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0年代起,台湾艺术家积极挣脱传统的桎梏,创作传递内心想法和感受的作品。
艺术品能记录和反映时代,也是艺术家对某时某地的思考。 1950到1960年代,台湾的水墨画虽与中国内地的美学紧密连系,但不少艺术家更希望与世界接轨。他们有些放下画笔、拿起相机,记录台湾的人文风景和状态,有些甚至跳出台湾,直接以身体创作,目的都是要从社会或艺术界限之中寻找最大的自由。 M+收藏了自1950年代起的台湾艺术品,除了从香港及国际的角度看它们的重要性,也考虑到它们的在地性,寻找它们在台湾的寓意。
水墨:以抽象连接世界
前M+水墨策展人马唯中说,在1950年代,绘画是台湾最重要的创作媒介,在现代主义的影响下,水墨画向抽象风发展,虽然这种改变有一定危险性。 「如果当局在作品里找不到它跟中国美学的连系,便会质疑艺术家是不是在批判它的统治。但当时的年轻艺术家很希望在国际上得到认同,尤其台湾身处风雨飘摇的年代,艺术家更想透过文化来表现自己。如果不画抽象,那不就代表他们不现代了吗?」马唯中续说。
有说抽象画某程度如哲学,因为它能能在政治敏感的年代绕过崩坏或无助,以一种形而上的思考方式去寻找人的存在意义。五月画会和东方画会这两个重要组织正秉持这种精神,两者都吸引了刘国松、庄喆等在当时只有二、三十岁的画家加入。
「他们依然深信古代绘画有着崇高价值,但也希望自己的画能反映时代,是个人对时代的想法;对中国文化多了思考和反省,亦透过抽象画对中国文化重新想像。」马唯中说。
他们尤其想以抽象画连结世界。像是刘国松的《澄者自澄》,远看仍是中国古典山水画的意境,留白,强烈的空间感;然而他用上粗棉纸取代画布,并以炮筒刷取代毛笔,细看其中的纹理来自他独创的「抽筋剥皮皴」—— 撕下纸筋,造成空痕,留白,但没有失却山水画的意境。
在当代艺术继续发展出多样媒介的同时,许多台湾艺术家却从未停止过探索水墨。例如,董阳孜挑战传统,把书法跟西方抽象画结合。 「书法始终是中国视觉艺术很重要的一环。董阳孜把用笔之出色发挥在线条上。」马唯中说。董阳孜觉得文字的线条最重要,即使西方人看不懂汉字,也可以欣赏线条,线条是可以沟通的。她甚至把字放大至跟人一样的高度,让观赏变成一个体验,从一般看字的既定模式跳出来。
摄影及录像:更灵活的创作方式
张照堂开始在他记录台湾的摄影作品中加入自己的美学,作品中既有故意安排的场景,也是日记式的随照,反映着民众的生活。在淡淡的哀愁中,张照堂的照片很多时都呈现了台湾人的生命状态,并将他们某一刹那的存在和人与人之间的连系以影像定格。 「从他的照片会看见当时的苦闷压抑,也有一种年轻人的反叛。」马唯中说。 「尤其他很爱听Bob Dylan 、Leonard Cohen等西方摇滚音乐。」
张照堂1979年在台南安定乡苏厝村拍摄了《王船祭典》。这部经典的纪录片作品是他和杜可风共同拍摄的,为的是借拍摄一场祭典,捕捉人们对宗教仪式的狂热,继而寻找什么是台湾的声音。但张照堂却在后期为片子配上Mike Oldfield的歌曲《Ommadawn》 ,不让观众听见真实的声音;这种艺术层次使它成为了大师级作品。
以身体作媒介:探索艺术的意义
其后,谢德庆继续用身体探索艺术的意义,并探讨他在美国没有身分的状况。时间就此成为了他的生命以及艺术作品。在1980到1981年间,他在一年里每小时打卡并作纪录;他亦在1981到1982年用了一年时间流浪在纽约街头,不进入任何室内空间;在1983到1984年,他与艺术家琳达·莫塔诺 以八英尺长的绳子绑在一起生活,却不能触碰对方。谢德庆一生人只做了六件大作,代表着一种全球化的思想,不论是他的身分还是他的行为,都坚持创作本身具有意义的作品,绝不受艺术上或社会上的限制。
很多艺术家、艺评家和研究者都常把台湾戒严时期的艺术作品形容为解脱压抑苦闷的方法。不过,有些艺术家则表示他们只是刚好在那个年代,做了一些自己喜欢的事而已。作品反映时代背景是真,但创作的原意或许是为了抒发所思所想,当外在环境充满限制,便从界限里寻找最自由的表达方式。有时,从作品里看见的其实是艺术家很纯粹的一种存在状态和心境。 「我们收藏的台湾艺术家作品一定没有台湾机构的齐全,但我们则从香港出发,以国际视觉文化的角度把它连成一个故事。」马唯中说。
页顶图片:张照堂,《嘉义 阿里山 1990 》,1990年,银盐照片,M+,香港,© 张照堂
本文于2021年8月5日首刊于《香港经济日报》,现经改写及翻译发布于此。原作者:陈筠而;编改:网络编辑梁仲汶。所有作品:M+,香港