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oogle搜寻“cities on the move”（移动中的城市），第一项结果与能源和科技公司西门子有关。其主页概览指出，都市社区将面临爆炸性增长，都市中的各种力量会互相冲突，以及该公司如何为城市提供“策略和手段，以确保城市将成为社交、文化和经济枢纽”。第二个结果则是由新城市基金会（New Cities Foundation）组织、名为“Cities on the Move”的活动。活动集合思想家、设计师和规划师，讨论都市基础建设和流动性的议题。接下来的搜寻结果是世界银行在2002年编制，题为《Cities on the Move: A World Bank Urban Transport Strategy Review》（移动中的城市──世界银行都市运输策略检讨）的报告。该报告集中探讨都市运输的可持续发展，强调都市运输须对贫穷人口的公平，并可为他们轻易利用。其他Google搜寻结果包括多个网站，内容直接或间接地连接到有关“移动中的城市”艺术展的文章或文献资料。

不过，最令我感兴趣的是首三个搜寻结果。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西门子公司、世界银行和一个民间组织利用这句词组所概括的意念和议题，竟与差不多二十年前，即上世纪末举行的“移动中的城市”艺术展的意念和议题相近──即城市是创新、蜕变和论战的催化剂，亦是社会文化酝酿、论述和介入的场所。

1997年初某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收到一封来自侯瀚如和Hans Ulrich Obrist的电子邮件。他们告诉我两人正在合作的项目，并说会来吉隆坡。

瀚如和Hans到访期间，探访艺术家、作家、建筑师和意见领袖，提出问题及搜集资料。在数次会面期间及结束后，我们驾车游览吉隆坡，怀着大开眼界的惊叹和困惑心情，感受东南亚经历多年经济繁荣后的浮华光景。我们去了市内旧城区，那儿有熙攘热闹的唐人街，以及移居当地的印尼和尼泊尔商人；César Pelli设计的双子星塔刚竣工，闪烁耀眼的玻璃与钢建筑直入雾霾弥漫的云霄；建筑师杨经文设计的获奖生态建筑，孤伶伶地矗立于高速公路旁的一片偌大空地；一座新开业的酒店兼购物商场，以土黄色金字塔为楼顶，入口有高六层楼的狮子雕塑，在那儿，我们品尝了我见过最大块的意大利芝士蛋糕。

1990年代中期的吉隆坡像许多亚洲城市一样，踌躇满志，充满活力。它的繁荣兴旺来自于新资金、财富，以及涌到此地的人对经济和社会流动的信心。新的高楼大厦、银行、高速公路、高架桥，甚至一个犹如葛咸城的首都，于吉隆坡市郊被砍伐的油棕榈种植园和泥炭沼泽中拔地而起。无休止的打桩工程、建筑施工和交通拥挤令道路堵塞；多达两百万名来自南亚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合法与非法移民工人到来，以寻求更好的生活。马来西亚发出高傲的吼声，直追亚洲四小龙──新加坡、南韩、台湾和香港这四个新兴经济体；“马来西亚做得到！”（Malaysia Boleh!）是那一代人的口号，“亚洲价值”是1993年《曼谷宣言》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姿态，由两名当时已年届七旬的领袖──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广为传播。

首场“移动中的城市”展览设于维也纳分离派展览馆，充分呈现1990年代那种强烈、狂热、认为一切皆有可能的热情。可惜，到展览于1997年底开幕时，那种乐观和生之悦乐早已烟消云散。亚洲陷入危机，经济面临崩溃。货币、经济和市场接踵遭受重挫。财富蒸发、银行倒闭、经济泡沫爆破。厄运和不安预感弥漫亚洲大部分地区，危机旋即于随后数年在印尼和马来西亚猛烈爆发。

1897年，“移动中的城市”展览的一百年前，维也纳分离派创立，创始成员包括一群脱离奥地利艺术家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Austrian Artists）的奥地利艺术家、雕塑家和建筑师。在那座地标式建筑入口处有一句格言：「为时代的艺术，为艺术的自由」（Der Zeit ihre Kunst. Der Kunst ihre Freiheit）。

