。所以,我想彩虹村是独特的,因为其设计一直沿用至今。」她认为这也跟香港的生活方式有关,我们总追求速度,如果将所有生活所需集中在一个地方,就最方便不过。
美孚新村与太古城:「都市实验室」的演化
到1970、1980年代,美孚新村与太古城两个由王董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私人屋苑均采用相似的模式规划。美孚新村可谓是香港早期住宅的「都市实验室」:「今天在美孚,你还可看到整个屋苑紧密地连在一起。你几乎毋须走到地面,就可以穿过高架平台走到不同座数。走到下面就有巴士站、街市、商店等,自给自足。」太古城也有许多类近的元素:商店林立的购物中心建在中间,平台不只连接所有座数,同样是休憩空间。这样,住户想要玩乐也不用到其他地方,在家的楼下就可以了。
这两个屋苑虽然有着相近的规划模式,但美孚新村的楼宇排列整齐、密度较高,而太古城则有较多开放的园林空间。虽然美孚新村以其十字形楼宇设计闻名,确保空气流通,并让住户能看到最佳景观,但在Shirley看来,太古城的钻石型设计,恰好让楼宇之间有更多空间,感觉更开阔宽敞,「在美孚,你仍觉得身处闹市,但去到太古城,空旷的园林空间,会令你有种在郊区的感觉。」
从局限转化成特色
时至今日,大古城于租售市场仍然炙手可热,除了因为地理位置与管理完善,也因为新式屋苑或楼宇很少再有如此宽裕的公共空间。建于1990年代的荷李活华庭就是一例,它是中上环活化计划的早期项目,「这个地段颇为棘手,它位处皇后大道中和荷李活道两条主要道路之间,如果在此处兴建一幢高楼大厦,便会截断人们往返两条街道的楼梯。」
她形容,中上环本来就是一个脉络复杂的社区,有自己的个性,要在其中兴建一幢新建筑,随时破坏景观,显得碍眼。建筑师严迅奇保留原本的地势,设计了开放式平台和通道,并设有楼梯、升降机等设施,让行人轻松往来皇后大道中和荷李活道。 「大厦的主楼从很高的地方才开始,走在街上不太会注意到,同时方便行人穿梭其中。」她亦指出:「居民和公众的通道分开,但彼此可见,两侧的花园平台更种有绿色植物。私有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多层编织,反映了建筑师非常重视空间上的互相联系。」
变形蜗居
香港依山傍水,地势不平,建筑面积有限,于是出现了俗称「插针楼」,即每层只有一两个单位的单幢式住宅。这建筑现象由香港带起,现在于纽约等大城市已相当普及,可见愈来愈多城市人生活在斗室之中。建筑师张智强就此提出了名为「变形蜗居」的解决方案,希望为居住在高密度环境中的人带来方便。作品的灵感是来自香港的小贩,他们白天打开一张张桌子做生意,到晚上就通通收起。于是,他以自己只有32平方米的家为蓝本,设计了可移动的墙壁和多功能家具系统,模糊墙壁、家具和空间之间的界限。
Shirley形容这种设计反映了当代城市生活,「欣赏建筑设计有许多不同的角度,不只是外型美观与否,还有整体的规划和空间的设计。楼宇之间,甚至室内家具之间的协调就像是一场合奏,只有亲身体验才能感受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