维也纳分离派创立百周年前夕，“移动中的城市”展览首次设于这个场地并非巧合。展览策展人表达出各自的反抗和“脱离”形式，这尤其见于策展的想像力和目的，以及展览的设计与布置等。重新思考不同艺术轨道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介入都市经济、日常生活及尤为关键的城市。

展览馆的空间转化成实验室。这个空旷的展厅设有一个由张永和设计的夹层；过百件作品放于展厅中，每件均以金属支架结构固定，处于恒定的张力状态中。展览作品包括会说话的榴梿、迷你高尔夫球场、精巧的牙签结构、睡眠舱、笃笃车、单车上的投石器、建筑模型、雕塑照片、彩灯串装饰、腌渍蔬菜、塑胶餐具，还有玩具等。作品在不协调的形式、声音和感觉当中对话和碰撞。展览有一种明显的吞噬感，难以抵挡，莫能喘息。在展览中行走，成为一种强烈的感官和身体经验，这也颇像游走于多个亚洲城市的感受，尤其是像侯瀚如几年前在中国深圳会议中所假设的，有“后规划”发展的亚洲城市。

“移动中的城市”首场展览在参与者和观众之中引发了激烈辩论。这是一场激起强烈意见的实验。有些艺术家被触怒，因为观众不得不在被其他装置阻碍的情况下观看他们的作品；有些艺术家甚至中途退出展览。艺评对策展选择和策略感到既困惑又好奇，展览评价两极。有些博物馆专业人员惊讶于展览杂乱无章的陈列方式，并表示难以想像在自己的艺廊策划这样的一个展览。然而，尽管各方对“移动中的城市”的反应不一，但展览引发了艺术界前所未有的兴趣，并获六个场地邀请设展，包括PS1（纽约市）、当代美术馆（CAPC Musée d'art contemporain，法国波尔多）、路易斯安那现代美术馆（Louisiana Museum of Modern Art，丹麦Humlebæk）、Hayward Gallery（伦敦）、Kiasma当代美术馆（芬兰赫尔辛基）及曼谷市。

此后两年间，策展人和艺术家密切留意亚洲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危机，并实验新的策略。展览项目在每个展场都有变化和重新改造，加入新的委约作品和艺术家，策划新的分组和主题。在Hayward Gallery，Rem Koolhaas和Ole Schereen利用早前一个俄罗斯前卫时装设计展的装置，并将其半拆毁及解构/重建为一个展览空间；在曼谷，城市扩展本身成为了实验的场地。

最后一场“移动中的城市”展览于2000年1月在赫尔辛基闭幕，当时大家正松一口气，因为千年虫并未如科技界预言，为全球带来严重破坏。自展览于1997年构思到2000年闭幕期间，亚洲经历巨变：南韩、泰国和印尼陷于经济崩溃、政局不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纾困注资，协助亚洲经济体重组；香港回归中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改革运动导致道德与政治危机，印尼的人民被拘留，死者数千。独裁领袖热切主张所谓亚洲价值的巧言亦消散无形。 “移动中的城市”以危机之前那种疯狂的乐观作前设，既不能预视，亦不能避免一浪浪席卷亚洲的政治风波与金融风暴。

“移动中的城市”与其他“卖座”展览不同之处，在于这个展览将城市同时作为场地和催化剂。展览承认了高科技、全球化和移民潮沛然莫之能御的步伐，以及亚洲冒起成为新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力量。这个展览孕育并受益于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乐观与焦虑，经历了从类比到数码信号、从传真机到电子邮件、从固网电话到手机的转移。 “移动中的城市”亦记载了时代精神──在两个世纪之交、既具张力又明晰的流变之域下，当下的迫切需要和乌托邦式未来的梦想，两者紧密交织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